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 黄惠运）
欧阳修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是继司马迁、班固之后又一位史学大师、金石学家、谱牒学家。他与宋祁合编《新唐书》、独著《新五代史》，一人独占两部正史；因编纂《集古录》而成为金石学鼻祖；与王尧臣等合编《崇文总目》，成为著名文献目录学家；因创编《欧阳氏图谱》而成为谱学之宗。欧阳修在历史编繁学、历史考据学和历史文献学上筚路蓝缕，开拓创新，作出了杰出贡献，具有重要地位。
一、欧阳修一人独占两部正史
欧阳修与宋祁合编《新唐书》，独著《新五代史》，一人独占两部正史。在“二十五史”中，一人独占两部正史者只有欧阳修、姚思廉、李延寿、脱脱四人。
宋仁宗认为旧（唐书》浅陋，于是下诏重修。前后参与（新唐书）编辑工作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梅尧臣等人。其中列传主要由宋祁负责，本记志、表主要由欧阳修负责，最后由欧阳修统稿完成。嘉右五年（1060），欧阳修和宋祁合著的《新唐书）完稿，由曾公亮进呈。出于谦逊，表示尊敬，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全书225卷。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为了区别于后晋所修《唐书》，是命名为《新唐书》。
《新唐书》与《旧唐书》比较，确有特点和优点。首先，《新唐书》的作者对志、表下了一番功夫，新创了《仪卫志》《选举志》《兵志》，记载了唐朝仪仗帐幕、学校科举、官吏铨选、军制沿革之事，此例为以后诸史所沿袭。《地理志》系统著录全国军府、屯防军镇、水陆交通等，内容镇密博赡优于旧史。《五行志》只记自然灾害而不以附会人事。《艺文志》备收唐人著作，比《旧唐书·经籍志》较全。其他各志也分别增补了新资料，质量多在《旧唐书》之上，最受人称道。《新唐书》恢复了《史记》《汉书》设表的传统，立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4表，其中《宰相世系表》尤有特色，便于稽查人物，虽然它采用各家谱碟，多有谬误与遗漏。但是，要了解唐代宰相参错进退、宗室世族的升降隆替，方镇势力的消长离合，《新唐书》“四表”有重要参考价值。其次，《新唐书》的内容“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虽然删减了一些史实，但文字更为精简，明白晓畅。需要指出的是宋祁编撰的列传与欧阳修编撰的本记、志、表合在一起时，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整齐划一，因此存在风格不同的缺点。
欧阳修“以薛史繁猥失实'于是重加编定五代史。用十八年(1036一1053)时间编成《新五代史》一书，这是唐代设馆修史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全书74卷，包括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10卷、世家年谱1卷、四夷附录3卷。欧阳修禀承孔子《春秋》笔法、“褒贬”义例，《旧五代史》改编重修。《宋史·欧阳修传》评价：“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在编撰体例方面，新五代史改变了旧五代史的编排方法。旧五代史分梁书、唐书等书，一朝一史，各成体系；新五代史则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旧五代史不分类编排列传；新五代史则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褒贬”义例，譬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根据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新五代史》的世家及世家年谱，大致相当于《旧五代史》的《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明确将中原以外的割据政权分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北汉等十国。各小国的划分编排，条理清晰，首尾完具，显然胜于旧史。
