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来，金生水，首先是为了实现逻辑关系的完整统一而主观认定的，不管怎样，只有让“金生水”成立，五行生克制化的循环圈才能运行起来。
但问题又来了，五行体系一开始就在“金”这个元素上出现漏洞，是不是五大元素的基础设置就有问题啊？ 五行取法乎阴阳，阴阳为天道，宇宙宏观之道，至大至简之道（与易道同理）。五行是将阴阳之流转变化显形化、程式化、符号化的动态把握。 五行立足于地理，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归根结底五行立足于自然，但在形式和特征上，以地理为参照。天上的金木水火土五星，也是以大地方位为参照命名和赋性的。 五行与五方的结合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这也是楼主尝试解答“金生水”概念的关键所在。 金、木、水、火、土从五种自然物或自然现象升华为一般抽象物的起点，就是它们与东西南北中五方的结合。 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会有这样的类比、归纳呢？ 东方为什么属木？ 南方为什么属火？ 西方为什么属金？ 北方为什么属水？ 中央为什么属土？ 不要说什么华夏族生活在黄河流域之类的理由，即便黄土堆积平原可以产生定居农业人口的“中国”观念、厚土观念，那也和东方的木、南方的火、西方的金、北方的水扯不上多少关系。 那时候，西边和北方的黄土高原还覆盖着茂密的森林，经常泛滥的河水才在中央的位置，中原一带气候温暖而湿润，南方荆楚之地还是汪洋恣肆的云梦泽国。如此地理环境，很难把金木水火土逐一摆放到相应的方位上去。
中国古代流传已久的一个传说讲到，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于是西北方向隆起，东南方向塌陷，江河泥沙都朝东南角流去。这表明，古代华夏人早就认识到，黄河流域的地形结构呈西北高、东南低的走向，这也是黄河与渭河至潼关合流以后直行千里奔流至海的走向。“水往低处流”与“大河向东流”作为同义语铭记在中国人的脑海中，也使西方、西北方是水源地的观念变成了中国人的常识。这大概就是“金生水”的地理渊源之一，但确切地说，它应该是“西方生水”，五方之西和五行之金还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
楼主认同人类共同起源于非洲的观点，我相信天人感应，地球的海陆轮廓已经向人类暗示了一切迹象，也应证了五行的大势。 看上图，非洲宛如头颅化石的轮廓，已经暗示了这里是人类的发源地，而叠压在前额的阿拉伯半岛，正好是一只脚的外形，它指明了人类走出非洲所迈出一大脚步，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大跨越，所以要用最夸张的脚步来标记。相比之下，开始于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其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只能算是很小的一步，所以意大利也是一只靴子，但比起阿拉伯半岛这只大靴子，则要小很多。这一大一小两只靴子的方向，也是和历史轨迹完全一致的——远古人类向着亚洲大陆腹地、向东方迁移，近代欧洲向着西方，向着大西洋、美洲扩张。
与五行五方理论体系最吻合的地理区域在哪里？ 前面我提到了，中国传统的五行思想，其来源与对地理环境的认知和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有关，而结合地理环境观察，原始的五行思想的诞生地可能并不是在中原大地，而是在在古苏美尔文明勃兴的两河流域。 看图，远古时期，两河流域气候远比今天宜人，古代苏美尔人在这里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苏美尔人的人种至今仍未有定论，但国际上一般认同他们与周边的地中海裔、闪-含裔人群有着很大的差别，他们很可能来自东方，也有可能在文明崩溃后迁移到了东方去。很多迹象表明，他们独特的农业文明与后来华夏族群的黄河流域农业文明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不能排除两者之间的延续或传承关系。 楼主囫囵吞枣地了解了以上一些历史和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但并没有仔细和精确地掌握下来，这里顺便提及一下。我主要还是想讲这个地理位置与五行五方的吻合情况。
