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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满楼 民国时期，名人间的婚恋事件一向为舆论所津津乐道，如徐悲鸿与蒋碧薇、孙多慈、廖静文等人的感情纠葛，就一向纠扯不清。 当然，夫妻间的事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真正塑造受众眼里的“蒋碧微”和“徐悲鸿”形象的，其实多数是蒋碧薇在回忆录的叙述。 据说，《我与悲鸿》这本回忆录是在台湾主笔章君、杨兆青帮助下整理出来的，而此书对蒋碧微作了很好的包装，由此赢得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同情与共鸣也就不在话下了。 按：从蒋碧薇与张道藩的情书来往看（即《我与道藩》），前后两本书的风格不太相同。按蒋碧微亲人的说法，《我与悲鸿》一书是别人代笔的。  当然，蒋碧薇的这本书确实记载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包括徐悲鸿的个人历史及交往乃至行程等，其他如宜兴风土人情、赴法国留学生的情况、与各界的交游情况。 包括民国知名人物谢寿康、陈散原、张道藩、邵洵美、张继、吴稚晖、张静江等等，都有历史参考价值。 而且，蒋碧薇对其婚姻中的各种误会与纷争，记载也很详细，算是直言不讳。  至于廖静文，其于1945年与徐悲鸿结合时，后者名高位重（美院领导），疲惫已极，只想找个女人结婚，而前者大约是想找个依靠。 是年，廖20岁、徐48岁。徐悲鸿与廖静文相处了八年，两人育有一子一女，但很难说彼此有多大吸引和了解。 毕竟，廖是后来者，各方面差距都很大。 至于廖静文写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这本书，前半部基本是对蒋碧薇回忆录的文学性改写，后半部虽然写自己和徐悲鸿，也仅仅是浅尝辄止，大约也没什么东西可写。 其中，廖文中有两个地方不太好，一是对蒋碧薇（想想书的材料来源）、张道藩泼脏水（说张是特务头子），二是政治化。当然，这也是当时的通病。 不过，廖静文有个观察倒是值得注意： 在两人认识初期也就是1942在重庆时，廖静文看见徐悲鸿独自在楼下散步，“他那微微有些弯曲的背影，很久地在那里徘徊，呈现出一种十分凄凉和未老先衰的生态”，这个观察和描写是很到位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悲鸿后期虽然长期被肾病困扰，但也是被蒋碧薇伤、为孙多慈忧，由此先衰早死，其中恐怕也是有关联的。  严格说来，蒋碧薇和廖静文都不是真正懂得徐悲鸿艺术追求的人（真正懂的人是孙多慈）。 对蒋碧薇而言，徐悲鸿是其少女时代的心动、年轻时的清贫共苦，当然，其间也不乏开心的日子。 此后，徐悲鸿名声鹊起，两人的分歧也就越来越大，最终归于仳离； 当然，蒋碧微在回忆录中也不是一味贬低徐悲鸿，尤其是后者在欧洲求学的刻苦和对艺术痴迷，大体还是保留了青年徐悲鸿的形象。 或许，读者将徐悲鸿前后两任妻子的回忆录结合起来看，才能更接近一个真实、多面而立体的徐悲鸿，这个偶然昏头、软弱而又不算太坏的男人吧。 至于廖静文，其学养层面决定了她只能把徐悲鸿当偶像仰望，而其后半生也基本是靠徐大师的牌子而过活的。  徐悲鸿病故时，廖静文才30岁。3年后一次去北戴河疗养时，廖静文认识了某部队防化连指导员黄兴华。 是年黄24岁，高大英俊，两人很快热恋结婚，但这段婚姻仅维持10年。黄和廖生一子名“廖鸿华”（廖静文、徐悲鸿、黄兴华中各取一字）。 廖静文后来曾说，和黄结婚“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一件事”；“我不仅爱徐悲鸿，也是他的崇拜者。” 想必和后夫离异后，廖静文觉得还是大师的招牌好用，于是再次以徐悲鸿的遗孀自居，并将自己刻意打造成“一个为徐悲鸿而生，为徐悲鸿而活的女人”，并由此重回大众视线。 有意思的是，廖对其后一段婚姻一直讳莫如深，直到最近一些年，这事才渐渐为人所知。这也是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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