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航船：明清江南的内河航运网络及其公共场域

作者：史学集刊 / 关注公众号：  发布：2018-09-10

原载《史学集刊》2018年第5期。
夜航船：明清江南的内河航运网络及其公共场域
陈宝良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 航船是一种通称，而夜航船仅是航船的一种。作为一种客货兼运的内河航运工具，夜航船的出现应该是在宋代。在元代，夜航船已成为江南颇为普及的交通工具。至明清两代，航船、夜航船达到了极盛。航船不但有日行或日夜兼行之别，而且有固定的线路，形成了江南独特的水乡航运网络。明清江南航船线路，大抵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省内航线，二是跨省航线。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夜航船是人们交流信息的重要场所，堪称一处流动的公共场域。清末民初以来，汽船、汽车开始出现，加之内河火轮的广泛使用，显然对传统的航船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最终导致航船业逐渐趋于衰落。
关键词： 明清；江南；内河航运；公共场域
引论：问题的提出
说到夜航船，首先需要提及的是明末清初人张岱所编的《夜航船》一书。这是一部通俗类书，部头不大，却无所不包，所记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书以“夜航船”命名，实则源于江南水乡一种特殊的内河交通工具，时人即称夜航船。此书所记，虽尽是“眼前极肤极浅之事”，然若能将其中内容背诵记取，就可以免于“使僧人伸脚”的尴尬。所谓“僧人伸脚”一说，出典源自夜航船中一位僧人与士子之间的笑谈，[1]可见明代盛行一时的类书，足资夜航船中的谈资。
清朝人香婴居士重编的《麹头陀传》，是一部专记在民间影响甚广的济公故事的小说，其中也有下面的一则记载：“又有一上路人，在航船埠头探听父亲远归的消息，偶然问着济公。”[2]云云。这看似一段简单的小说记录，里面却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江南内河交通信息。若加以概括，大致包括下面三点：一是“航船”，这是明清时期江南人出远门的主要交通工具。二是“埠头”，这是航船停靠的站头，以供客人上下船。三是家人无论是给亲人远出送行，还是迎接远道归来的亲人，也都是在埠头。这种江南水路上的埠头，正如陆上官道上的长亭，久已成为家人、朋友别离、团聚的一种象征。[3]又在小说《麹头陀传》中，“航船埠头”并称，足见航船与埠头关系密切，故江南人又多称航船为“埠船”，其因盖在于此。
统而言之，所谓夜航船，是指明清时期江南水乡的水上交通工具，并有其固定的班次与航线。在明清时期的江南，航船是一种通称，而夜航船仅是航船的一种，航船与夜航船稍有区别。航船是一种定期的班船，其出发的时间是在白天，而且所行驶的航线多为路途较近之处，可以当天返回，不用夜行。江南的航船，相当于广东的“渡船”。[4]而夜航船虽亦属定期班船，但一般航程较远，所以需要夜行，有些是从晚上起航，白天才能到达目的地。其夜航船之名，盖得于此。
一、夜航船与内河航运工具
明清两代，南北交通工具迥然有异。史载当时江南有一人造了一座船舫。嫉妒者向监司衙门告发，说此家在水中造房，属于侵占，是为害地方的豪霸。监司官是北方人，听了以后大怒。说：“水中可以造房，又还有什么事不敢做？”打算将此人绳之以法。此人多次诉冤，不能昭雪。有一位儒生替他写了状纸。状纸道：“南方水乡，家家有个船舫，正如北方旱乡，户户有个马房。”监司官听后大悟，冤狱得以昭雪。[5]可见，南方人出行坐船，家家建个船舫，不被北方人所理解，正如北方人出门骑马乘车，家家造个马房，而不为南方人所知晓一样。进而言之，北方少河，城市之间多旷野平原，适合车马行走。南方也有车，如独轮推车，靠一人之力推行，载重量仅两石，遇高坎，则无法前行，最远也只能到达百里。所以，南方的交通工具还是以舟船为主，虽有独轮小车，却不曾见过大车，正如北方人未曾见过巨舰一样。
