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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ssionate care: not easy, not free, not only nurses 同情心历来是卫生专业人员尤其是护士开展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有关人文关怀（Compassionate care，也有译为慈悲关怀）的定义很多，也都含有一系列要素。大多包括以下几个因素，一是认知因素：通过探索对方的观点来了解其至关重要的需求；二是意志因素：选择采取行动去尝试缓解对方的不安；三是情感因素：设身处地的体验对方正在经历的感受；四是利他因素：无私地回应对方的需求；五是道德因素：不表达可能会加剧对方痛苦或不幸的同情心。通过诸如在美国建立的施瓦茨 · 朗兹（Schwartz Rounds）中心，新西兰心连心医疗中心（Hearts in healthcare），以及亚太医疗关爱中心等发起倡议，呼吁更多的人性化护理在国际交流中已变得十分普遍。在英国，一份名为“实践中的同情”的政策文件概述了与人文关怀有关的6个“C”： 关心（care）、同情（compassion）、勇气（courage）、沟通（communication）、奉献（commitment）和能力（competence）。这一政策文件是在对负面的医疗服务经历的描述引起人们关注之后出台的，其中包括2013年英国弗朗西斯报告，该报告详细介绍了英国斯塔福德郡中部国家医疗服务信托机构对患者的非人性化治疗。作为整治疏忽治疗和不安全治疗的解决方案，当代围绕实践和政策的争论往往将人文关怀视为解决现代医疗服务中根深蒂固的问题的一种简单的、成本不高的方案。然而，提供人文关怀并非没有成本。首先，员工需要与患者进行情感方面的互动，这会让他们感到心理疲惫，并有可能引起倦怠。此外，需要有资源充足的工作场所，以便让卫生专业人员在解决患者基本需求（如卫生、喂食）的同时，能与患者充分沟通，从而了解他们的个性化需求，而不是提供机械化的服务。 特别是护理，已经与当代有关人文关怀的讨论联系在一起。作者调查了英国对“人文关怀”的报道，通过单独使用关键词和与护士、医生、管理者其他关键词联合检索，对2007至2017年间通过Scopus、Factiva和个人期刊提供的专业期刊和非专业期刊的全文数字化内容进行了调查。作者只收录了原创文章，剔除了与当前讨论无关的内容(例如讣告)，并手工搜索了每个期刊的文本样本，以确保检索参数成功识别了相关内容。结果如图1所示。值得注意的是，护理和卫生服务报道对人文关怀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医学期刊。在医学期刊上，人文关怀的讨论集中在医生在给予和确保对病人有同情心的环境方面的作用，这是不足为奇的。然而，仔细研究却发现，护士仍然是床边护理的提供者。在大众媒体中，关于人文关怀（很大程度上至关重要）的讨论通常与护理有关。只有一份英国报纸，在讨论人文关怀时更多地涉及到医生，报道反映了医学媒体将护士定位为其直接提供者的趋势。而主要问题在于，没有一个报道对高级管理人员给予足够关注，而他们才是促进提供人文关怀的关键因素。 图 1，2007-2017年英国“慈悲关怀”的报道 【2007-2017年英国“人文关怀”的报道】 护士与提供人文关怀之间的这种联系并不新鲜。追溯到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工作，护理与执行上帝旨意有关——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护理职业建立之时就凸显了强烈的宗教色彩。用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那些追随她的人所具有温柔、善良和礼貌等品质来描绘早期对“护理角色”的理解。随着19世纪中期护理开始逐渐演变为更规范更专业的活动，这与未受过训练或家庭照护有着根本的区别，对护士护理工作的无私奉献的文化期望一直延续至今。将现代医疗保健中的直接同情责任与护理人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论述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一系列深刻又极具争议的历史假设。
护理作为一种职业的出现，得益于现在抛弃了把照顾作为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所适应的一种独特的劳动形式的观点。起初，职业护士的同情心和技能让她得以进入家庭和医院病房，以取代狄更斯作品《马丁·翟述伟》中那种粗俗、冷漠、缺乏训练的“莎拉·甘布”。“护理”（Nursing）和“照护”（caring）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同义词，尽管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护士培训项目和文献要求其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随着越来越多地使用复杂的生物医学和技术干预措施，这些变化加速了，提高了雇主和监管机构所需的教育和专业素养，取代了早期在培训和实践中对床边或“直接”护理的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60年代，护理文献记录了人们对护理核心中“代理母亲”的“帮助性的、情感性的”的工作与“冷漠的治疗者”的“商业化的”效率之间不断分化的不安。