两河流域中心地区是洪积平原，农业文明核心地区，自然吻合了五行中央之土。
其东面，是两条蜿蜒伸展的山系，北系是厄尔布尔士山，南系是扎格罗斯山，在远古时期都是林木茂盛的山林，而厄尔布尔士山沿里海一线，直到今天仍然是伊朗最为湿润的地方。这种环境也很符合五行之木的特征。尤其是，五行五方的动物化比配（即风水四相）东方为青龙，这样的意象也是完全一致的。反观黄河流域，东方则无青龙之景象。 其南面，是炎热的沙漠地带，配属火，比之黄河流域之浑然不明则十分贴切。四相配属朱雀，朱雀取意为火之炫动，为文明之象，人类早期文明，应该对非洲故土留有记忆，朱雀之谓，当有不忘南方文明肇端之意；朱雀取象，当为南方沙漠之鸵鸟。
其西面，为侧翼丘陵区和小亚细亚半岛，其势如虎踞。最关键的一点，这里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发现和使用金属，特别是铁器的区域，西方属金，在这里找到了最贴切的答案。而“金生水”，也从两河的发源与流向找到了吻合的答案。
至于北方，黑海解释了“黑色水德”的含义，而安纳托尼亚高原的龟形轮廓，似乎也在给“玄武”的疑惑做了解释。 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推想，五行思想是定居农业文明的产物，这个农业文明，是追随洪积平原沃土的文明，是与泛滥的洪水搏斗并获得了治水经验、善于兴修水利工程的灌溉农业的文明。这个文明一经形成范式，就成为顽固的血缘基因，长久地决定着它的传承和延续，即使遭遇沧海桑田、末世劫难，它也要顽强地把自己的生命力不断地延续下去，即使中间有冰锢尘封，经过斗转星移之后它始终要重新发芽开花。
两河流域，苏美尔人，6000年前； 尼罗河流域，古埃及人，5000年前； 黄河流域，华夏人，3000年前。 我们从上图可以看出，灌溉农耕文明向外传播转移的时间跨度，基本上相同，从6000年、5000年、4000年，一直到3000年前。 这种传播转移，对地理环境的要求非常坚持，要有冲出高原峡谷、在平原上平缓漫流的大河，要有因洪水泛滥而堆积的肥沃平原，要有相近气温（纬度）条件，等等。 苏美尔文明的残留信息很少，我们无法清晰地把握他们详实的宇宙观、文化特色和人种特征，只能从历史和考古的蛛丝马迹中断断续续地串联若干联想和推测。比如从古埃及间接呈现的人种联系，比如一脉相承的生产方式和象形表意文字，比如以黄土地为大地中心的“中国”观念。上述四个文明区块中，两河流域是当然的世界中心，虽然不可考证，但他们如果有“中国”观念，应当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埃及缺乏世界中心的地理特征，暂且不表；印度河流域，创造文明的不明人种虽然杳然无迹，但其文明成果被雅利安人吸收下来，这里早于华夏提出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概念；周朝时期，文明由内而外延伸的都城“中国”概念，最终演变成为后世华夏人对命运共同体的自称。 今天占据两河流域核心位置的，是伊拉克和伊朗这两个国家，在种族归属上，前者是闪-含（阿拉伯、犹太）人种，后者是被杂种化了的雅利安人种，他们都与古苏美尔人没有血缘和文化的关系，倒是相距遥远的我们，反倒可能与只古苏美尔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8000年以来的人类历史，各个人种像走马灯一样穿越在地球上的各个地方，比如中华大地，你怎么知道5000年以前的主人到底是褐色人种、白色人种还是黄色人种？看一看古埃及人的面貌，再比较一下三星堆人铜像，你会不会有不知何处是故乡的感觉？ 对比一下 五官轮廓充满异质感的三星堆人像 古埃及人像，与今天中东地区人种面貌有着天壤之别，他们更像是我们身边的熟人
