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改造康德美学的认识论结构

康德美学中蕴含诸多有价值的东西，然而，邓晓芒先生认为必须经过改造，才能彰显其中被掩盖了的审美精神。康德作为理性派的哲学家，每当面对审美活动有关的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感性现象背后的认识能力的作用。这样一来，这种理性主义和认识论立场客观上就掩盖了审美活动的实质，即这种解释只是对审美活动在人的认识能力方面所造成的效果的表述。在认识论色彩笼罩下，审美的情感能力黯然失色，因此，认识论是康德美学的短板。

原文 ：《改造康德美学的认识论结构》

本报特约记者   姜晶花

图片 | 网络

01

对康德美学的认识论结构之认识

康德指出美是从鉴赏开始的，他从审美的感性效果入手，归纳出一套鉴赏力的“契机”。邓先生认为，这种归纳不是经验的归纳，是将《纯粹理性批判》的建筑术方法运用到审美中，从而得到四大契机的说明：一是质的契机：无利害的愉快，审美是超功利性的，纯粹的审美态度；二是量的契机：非概念的普遍性，虽是个人的愉快，但却有普遍性、共同性，即主观普遍性；三是关系的契机：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没有实质上的目的，看美的对象时只看主观形式；四是模态的契机：共通感的理念，这种共通感具有先天的必然性。康德认为，每个人先天有一种共通的情感，而这种共通的情感迫切需要通过一种方式传达给别人，这就是审美的起源，也是康德晚年对于审美的先天原则的发现。这四点作为纯粹的鉴赏力的标志是运用诸认识能力做游戏产生的自由协调活动，由此引起的愉快就是审美愉快。可见，这四大契机在康德看来是诸认识能力的作用方式。

　　

四个契机中，邓先生认为只有共通感才直接接触到了情感的问题。康德只是将之看作一个理念，本质上是感性对理性的追求。所以它既是一种特殊的感性认识能力，又具有知性的普遍可传达性，情感传达不是情感本身的作用，而是由理性的理念所导致的。但在邓先生看来，共通感不是什么理念，而就是情感本身的延伸，情感的普遍传达必然就会排除利害的考虑，也排除概念和逻辑，单纯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只有作为共通感传达的中介才能起作用。

　　

由此，邓先生认为，康德并没有将情感的普遍可传达性归结为传情的能力，而只是作为认识的能力的一种表现。在四大契机中都没有涉及美的本质，不能把康德有关鉴赏判断的契机看作美的本质，它们只是描述了美的属性。在邓先生看来，康德只在纯粹审美判断的演绎中涉及了美的本质，即这样一条定义：“鉴赏能力就是对一个表象的情感没有概念的媒介而能够普遍传达的一种评判的能力。”这是康德传情说的最本质的表述，四大契机只是这一本质表现出来的现象。

02

突破认识论范围，凝练康德美学价值

迄今为止形式主义原则和超功利性原则被看作是康德美学概念性的标志。在邓先生看来，几乎无人关注康德在认识论遮蔽之下的传情论，更没有人把这作为奠基性的原理加以发挥，以建立起一门传情论美学。尽管传情是康德鉴赏力的定义，但学术界几乎都将之视为四大契机基础上所形成的效果，这与康德美学的体系结构和表达方式有关。在康德看来，鉴赏和美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某种特殊的结合方式，是反思性的判断力以及由此带来的诸认识能力之间的协调关系。对于对象表象的感性形式，我们的知性和想象力在上面自由协调活动，就产生出美感；然而，对于一种感性的无形式，想象力与知性无法达成协调，转而与理性在更高层次上达成协调，这就产生出崇高感。

　　

但在审美中，诸认识能力的自由协调活动引起愉快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否有自身的规律和原理呢？邓先生认为康德对此并没经过深思。因此，康德用情感的普遍传达来定义鉴赏时，并没有确立情感本身的原理，而仍然是依赖知性的原理，背后是由知性的一般“准则”来支持，特别是由知性的第二个准则来支持的。就是说，情感传达是基于人有能力站在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考，这样才能认定自己的美是正确的。邓先生认为，康德把情感普遍传达的原则偷换成知性的能力和准则，使审美成了一种知性的态度，一种旁观者的认识态度，而不是情感投入的态度，成了“看一个对象美不美”的“判断”，而不是“希望一个对象能令人感到美”。

　　

尽管如此，康德首次将审美归结到人的情感传达，打开了理解人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意识秘密的大门。邓先生认为，比起四大契机，康德实际上更为看重情感传达，这在他的《实用人类学》中得到确证，在这里康德特别强调了情感的可传达性，甚至归结为人的情感的社会性。情感本身既然是社会性的、可传达性的，那么就无须认识能力的干预而可以直接进入道德领地，而所谓无利害的、非概念的形式合目的性也无非是社会性情感普遍传达的合目的性。应该说，在《实用人类学》中康德美学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考察，这才真正展示了康德美学的价值。

03

突出情感共鸣的愉快，确立传情论美学

邓先生的传情论美学，是将康德美学的传情命题置根于人的社会性生产劳动这一人类的起源中，并使之从一种美的属性提升为审美活动的本质。邓先生三个关于美的本质定义，揭示出美的本质最初就蕴含于生产劳动的社会性中并作为它不可缺少的要素，生产劳动的社会性里面必然包含情感的相互传达。邓先生从康德美学中拯救出美本质最重要的合理内核，即情感的社会性传达，这是他对康德美学的改造。

　　

具体说来，这种改造首先体现在对鉴赏的四个契机和鉴赏的传情论定义之间关系的重构中。对于它们之间的次序位置，邓先生作了彻底的调整和颠倒，即首先从情感的社会性出发去解释四个契机。对这种社会性的解释不是一般合群与社交，而是深入到人的社会性与其他动物群体的本质区别中。情感本身是否可以不借助认识能力来传达，康德没有提及，但却暗示了对自己美学结构的改造方案，即撇开对诸认识能力的相互关系的支撑，去追究更带根本性的东西。邓先生问到：“人们在不为求知不为获利情况下为什么要互相传达情感？”邓先生基于实践唯物论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即人类在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过程中使自己从猿变为人，使人成为了有理性的动物，从而使得动物性的表象、情绪和欲望提升为人的概念、情感和意志。这种情感具有对象化的结构，是社会性情感，它只有在借助对象传达并得到他人共鸣的情况下才得以完成，这里就具有了艺术和美的基因。所以，传达情感首先是人类共同劳动的必需，是人之成为人的前提。由于人的生产劳动的内在结构，知情意便共同构成了人性不可分离的三维结构。

　　

在此基础上，邓先生进一步修正了康德的四个契机：第一，对于审美的超功利性，情感传达本身就是超功利性的，但它可以使全社会团结一心以对付严酷的大自然，这种情感的纽带就是最大的功利；第二，对于非概念的普遍性，情感本身是非概念的，但基于自我意识的对象概念和他人的概念才能传达，因此需要理性预先作铺垫；第三，虽情感传达借助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但情感传达本身就是目的，审美并不是完全盲目的冲动；第四，共通感是情感传达的结果，它不是追求不到的理念，而是在鉴赏中通过情感的可传达性而可以随时被证实的。可见，鉴赏愉快本质上是情感传达带来的情感共鸣的愉快，而不仅仅是诸认识能力自由协调活动所引起的愉快，这是邓先生与康德的原则分歧。这种情感传达也包括自己对自己的共鸣，因而这种愉快也是自我意识的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