《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书籍内容，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尤其在《十国世家》《于阗录》《司天考》等篇目中补充了许多史料，因此内容更加翔实，史料价值更高。欧阳修撰史，选材讲究，结构严谨，文字凝练，不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创《职方考》，独树一帜，颇受称道。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平心而论，两部《五代史》各有短长，可以互为补充，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著作，不应偏废。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二书繁简，各有体裁，学识兼资，难于偏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记，世称五代史者，省其文也。唐以后所修诸史惟是书为私撰，故当时未上于朝、修殁之后始诏取其书，付国子监开雕，遂至今列为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然则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赅具而断制多疏，欧史如公谷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书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神于风教者甚大。”陈师锡五代史记序也肯定了《新五代史》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认为欧阳修“春秋笔法”的褒贬义例是司马迁、班固以来第一人，序云:“五代距今百有余年，故老遣俗，往往垂绝，无能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釆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依，来者无所考焉。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
二.编纂《集古录》，成为金石学鼻祖
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他在《醉翁亭记》一文中说“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集古录》一千卷是欧阳修重要的金石考古专著，欧阳修因为编繁了与历史学密切相关的《集古录》一书，而成为金石学鼻祖、著名的历史考古学家。在刘敞等人的帮助下，欧阳修编纂了金石学名著《集古录》10卷。刘敞，字原父，临江军新喻（原江西新余市，今樟树市黄土岗镇）人，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金石学家，世称公是先生，著有《公是集》54卷。嘉佑三年（1058），刘敞以翰林侍读学士充任永兴军路（今西安市）安抚使兼知永兴军府事，将发掘所得的古器物，悉数购买收藏，分类整理，著录研究，同时，为欧阳修描摹、拓印、考订古器铭文，或赠送古器物，帮助欧阳修“考按其事”，如与殷、周史研究极有关系的毛伯敦、龚伯彝、伯庶父敦、韩成鼎等古器物都是刘敞赠给欧阳修的。对此，欧阳修十分感激。他在《前汉二器》跋中说：“余所集录既博而为日滋久，求之亦劳，得于人者较多，而最后成余者原父也。”在《敦箧铭》跋中又说：“余家《集古录》，自周武王以来皆有者，多得于原父也。”在《毛伯古敦铭》跋中说：“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读学士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读古文铭识，考知其人事迹，而长安秦汉故都，时时发掘所得，原父悉购而藏之。以予方集录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铭文以见遗。此敦，原父得其盖于扶风，而有此铭，原父为孝按其事。
《集古录》是我国保存至今的第一部金石学名著，这得益于周必大刻印《欧阳文忠公集》。周必大认为，一代文宗欧阳修，其文集遍行海内，惜无善本，以前刻印的诸本《六一居士集》“讹舛大甚”，有的“以意轻改，殆至讹谬不可读”，有的“卷铁丛脞，略无统纪”。他“私窃病之，久欲订正”。绍熙二年（1191)春，周必大和郡人孙谦益、丁朝佐、胡柯，旧客曾三异等人遍搜旧本，旁采先贤文集，互加编校，且编写年谱。同时，选派喻辑、胡彦等刻工数十人，重新刻印《六一居士集》。庆元二年（1196）夏，刻成《欧阳文忠公集》153卷，附录5卷，刋之家熟。此书编次、体例，“本出必大”。周必大不顾年迈体弱，孜孜于刻书工作。他“率同志者朱黄手校如老书生”，“盖逐一字皆经眼，每一篇必经手”，由于编定精审，“遂为善本”。周必大之子周纶又以所得欧阳修传家本（即欧阳修之子欧阳棐所编次本)，嘱曾三异校正，“益完善无遗恨矣”。从此，“周必大刻本”成了中国古代书籍史上有名的“家刻本”，历代都被奉为私家刻书的典范。欧阳修文集本身就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的苏轼序、宋史本传、苏撤撰神道碑、韩琦撰墓志铭、苏轼、王安石祭欧阳修文，以及欧阳修为别人撰写的神道碑、墓志铭、祭文等，都是重要的史料。《集古录》这部金石学专著也赖以保存至今，成为考古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籍，而刘敞编纂的（先秦古器记》却铁失不存了。
《集古录》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欧阳修编纂《集古录》一书千卷，又手写题跋十卷，“古今巨观也。”欧阳修精于文字学，所题一笔一画，毫无懈意，精工极致，不仅保存了大量文物真迹，而且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原始资料依据。在《集古录》中，