在明清北方，一般将马、骡、驴称为“头口”，而雇用马、骡、驴之费用，则称“头口钱”。[6]在北方，马属于贵重之物，骑马者毕竟属于少数。在明初，即使是官员，很多也是骑马上朝。至于民间百姓，出行大多还是骑牛或者骑驴。明代有一幅《村落嫁娶图》，描摹的是江北村落嫁娶的场景，其中的新媳妇就是骑牛前往夫家之门。而画中有两个“村妓”，则是骑驴。[7]
一过长江，民间开始习惯于用骡、驴驮物。如从丹阳经句容一直到南京，通常是在丹阳县东门外码头雇骡。而在徐州，无论是从南关经蒙城至颍州一路，还是从北关经丰县至曹州一路，大多是雇驴而行。[8]根据牵引畜类、人力的不同，北方的交通运输工具大抵可以分为马车、牛车、独轮车、轿车等。在这些车辆中，尤以依靠骡、马为畜力的车，载重量最大，甚至有八挂、十挂、十二挂之分。
在南方，水系发达，江河、湖泊、港汊，纵横交错，出行、载货，车马不便，只能依靠船只。南方也有小车，用来装货寄物。然即使是此类小车，在苏州府的常熟县，通常也俗称为“旱航船”，[9]在称谓上同样具有江南地域特色。南方船只，根据功能、尺寸大小、装饰，乃至航行水域的不同，颇显种类繁多。若以航行水域加以区分，则可分为“江船”“海船”“内河之船”“湖泖之船”，一如史料所云：“盖江船与海船不同，海船与内河之船不同，内河之船与湖泖之船又不同。”[10]
所谓“内河之船”，史料称之为“官航民舶”。其中的“官航”，即指官府使用的官船，大致以“站船”为主，称其为“站”，这是就驿路中之驿站而言。至于“民舶”，则因功能不同而略显种类繁多：有“仙船”，形制与站船相似，不过舟身扁而浅，专供游客之用；有“游山船”，下面装载货物，上面坐客，亦专供游客之用；有“香船”，以供百姓进香之用，在嘉兴又称为“酒船”，用来游湖；有“胡羊头船”，船用三橹，往来如飞，故在嘉兴又称为“三橹船”。
所谓“江船”，有大、小之别。大的江船，有“川船”“襄船”；小的江船，则有“满江红”，以及一些摆渡船。
所谓“海船”，多达十余种，名称众多，或用作捕鱼，或用作战船。其中最为有名的有“广船”“福船”两种，而广船大于福船。在广船中，有“新会尖尾头船”“东莞大头船”；在福船中，有“大福船”“草撇船”“海舱船”“开浪船”“高把梢船”“苍山船”“八桨船”。除此之外，较为有名的海上之船，尚有“鹰船”“渔船”“网梭船”“两头船”“蜈蚣船”“车船”“沙船”。[11]
所谓“湖泖之船”，大小不齐，其名色之多，即使是生长于吴地之人，亦并不全知。细分之，大抵有下面几种：一是“山船”，专供运送石材；二是“驳船”，专门用来运货；三是“塘船”，百姓人家供自己出入之用；四是“巡船”，为卫所巡司所用；五是“哨船”，为乡夫、水兵所驾驶；六是“渡船”，往来于津口，专供摆渡行人。[12]
在明清两代，夜航船可以归属于内河之船。考夜航船之始，自宋以及明清，龚明之、赵彦卫、陶宗仪、郎瑛、袁景澜、平步青诸家多有考订。[13]综合前人记载乃至考订，可知夜航船之名，始于古乐府中《夜航船》之曲，即乐府诗中“夜行不落航”之句。至唐，皮日休《答陆鲁望》诗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橎酒三瓶寄夜航。”又韦庄《和李秀才郊墅早春吟兴》诗云：“酒市多逋客，渔家足夜航。”据《唐语林》记载，大历、贞元年间，以俞大娘夜航船最大。又孟浩然有《夜泊牛渚趁薛八船不及》五律，则“趁”字唐人已入诗题，今“乘船”一说，古人当作“趁船”。值得注意的是，古乐府诗中有“夜航船”之名，以及诗中“夜行不落航”之句，并不能证明当时已存在着夜航船这种交通工具。至于皮日休诗中“明朝有物充君信，橎酒三瓶寄夜航”一句，元人陶宗仪遽断为夜航船，正如明人郎瑛所言，是一种“讹书”，皮日休诗意是指“寄昨夜之舡”，而并非“寄夜行舡”。倒是白居易《答客问杭州》诗，有“大屋檐多装雁齿，小航船亦画龙头”之句，足证唐代的杭州已经有了“航船”。