战后的英国，护理角色演变的国际趋势进一步受到全面综合卫生服务的独特背景的影响，该服务由一般税收提供，并受国家和地方监管机制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过去25年里，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宜之计已经影响到对护理的理解。同时，教育模式和职业升迁途径的转变很大程度上要求和奖励护士的专业化和管理角色，而“熟练的床边护理”却很少得到类似的支持。然而，在角色塑造以及哲学、理论和教育支持方面，作用有限的资深护士仍然是培养人文文化的关键。 内部市场、管理主义以及在整个卫生服务部门界定并实现可量化的质量和效率水平的相应推动，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医疗服务的充分性和卓越性，包括在护理中提供人文关怀。然而，衡量人文关怀的呼声依然存在争议，尤其是因为它的构成是模棱两可和动态的。此外，同情心是人机互动固有的产物，这形成了影响护理模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沃森的人性关怀理论。评估取决于病人和护理人员的主观体验，使传统的评估策略成为问题。 撇开评估个人同情心所面临的挑战不谈，无论是通过检查还是访谈，关注个体行为忽略了现代医疗保健的综合性，它代表了一个微妙和多方面的生态系统。正如达顿 (Dutton)及其同事们所说的那样，组织不会因雇佣有爱心的人而变得有同情心。相反，实践同情心需要一个现有的社会架构来促进信任、关注和同理心的规范。在这种规范中，同情被视为一种集体责任，根植于所有职员角色明确的实践。因此，尽管人文关怀需要特定的技能和知识，且可由单个护士和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来展示，但它必须通过提供所需结构性资源(例如，人员配置水平、文化一致性护理等方面的培训)和变革性领导的环境来促进。 创造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工作场所，可以使人们对组织的奉献以及他们对同事的看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帮助他们解决在工作中遇到的痛苦和困扰。个人对组织的看法可以通过亲身体验同情来塑造，也可以通过了解其他人的待遇来塑造，从而提升员工的适应能力。领导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既可以通过积极展示关注、感受和回应痛苦的重要性，也可以将自身情绪表达为一种可接受的工作方式。这可以帮助组织将同情制度化，使其自立。 在现代医疗服务的复杂环境中，护理必须是患者、员工和组织共同的责任，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个人或专业团队能够确保提供人文关怀。社会很容易将责任归咎于某一行业(如这种情况下的护理)，而不是应对体制层面变革带来的挑战。相应地，在每一次不良护理事件中，下意识地对恢复或增加同情水平的呼吁，是由于漫长的历史原因所决定的，即最初作为女性，然后作为下级专业医务人员的护士，地位低、情感护理无偿。 直到后来，临床工作才逐渐尊重每个学科的贡献。医疗卫生系统传统上低估了人文关怀这项工作和其提供者在经济上的价值，仅依靠文化和社会规范将这项工作置于一个特定职业身份的核心（即护士）来确保完成。在今天以目标为导向和经济扩张的体制中“计算得失”，促进人文关怀的努力常常被限定在制定衡量个人同情心指标上，但这些都是专门针对护士的，尽管系统层面的限制明确了他们的工作。相反，作者建议，虽然护理人员和这个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在倡导慈悲关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们不应是唯一的践行者。护士确实拥有丰富的经验，在塑造具有同情心的，有弹性的组织中发挥作用，在这种组织中，人文关怀将继续成为常态，但他们不能单独或廉价地这样做。 （本文译者杨柳，中国援助巴巴多斯医疗队队员） 【原文】 https://qualitysafety./content/26/12/1023 【备注】在本文的编译过程中，关于 Compassionate Care术语的准确翻译深感困难，得到了国内一些专家教授的建议，如译为人文关怀、慈心关怀、同理心关怀、共情照护、热情地照护、有温度的照护、富有同情心的医疗、体恤医疗、慈悲医疗等，但都感觉到在中文里似乎难以找到一个词语来传递Compassionate Care的全部含义，最后仍用用了“人文关怀“一词。在此，感谢各位专家教授的鼎力支持。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衷心感谢您在留言栏里提出宝贵建议。 患者安全 【温馨提示】本文仅供参考学习，不一定适合我国国情。 翻译：杨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脏内科 曹松梅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护理部 审校：孙萍 赵庆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编辑：肖明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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