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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点标题党了，请大家原谅，这算是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点妥协和屈服吧。具体观点稍后说，先讲个自己的经历。 在北京买车摇号三年了，眼巴巴地看着中签率上涨到1/170，每次苦等两个月，短信一叮咚，“很遗憾，您本期未中签。”我就抑制不住想有缅怀这项政策制定者先人的冲动。实在熬不住了，正好新政策推出一系列新能源汽车。看上一款，价格适中，300公里的续航，1个小时的充电时间，加上国家补贴、100%中签、不限行等等政策，欣欣然想去考察一下细节再试驾一下，不料被老丈人一巴掌扇回来，“买那么个扔货有啥用。”无论怎么从政策导向、技术创新解释统统不管用，只好暂时搁置。后来私下了解到，岳父大人反对，是因为新能源车的续航里程不能开回老家，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在亲戚朋友面前显摆，才能让岳父大人有真正的成就感，即便在那样一个足够繁华的城市中，熟人社会里的“面子”依然比现今生活的舒适感更重要。 岳父的思想状态其实很值得研究，一方面年幼时父亲就因反右惨死狱中，一家人被下放农村，后来几经辗转才回到城里工作，对那段红色历史颇多怨念。另一方面，却又认同集权制的治理方式，因为对秩序有着独特的迷恋。这种矛盾的心态下，最终发生影响力的，就是传统文化作用于生活中的“礼”，在这种秩序格局中建立的认同，才具有真正的价值。譬如说，儿女挣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儿女的自我实现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他人的认同。而这种秩序感的需求，恰恰是传统文化基因所传递下来的。就如同引发讨论的《弟子规》，内容本身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却通篇用了43个“勿”来建立秩序，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结果自己的学说最终被拿来作为规训的工具，而且这种工具往往以“传统文化”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出现，并影响了中国上千年。 回到“传统文化”的讨论，我为什么反对传统文化这个词，是因为我们过多地强调了传统文化的传承性而非普世性，然后再把传统文化缩减成实用主义儒学，却把两千多年前中国那场思想盛宴弃之不顾，孔孟的“仁义礼智信”变成了秩序，老庄的逍遥变成了消极，墨家的兼爱恐怕更是只出现在漫画和电影中了，传统文化被“外儒内法”的治理模式下，变得无比的狭义，再辅之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传统文化就变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理论也未能幸免，隋唐时期，唯识、天台、三论、华严、禅宗、净土诸宗都起源于这个时期，只是理论严谨精微的教法难以流传，禅宗和净土在后世发扬光大，再到明清，度牒制度废除后，佛教进一步与中国的儒道两家杂糅，才形成了一个儒释道三家混合的实用主义传统。 如果一定要说传统的话，不妨回答我们文化发展之初，先秦诸子的时代，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争鸣。再看看当时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两种文明的童年期的理想社会其实有很多共通之处，李猛谈到传统文化时说到，“我们不能一说传统文化，就只是认为中国人曾经这么想，是中国人的东西我就支持它。传统文化意味着你对这个文明历经几千年积累下来对生活方式的理解和思考，而且面对中间发生的许多历史情势以后，不断做调整，去思考、积累下来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仅是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它包含了基于人性的最高理想，包含了中国人在情感上最看重的许多东西。” 因此李猛在北大哲学系入校后第一门导论课的第一本书就是《理想国》，在中西方文明的童年期，加入老子与孔子遇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的分歧恐怕比我们现在小的多，因为他们关于人性的假设虽然有性善与性恶的区分，但都是在一个共同体的前提下讨论人性的，直到霍布斯开始构想了一个完全平等、绝对自由的状态。这种自然状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并不影响我们将其作为一个理想映射，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当北京史上最严厉的控烟条例出台以后，我们会追问“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不许吸烟”，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餐馆老板对自己财产的控制权。这种追问就是在这种自由平等的理想状态为原则的。 于是，我们惊喜地发现，对于中国传统来说，在历史上已经足够多样化，而且我们在与西方文明起源的对话中，差异并非完全不可逾越。反倒是刻意强调中国传统，让我们因为佛家说的“分别心”，放弃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应该了解中国自身传统的多样性，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明互相理解的可能性。 在这个背景下，重新理解佛教，在众生平等、真空妙有等基本认识的基础上，佛教已经构建了一个与现实生活不二的“彼岸世界”，进一步说，彼岸与此在不二，而其指导日常生活的原则也同样可以成为另一个理想的自然状态。只不过，谈的不是刻意分彼此的传统文化，而是一个众生大同的生命理想，这或许是一个现代人应该有的胸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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