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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次会议可以看做是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的一个继续。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 对文献的辑佚、整理，是为对文献的研究奠定科学的基础的，因此，在史料的新发现、新整理之后，必须有新的研究，而这恰恰是为许多学者所忽略的。近年我们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新发现、新整理的成果，如《沈从文全集》( 以及在此之前的《从文家书》) 、《郭小川全集》等等，出版了、宣传了一阵以后，就很少有人认真地研究，写出有分量的论著。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实际上史料的新发现、新整理，往往是能够引发我们对文学史的重新审视的。而有些重要的史料的新发现，如同新的考古发现一样，甚至能够改变、修正或发展我们对文学史图景的既定认识。这次会议以“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再审视”为议题，是显示了一种学术眼光的。 因此，我要感激刘增杰先生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也想借此表示对这样的学术追求的赞同与支持。关于为什么今天要重提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座谈会上，许多朋友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我以为王风的意见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他指出，“史料与文献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史料整理是个初始的工作，为的是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真正的文献工作则不止于此，通常，它本身的过程可以成为发动学术的工具，甚至成为一代思想的发源。有很多历史经验可以说明这一点。古印度两度佛经的汇聚、整理对佛学的推动，西方世界对文艺复兴时、古希腊经典的重新发现与‘现代’的关系，都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国，上古经典，从两汉古今文到魏晋玄学，再到唐代官经学、宋明理学乃至清代朴学，每一代学术与思想的变迁无不由文献工作发动”。因此他强调，“文献学是具有发动学术的意义的，不应该将其视为前学术阶段的工作”［1］。但他对当下强调现代文学的文献工作对我们这个学科的“重新发动”的意义，没有作更进一步的展开。可惜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否则，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听听他的意见。 我也许没有王风那样的“重新发动”的更深的思考: 但我也是觉得我们今天重提文献问题，不仅是一个重整学风、强调学术研究的科学性、重视史料的基础性工作的问题———这方面的意义自是不能忽视的: 但或许还蕴含着学术思路的新的拓展。这里，我想把话题稍稍扯开一点。这一两年，现代文学研究界日趋活跃，似乎真有一个“重新发动”的势头。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两个“发动”，一个就是清华会议，以及这一次的开封会议所提出的“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以及由“史料的新发现”引发的“文学史的再审视”问题; 另一个则是上海的一批朋友所倡导的“文化研究”①。 这一北一南的新的研究思路的提出，在正在攻读学位的研究生中，都引起了相当的反响; 这次我在郑州大学与研究生座谈，他们就问我“如何看待这样的学术研究的‘新思潮’”? 这倒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这当然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从表面看，而且是相当对立的: 但也许因为我与两个方面的朋友都有联系，对倡导者的初衷都怀有理解的同情，在我看来，两者既有不同，以至对立，但也未尝没有相通，或许我的立场就在这相通之处。比如说，倪伟在那篇提倡文化研究的文章中，就谈到对以往的文本研究的“非历史化”倾向的不满: “文学文本总是被当做一个意义封闭、完整自足的已完成品，而没有把它过程化，历史化”。因此他提出要“考察文学文本书写的踪迹”: “我们不能按照某个固定的文学观念或标准来静止、孤立地分析文本，而应该把它们放在与其他文本的比较、对照之中，仔细探究其书写的策略，揣摩刻写在文本中的迟疑、闪躲、掩映等等富有意味的痕迹，进而揭示文本背后的 书写政治”。这里谈到“文本的书写轨迹”，这就与文献学有关系了。我们过去的文学文本研究是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的: 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只局限于结集的文本，把它看做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存在。既缺少了对版本的考释与选择，有时候就难免根据后来大加修改的文本做出反历史的分析( 最典型的例子即是人们经常提及的郭沫若对《匪徒颂》的修改对研究者的“误导”) ，同时又未能将文本置于生产与流通过程中去考察，这就脱离了历史的语境，也就不能充分地揭示文本历史的具体性( “这一个”特定文本何以产生，为何以这样的形态出现，等等) 与历史的丰富性( 文本内、外的各种“故事”所揭示的作家、作品与时代、社会，各种关系人: 编辑、出版者、读者、研究者……的复杂关系，等等) 。 而这里所说的“生产与流通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文献学所要处理的问题: 文本的书写、发表、结集、出版、典藏、修改、整理等等。因此，在我看来，正是文化研究的眼光，使我们关注到文献整理背后的文化内涵: 而文化研究要真正落实而不至于陷入空谈，也必须以文献工作为基础: 两者之间确有相通之处。不过，我还想补充两点，一是我关注的不仅是文献背后的文化内涵，还有文献背后的生命内容。这就是我在清华座谈会上谈到的我的史料观、文献观: “史料本身是一个活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迹。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 文字的生命与文字创造者人的生命) 的一种寻找与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和对话; 而文献学所要处理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上的人的一种书写活动与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化( 文学)生产、流通的体制和运作方式。”最能引起我的研究兴趣的，始终是文本及文本背后的生命故事。同时要强调的是，文本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故事固然重要，却不能忽略文本本身的分析与研究，也就是说，文化研究与文献工作不能取代文本分析与研究，甚至可以说，其最后的指向，是应该加深我们对文本的丰富内涵的把握。 这就说到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任何一种研究思路与方法，在具有无可怀疑的价值的同时，也必然有它的限度、局限与盲点。而且在我看来，甚至还存在着某种陷阱。过去我们的研究不断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跟我们对自己所要倡导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的有限性、局限性、盲点缺乏清醒的认识有关。对此我也想稍微作一点发挥。学术研究从来都是在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方法、倾向的相互对立、渗透、制约的张力中发展，从而形成学术研究总体格局上的生态平衡的。就现代文学研究界而言，我们过去一直有所谓“史、论”之争，学术研究的“古典化与当代性”之争，“客观性与主观性( 主体性) ”之争，等等。越是有个性的研究者越是要坚守自己的某种追求，并对另一种研究思路与倾向有所诘难，这样才会有我们说的学术论争，这都是正常的，而且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在学术论争中，一方面，每一方都必然要坚持自己的意见的合理性，即所谓据理力争; 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对方的意见，要善于从对方的不同意见中发现其某些合理的因素，从对方对自己的诘难中警觉自身可能存在的盲点或陷阱。 这里最要防止的，就是绝对化的极端思维，即认定自己绝对正确，对方绝对谬误; 为了与对方“划清界限”，不惜将自己的观点推向极端，其结果必然是自己观点中原有的合理性在极端的推演中丧失殆尽，而走向反面。在这方面，过去我们是有许多教训的。因此，今天，当我们在“重新发动”某种学术思路、潮流的时候，重提这些教训，或许可以使我们保持某种必要的清醒。———当然，提出这一问题，绝不是说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倾向，而是在说，现在不过是在倡导，远没有形成潮流，这里所说，是预防性的: 而这样的预防性的清醒，或许也是我们这个学科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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