作为一种内河航运工具，夜航船的出现应该是在宋代，如龚明之《中吴纪闻》记道：“夜航船，唯浙西有之，然其名旧矣。”[14]至于“航船”的得名，亦正如南宋人赵彦卫所云：“六朝，自石头东至运署，总二十四渡，皆浮航往来。建康城外有朱雀航，即今之浮桥是也。今浙西临流州县，凡载行旅之舟，谓之航船，义或取此。”[15]可见，在宋代，凡是载行旅之舟，浙西已经称之为“航船”，夜航船也随之在浙西出现。至元代，“凡篙师于城埠市镇人烟凑集去处，招聚客旅装载夜行者，谓之夜航船”。[16]在元代，夜航船已成为江南颇为普及的交通工具。
至明清两代，航船、夜航船达到了极盛。这可以从两则史料记载中得以证实。一则是明人叶权《贤博编》的记载：
民间造船，各因地利水势，大抵皆卷箬蓬盖之，或用锁服板，则货在板下，人宿板上，下重上轻，便于波浪。独小航船厚板周札，高方如榇，仅留一门，非伛偻不能出。又牢固如窒，上重下轻，既难举动，又易倒溺，此何拙也。有客对曰：“此昔天下未平，江、淮间奸人为盗，故造此以阱孤商，使不得仓卒应变。行之久远，各效其式，遂成便利耳。今欲改造，其伙中群挤之矣。”此言虽近戏，细思之未必不尔。[17]
另一则是清人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的记载：
吴中乡镇四布，往返郡城，商贩必觅航船以代步，日夜更番，迭相来往，夜航之设，固四时皆有之。[18]
综合上面两则记载可知下面三点：一是航船的形制。在明清两代，江南的航船不同于其他船只，多以“卷箬蓬盖之”，而是四周均用厚的木板，形如棺材。当然，流行于吴、越两地城镇的航船，其制式大小不一。如在松江，将通行小舟称为航船。航船一般尾高于头，有的用木作盖，有的则用竹子或苇子做成篷，盖在船上，可供装载。二是航船的内部空间相对较为逼仄，人坐其内，并不如“楼船”那般宽敞。前引史料中说人在航船之内，“非伛偻不能出”；另一则史料记载唐顺之出入仅有一只“小航船”，“敝甚，不蔽风雨，中仅五尺，伛偻而坐，凡三四年自如”，后友人“见船敝，以小楼船易之”。[19]三是在江南的苏州，航船已经成为乡镇百姓或商贩前往城里的主要交通工具。航船不仅一年四季开行，而且“日夜更番，迭相来往”，甚至出现了夜航船。
至于航船名色种类，各地称谓不一。如江北有“满江红”“南湾子”，而在无锡，则称“无锡快”“网船”。满江红的得名，中间尚流传着一个故事。相传明太祖初得和阳，打算攻取江南，与徐达一同乘坐小舟，在元旦渡江，舟子发出口号道：“圣天子六龙护驾，大将军八面威风。”明太祖闻此吉语，心中大喜，与徐达蹑足相庆。登极后，明太祖访得舟子，“遂官其犹子，并封其舟而朱之，故称满江红”。从此之后，小舟转而扩为巨舶。满江红属于流行于江淮一带的航船。船门为斜面，船之大小，则有一号至五号之别，以五号为最大。船行时，不论风之顺逆，“必使帆，以橹佐之”。船行使帆，这与江南的航船稍有区别。在清代，满江红航船，时常航行于江、浙之间，从淮安的清江浦，沿运河直达杭州，“载运往来南北之客”。[20]南湾子亦属江北的航船。驾驶南湾子的船夫，多为高邮之邵伯人。至于行驶的航路，仅至镇江而止。南湾子船舱门是直的，最大的有七舱，最小的为二舱，不使用帆，所用仅是篙橹而已。[21]无锡快是流行于无锡的航船。在清代，此类船只往来于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客人雇用无锡快，若想知道船的大小，询问是“单甲衖”“双甲衖”时，船家即以若干档作答。所谓“档”，是舟师的代名词。若回答“几个档”，其意即指几个人。无锡快的船舱门为斜面，略如满江红。乘坐无锡快的乘客，就餐时，必有船主眷属所烹制的青菜，味道至佳。[22]网船也是流行无锡的航船，大抵比渔船稍大，却小于无锡快。在清代的无锡，凡是城乡来往，路程仅有十里八里，均乘坐网船。[23]
