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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洪应明《菜根谭》中载，“琴书诗画，达士以之养性灵，而庸夫徒赏其迹象；山川云物，高人以之助学识，而俗子徒玩其光华。可见事物无定品，随人识见以为高下。” 同样是面对琴书诗画或山川云物，有的人借以增长学识、怡养性情，有的则仅仅是看到外在形式。可见，外在事物本身并无一定的高低品类，不过是随着欣赏者的学识修养变化而已。 推而论之，遇事只有反求诸己、内向发力，才是正途。 《吕氏春秋》中载，夏后相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列子》中载，楚庄王向詹何询问治国之道，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对以末。”詹何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治身，为政者如果保持自身修养良好，国家自然能够治理好，反之则不过是舍本逐末。 在传统社会，许多先贤正是从反求诸己之中悟道，创立功业，还有的则将其作为一条为人处世法则，终身践行。 唐朝韩愈在《原毁》中论及，“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北宋王安石在《礼乐论》中说：“不迁怒者，求诸己；不贰过者，见不善之端而止之也。”明朝王守仁《传习录》中载，“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 不论是昌黎先生的“其责己也重以周”，临川先生的“不迁怒者，求诸己”，还是阳明先生的“学须反己”，讲的道理都相类似，遇事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只有常常反躬自省，才是成事之道。 治理地方、统帅军队、为人处世之成败得失，看似取决于外部因素，实则考校的是领导者个人的学识修养。 晚清重臣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之时，曾经拜唐鉴为师，潜心研究理学，将修身养性之道在日常行为中加以践行。 晚清社会政治腐败、百业凋敝，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能静下心不浮躁已实属不易，文正公却将修养心性作为每日功课，并由内及外指导其创立湘军、兴办洋务，成为少有的能将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之人。 梁启超早年读过曾国藩家书后，对照检讨自己，“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自顾数年以来，外学颇进，而去道日远，随处与曾文正比较，觉不如远甚。” 从古至今，世间万物纷繁复杂，简而化之则不过是个人与外界的关系。传统文化强调个人之修身养性，将其作为处世之前提，要求个人在与外界相处时，向外要探寻事物规律，掌握改造世界的方法策略；向内则要修养心性，体悟与外界的相处之道，两者相互促进。 反求诸己，是说与外界相处遭遇不顺，问题可能出在自身德行上、能力上，也可能是脾气性格上，不能盲目责怪外界环境或苛责他人，要多向内寻原因，在反躬自省、默默积累的过程中提升自己，蓄势待发； 相反，若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会使人眼界闭塞，难以有所提升。 事物无定品，随人识见以为高下。大千世界本就随着欣赏者的眼界不断变化，内在学识修养提高也意味着对外界的认知判断大不相同，当我们站得更高、视野更宽时，世界在我们眼中又是另一番模样。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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