《集古录》中，有解释不清楚的古器物铭文，欧阳修予以书录保存，“以待博学君子。”欧阳修写道：毛伯敦、龚伯葬、伯庶父敦，“三器铭文，皆完可识，具列于左。”保存至后世辨认研究。汉郎中郑固碑，在《集古录跋尾》中也有记载，尽管“其中数语今多漫灭不见也”。但是，其史料价值不可泯灭，历久不衰。
欧阳修集古题践的宗旨就是金石证史。说：“予所集录古文与史传多
异”“余所集录，与史传不同者多。其功过难以碑碍为正者，铭志所称，有褒有讳，疑其不实。至于世系、子孙、官封、名字，无情增损，故每据碑以正史。”“余于集录正前史之阙者，多矣”“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底益于多闻。”《集古录》中有很多考订史实之处。有关于名字的，如《唐书》载孔颖达字仲达，而唐于志宁所撰《唐孔颖达碑》则云字冲远，“可以正史传之谬”。有关于年龄的，如史书上说张九龄寿六十八，而唐长庆三年立的《唐张九龄碑》云六十三。有关于仕履的，史载：“张说卒，（张九龄）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碑云“副知”，到后来作相迁中书令始云“知院事”。欧阳修以为，“而至于年寿、官爵，其子孙宜不谬，当以碑为是也。”欧阳修《集古录》一书的金石证史价值不容忽视，与其瑰丽的文采异曲同工。所以，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说：“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
欧阳修是石鼓文发现后的第一个质疑者（卷一（石鼓文》)，后世疑石鼓文者所持论据多为欧阳修说法之拓展。欧阳修率先提出“石刻于秦”的年代问题。欧阳修提出“石刻于秦”说后，经过南宋郑樵提倡，至近人马衡撰写《石鼓文为秦刻石考》一文，遂成为定论，其后更有唐兰先生和郭沫若继续考证，其说直至不可动摇。关于秦系石刻《诅楚文》的年代，熙宁三年（1070），欧阳修疑《诅楚文》为楚怀王时刻石，后来又修正此说，以为在顷襄王时。在欧阳修之后，董道、王厚之、王柏等人也有关于《诅楚文》年代问题的考证，但不出欧阳修所谓“非怀王则顷襄王”的说法。到了现代，经唐兰先生和郭沫若等的进一步考证，其年代为楚怀王时已成定论。
三、合编《崇文总目》，成为目录学家
1034年至1041年，北宋欧阳修、王尧臣、王沫等合作编制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馆）及别贮禁中秘阁藏书目录。太平兴国三年（978)，于三馆左侧新建崇文院。端拱元年（988)，诏分三馆之书万余卷别为书库，名曰秘阁，以别贮禁中之书籍，与三馆合称四馆。景祐元年（1034），以三馆及秘阁所藏图书或谬滥不全，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等看详，定其存废。讹谬者删去，差漏者补写。因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沫、馆阁校勘欧阳修等校正条目，讨论撰次，定著30669卷。分类编目，总成66卷。按四部分为45类，计经部9类、史部13类、子部20类、集部3类。史部特设“目录”类，第一次立“道书类”“释书类”于子部中。庆历元年（1041年）书成进呈，宋神宗因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馆）新修崇文书院，故赐名《崇文总目》。后因崇文院改为秘书省，徽宗时，《崇文总目》改名《秘书总目》。然自南宋以来，诸书援引，仍谓之《崇文总目》。著录经籍3445部。每类有叙，每书有释，是中国较早的解题书目，起到“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的作用。某些类别如“文史”“医书”“释书”等，以后长期成为官私目录著作的定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继承和效法了《崇文总目》的编制体例。
《崇文总目》是北宋前期国家藏书目录，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官修目录，是古代目录学巨著，与明代杨士奇等编制的《文渊阁书目》相媲美，具有重要的文献目录价值。五代战乱，图书严重散失。《崇文总目》保存了大量书籍篇目，每部书均有提要，首列书名、次卷数，又次为撰著人或注释者姓名、年代，宫衔，最后考证是书存缺情况，兼叙书本流传源流，所记甚为详备，各类皆有序文，述其大义。原书已佚，清代寨修《四库全书》时，据天一间藏不完整的抄本、《永乐大典》引文及欧阳修文集辑为12卷。后来钱东垣、钱侗、金锡也、秦鉴等进一步排释，编成5卷、补遗1卷。现有《中国历代书目丛刊》本传世。
四库馆臣云：“今观其书，载籍浩繁，抵悟诚所难保，然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于斯，百世而下藉以验存佚、辨真赝、核同异，固不失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二书均录存了《崇文总目》，《永乐大典》又从二书采引，使书目得以保存，虽然“无所增益，已不能复睹其全，然蒐辑排比，尚可得十之三四，是亦较胜于无矣”。后朱彝尊从范钦天一阁藏本抄写《崇文总目》，又以《居士集》《文献通考》加以补正，因此，《崇文总目》一书的文献目录价值应该肯定和利用。