对于有明显线索的古埃及文明，主流考古界、人类学界封闭了他们和东方人种、东方文明的传承、影响关系。对于历史遗迹更加缥缈难寻的古苏美尔文明，正因其缥缈难寻，主流考古界、人类学界没有了某种本能的防范心理，所以倒是网开一面，容许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比如说苏美尔文明的灌溉农业特征，对其文字与语言的解读，让人怀疑其与周边的各白色人种族群迥然不同，而且他们的建筑类型以木结构为主，缺乏中东、南欧地区那种高大的石头建筑。他们在两河流域飘然而来，又杳然而去，没有给历史留下任何人文与血缘的遗存，是古代文明生存竞争的彻底失败者。后来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所创立的文明，都与苏美尔文明截然不同，并成为后来西方文明的历史渊源。 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绑架了很多东西。两河流域与埃及的古文明历史就是一例。在西方学者的论述中，两河流域与埃及的古文明被牢牢地和西方文明的发展历史捆绑在一起，成为西方传承了人类主流文明的历史渊源、道德制高点和宗教神圣性。即使是今天貌似公允的西方学者，如伊恩·莫里斯，在其新著《西方能主宰多久》中，尽管高抬了中华文明，将其界定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并列，进行文明史的比较观察。但他在书中直截了当地将两河流域、埃及的古文明划入了西方文明的范畴，从而使其的文明比较和数学分析一开始就产生偏差，无论其后来多么努力地追求“客观”和“全面”，这个从假定前提出发的论证过程已经失去了学术的意义。 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下，中国人所主张的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论以及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实都是对这一话语霸权的被动应对，甚至其本身就是这一话语体系内的衍生物。没有冲破西方中心论桎梏下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还这么费力地和西方中心论较劲，实在是揪着自己头发脱离地面的尝试。 我个人认为，中国未来的文明史观，应该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华独立起源论的两极偏颇，以普世的宏大格局，推出天下一家的整体人类文明史观。当然，这就要摆脱对于地理环境和方位的纠缠，从活生生的人类的行进演化轨迹来观照和体悟历史。首先，就要打破西方文明概念对毗邻中东地区、两河流域的历史绑架。本来，“中东”这个地名，就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 如何打破这种地缘的历史绑架？我们要确认，所谓人类文明史，事实上就是一部人类的迁移史。在地理及气候环境压力下，刚刚发蒙于非洲的远古人类，就为了生存走出非洲，他们在亚欧、非州两块大陆的结合部位，也就是世界陆地的中心区域逡巡、迂回、跋涉、奔袭、休憩，时而集中，时而发散，最后都沿着一些主要山河的走势，迤逦而去，开辟自己的新天地。远古人种的分化与融合，也初步形成于此地。
我并不想像某些朋友那样，像做兰州拉面一样，把中国文明的历史抻成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单线，这种民族自豪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能够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文明5000年血脉相连、薪火相传，固然不错，但也不要忘形，毕竟5000年只是一个时间长度，不是文明贡献度、文明承载量的衡量尺度。如果说我们以世界上稀里糊涂最长的文明在岗时间，没有发挥出相应的文明创造力和影响效果，那么，与一些瞬时爆发耀眼文明光芒的历史过客相比，我们虽然说够幸运，但也足够汗颜。
我们没有必要强调自己的特殊，相反，应该在天下一家的整体文明史观下，找寻自己与世界的共性。我们不一定是古苏美尔人、古埃及人的嫡系传人，但我们的文明来源，可以与他们有着或深或浅的传承延续关系，包括血缘上的和文化上的。出于各不相同的私心或认识盲区，西方和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却达成了高度一致——基本没有起步，而这，是可以为中国崛起照亮无限前景的思想之光。 世界文明的中心地带，在8000年时间里为无数的人种和文化载体迎来送往，承载了无数的末世浩劫，直到今天，她又走到了一个新千年的临界点，为下一轮的人种人文逆向平衡和逆向运动作出血与火的铺垫。
|
|
|
来自： 扫地僧一一 > 《4647、圣人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