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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宗”山水画大宗主-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

 泊木沐 2018-12-06

“南宗”山水画大宗主

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

文章来源_网络

[五代] 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 绢本设色

49.8×329.4cm(据辽博) 辽宁省博物馆藏

董源,五代南唐时画家,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曾任南唐北苑副使,故又称“董北苑”。他对画史的主要贡献,是创造了一种表现江南山水风光的画法和风格。宋代沈括说他“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宋代米芾说他的画“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董源的绘画,一方面承传了唐代王维的水墨山水,一方面得自对江南真山水的观察写生,同时他也继承了唐代的另一类传统:以画家李思训为代表的青绿山水传统。所以宋代美术史家郭若虚说他的“水墨类王维,著色如李思训”。元代美术史家汤作了更详细的说明:“董源山水有二种,一样水墨膕头,疏林远树,平远幽深,山石作麻皮皴。一样着色,皴纹甚少,用色陋古,人物多用红青衣,人面亦用粉素者,二种皆佳作也。”有的研究者认为,董氏以青绿为主的作品多属早年风格,以水墨为主的作品则多为晚年风格。

[五代]董源《龙宿郊民图》 绢本设色

156×160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般研究者认为,董源或其传派的作品有《龙宿郊民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溪岸图》(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寒林重汀图》(藏日本县黑川文学院)、《潇湘图》(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夏山图》(藏上海博物馆)和这件《夏景山口待渡图》。其中哪些是董源真迹,哪些是摹本,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

《夏景山口待渡图》,绢本设色,50×319.8cm,被认为是董源江南风格的典型作品之一。

此图曾入南宋内府、元内府,后相继为明代项元汴、清代耿昭忠、索额图和清内府收藏,民初被末代皇帝溥仪挟逃出宫,今藏辽宁省博物馆,是一件流传有序的国宝。明代董其昌此卷的引首题:“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真迹。”元代鉴定家柯九思在卷后题:“右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图真迹,冈峦清润,林木秀润,渔翁游客出没于其间,有自得之意。真神品也。”元代诗人虞集对画面作了精彩的描述:

董元夏山何可得,嘉木千章铁作画。

曾峦总合雨气润,百谷正受川光溢。

犬牙洲渚善蟵洄,沧江散落碣石开。

山田何处无耕凿,寻源不得还徘徊。

……

《夏景山口待渡图》卷后 虞集 跋

《夏景山口待渡图》卷后 柯九思 跋

展卷右起,是平静的水面,中远处有一细长的小洲,稍近处浮一渔船,渔人悠闲作业。视线慢慢左移,出现了似“犬牙”的洲渚,坡岸平缓,冈峦起伏,山头多作圆形,草木蒙茸其上。再往左,呈现出“洑洄”错落的洲渚,树木繁茂,房舍掩映其间,偶见劳作的农人。垂柳依依的滩岸上,一戴青冠的红衣人正在招呼驶来的渡船。

从近景洲渚往远看,是一片平滩,平滩后面是更远的、起伏连绵的洲渚。空气湿润,山形朦胧,整个景象与米芾所言“峰峦出没,云雾显晦……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柯九思所说“冈峦清润,林木秀润,渔翁游客出没于其间,有自得之意”完全相符。

中有细渚,渔船远近

房舍掩映,农人劳作

杨柳岸边,冠者呼船

此图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潇湘图》在画法、风格上颇为相似,卷高尺寸完全一样。有的学者据此推测说,这两件作品原本是一幅画,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人裁截分开了。辽宁博物馆名誉馆长、著名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不这么看,他说的理由是:此图“自有起迄,首尾完好”,而且二图有所不同——《夏景山口待渡》的“具体描绘”要比《潇湘图》“复杂得多”。他还认为,末代皇帝溥仪“携逃董氏作品好几件,以这件《夏景山口待渡图》最具代表性”。

[五代] 董源《潇湘图卷》 绢本设色

50×141.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潇湘图卷》局部

此图中沙滩、山坡、近山、远山的画法有别,近树、远树、灌木、柳树、芦苇、竹丛的画法也各不相同,但它们的组合有节奏、有变化,又十分的和谐,真可以称作一首视觉的“交响曲”。值得重视的是,这些画法笔墨,都与江南风光的特点很合拍,那么,是江南山水孕育了它们,还是它们创造了山水的江南风格呢?两者都是。特定的造化自然是赖以创造特定笔墨技巧的客体根源,特定的笔墨技巧又是创造地域风格的基本手段。但笔墨技巧、风格乃至整个艺术的图式又是承传下来的,如前面介绍的董源山水画产生于对李思训、王维山水画图式、技巧的修正改造,但这种修正改造又是在江南真山真水的启示下完成的。

《夏景山口待渡图》近渚、中洲、远山

《夏景山口待渡图》沙滩、河草、柳树、芦苇、灌木,薄雾明灭

在北宋前期,地位最为尊贵的山水画家是李成、关仝、范宽,而不是董源。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惟李、关、范三家“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鄇,百代标程”。谈及董源时只是说“善画山水,水墨类王维,著色如李思训”而已。北宋中期以后,享盛名的山水画家郭熙、王晋卿、燕文贵等,大都在李成山水模式的基础上创新,看重并承继董源的只有米元章。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四家对山水画的改变,大抵是通过李唐从范宽一路传统脱化而来,与董源几乎没什么关系。

直到元初,赵孟頫提倡“古意”,学习北宋与唐代绘画,董源成为注意的中心,他的《鹊华秋色图》、《水村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吴镇《渔父图卷》等,都是从董源演化出来,并达到一种高峰状态。这样,江南风格派系才完成了对李、郭派和马、夏派的超越。到晚明,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说,董源被尊为“南宗”山水画的大宗主。“南北宗”说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却影响山水画坛三百年,是为什么?原因之一,是董其昌看到了董源与南派风格派系的关系,肯定了这种风格派系的特点与价值,如以水墨为主,意态平和,境界淡远,突出笔墨,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内涵。

近代以来,随着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山水画的衰微,董其昌和“南北宗”论受到审视和批评,但这并没有妨碍董源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的地位。近现代山水名家如黄宾虹、张大千、吴湖帆、陆俨少、谢稚柳等等,无不心仪董源,将他视为正宗山水画的源头。看《夏景山口待渡图》、《潇湘图》等董源和董氏传派作品,联系宋代以来山水画的风格、笔墨和精神气质的变化,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平淡天真”的“一片江南”,还可以感到一种内在的连续性,一种亲和宇宙自然的独特魅力——这魅力是与世长存的。

《夏景山口待渡图》

[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全卷 辽宁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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