四、创编《欧阳氏图谱》成为谱学之宗
欧阳修既是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是谱牒学家。他很重视家谱的编写，因创编《欧阳氏谱图》，而成为谱学之宗。欧阳修编写的《欧阳氏谱图》，与苏洵所编的苏氏族谱，被称作欧、苏二体，是中国私家修谱的先例和范本，家谱中有谱序、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等体例，成为后代家谱的基本定式。元明以后的家谱的谱例，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发展，增加了谐论、像赞、族规、家训、恩荫录、五服图、字辈排行、人物传记、文书契据、艺文著述等，形成一套成规。欧阳宗族的族谱，从欧阳修编《欧阳氏谐图》以后，虽有数十种族谱、家谱、通谱及续修的谱系著作，但都是在《欧阳氏谐图》所定谱例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的。欧阳修所编的《欧阳氏图谐》梳理了欧阳氏源流。在谱序中，他记述了欧阳氏得姓于无疆的一个儿子蹄被封为欧阳亭侯。欧阳亭在湖州乌程欧余山之阳，以后子孙便以欧阳为氏。汉有为涿郡太守者，子孙便北迁，一支居青州千乘，一支居冀州之渤海。千乘八世博士绝后，以后欧阳一族便以渤海为系统下传，直到欧阳修这一系统。他主要记述了吉州庐陵县的欧阳宗族，并且指出：晋以后天下大乱，欧阳氏诸族，有欧阳举、欧阳纯、欧阳迹等，都带领其族南迁，散居于丹阳（今河南沈丘县）、吴郡（今浙江省湖州市）、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而欧阳质这一系居于长沙临湘。前面三支都不显名于世，传承无闻。欧阳质这一系从欧阳景达以后，逐步彰显。
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家谱可补国史之缺。欧阳修所编的《欧阳氏图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欧阳氏图谱》不仅考证了历史记载上没有的人及其配偶，而且收集了魏司空崔林、南宋太保王弘齐、南宋太尉王俭、南梁御史中丞王僧孺、南梁尚书兵部马将臣、贾贵等人为欧阳氏旧族谱写的序，这些谱序。保存了许多关于家族乃至国家的历史资料。
欧阳修所编的《欧阳氏图谱》提出了许多修谱原则。一是“断自可见之
世”。即世系较远的应疏略，近的要详细。二是玄孙以后另为一世。按照中国古代礼法五服制度为标准，谱系的原则，是由高祖、祖、父、子、孙、重孙、玄孙七世为一系，或五世为一系。玄孙以后另为一世。三是各谱要互见。一般五世以后，可以各支系另写家谱。各支族的家谱既各自独成体系，又互相衔接，综合起来，既可以记载本族纵向的深远历史，又能够反映本族横向的发展状况。四是列出世系图表，表后附传，绘制先祖图像。欧阳修用《史记》“表”的方式表现世系。将本族名人图像刻印入谱，并加像赞，以传永久。在图表之后，附写名人传记，彰显生平事迹。五是考辨先世，收录前代族谱序言。新谱对旧谱记载不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应进行考证，以求更加精确。各谱除修谱人的总序以外，一般都将前代族谱中的序言，逐一收录，以展示族谱修撰的过程和沿革。六是不收外姓，族表记录。为了防止逆伦乱宗，收养的男子不得入谱，即使有也须注明。谱中人员，受到皇家表彰的文书，当时名人对谱中人物领扬的诗文，均要照录。族谱中要记载勤俭持家，遵纪守法，不偷不抢，励志上进，乐善好施等族规族训，本族子弟必须遵守，严重违犯族规者不得入谐。这些修谱原则，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不仅有谱牌学价值，而且有历史学价值。
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一书中说：“江西自欧阳氏以古文起于庐陵，送为一代冠冕。”明代李贤说：“宋朝名儒钜公多矣，而好古博雅无如欧阳公焉。”可以这样说，欧阳修不仅是文坛宗师，也是史学大师，他的文学、史学，金有学乃至谱牒学成就影响了中国文坛、史学、考古学及谱牒学领域，其有崇高的历史地位，需要进一步传承和创新。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将自录学作为治史入门的“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之一，由此可见，欧阳修等人合编的《崇文总目》一书，是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把钥匙，在历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欧阳修还有“不没其实，论辨正统；天人相分，反对祥瑞；整伤道德，标举名节”等丰富的史学思想，以及“以易解史”风格和疑古辨伪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