综上所述，在明清两代，航船是定期往来于埠头、码头甚至城乡之间客货兼运的内河船只。若是路程较短，仅仅在白天开行，则称航船。如史载浙江临水州县各乡，均有航船，“男女老幼，杂处其中。以薄暮开驶者为多，解缆时，鸣锣为号，以告大众”。[24]若是路程较远，需要跨州县甚至跨省，则昼夜开行，称为夜航船。航船通常定期开行，故在江苏又称“班船”，意思是说“往来有定，更番为代也”。[25]在一些城镇，常设有停歇航船揽客的航船埠头。[26]如在《苏州普济堂公牍录存》中，有一则光绪十八年(1892)苏州府知府所出告示，其中有云：“由香山至苏航船，历在万年桥东堍臭衖口停泊。”[27]可见，清末香山至苏州的航船，多停泊在万年桥东堍臭衖口，此处即为航船埠头。所谓埠头，既属停歇航船的码头，又指专门替人雇船的船行经纪，且代为管理航船。[28]航船的主要功能是载客。在清末通邮政、设信局之前，航船可以“为人寄递函件，罔或误”，[29]又具邮政的功能。此外，航船还能“代客买卖”，[30]且兼具货运功能。
二、夜航船线路与内河航运网络
江南水乡，居民依水而成聚落，小者为村、为市，大者为镇。明清江南地区的市镇，大多为地方性的水上交通枢纽，通常设有颇为完整的交通设施，以便与四乡甚至府、州、县城保持密切而又畅通的联系。以明代苏州府属的常熟县诸镇为例，镇上一般设有通向邻近州、县的“商舶”。如奚浦市，北通大江，有通向江北泰州的“商舶”；徐家市，“有商舶”；唐市，有“商舶”；支塘市，“有商舶”；沙头市，“有商舶”；福山镇，有通往泰州、苏州、湖州的“商舶”；梅李镇，有通往泰州、苏州、湖州的“商舶”。[31]这些史料记载中的“商舶”，虽不可遽断为航船或夜航船，但既然是商船，且航线相对较为固定，其功能无疑也不脱货运或者客运。
航船是明清以来江南的定期班船。江南人出行，多乘坐航船。下面专门引述明末与清末民初两则史料，对航船与夜航船加以进一步的探讨。一则记载来自明末人陶琰的《游学日记》，其中记录下了他在绍兴、杭州、嘉兴、松江一带乘船游学的历程。所乘客船，或为夜船，而且一旦跨越地区，即须换乘当地的客船。引述数则记载如下：
(绍兴)夜船从其宅前行，遂跨船，客甚稀。
初十日，午间渡乾塘……入长安坝船。
十一日，早入嘉兴船，黄昏始至，投饭店。
十二日，入青浦船，练湖三白荡，张帆径渡也。抵暮至朱家角。以舟中客啬其钱，遂不肯行。宿舟中，蚊多，不成寐。[32]
另一则记载来自民国时期常熟县的乡镇志，其中记道：
交通向有乡至城之航船，以后塘岸南石桥为码头，挨班来往。民国二年，白茆塘开行永利内河小轮船(以典当桥为码头，由张市、归市、何市、支塘、白茆、唐市而达城中小东门)。货物由航运，旅客由轮行。近且支塘、吴市开昆山班轮船，当日可达。苏申往来益便。昆山、苏州、太仓亦有航船(停泊吴市，按班来张收发)。[33]
前则记载所涉客船，已是跨界而行，且属夜行的夜航船。后则记载抛开民国初年内河小轮船兴起后对航船业的冲击不论，至少说明在常熟县的乡下，也有定期开往城里的航船，而且昆山、苏州、太仓的航船，也到常熟乡下东张市揽客。自小轮船兴起后，客运已由轮船取代，航船转而改为运货。
早在明代，江南水乡的行船风俗，就以苏州为界，体现为南北之不同。苏州以北，一般船只是白天行驶，而无夜行之船；苏州以南，则昼夜船行不息。如杭州至湖州，有日、夜船；苏州灭渡桥、平望镇，也是日、夜船兼有；从嘉兴到平湖，有日、夜船，乘坐之处在东栅口；嘉兴至松江船，白天出发，晚上不行。[34]这当然只是就其大体而言，并不可一概而论。航船不但有日行或日夜兼行之别，而且有固定的线路，以航船为主要航运工具，形成了江南独特的水乡航运网络。细分之，明清江南航船线路，大抵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省内航线，二是跨省航线。
(一)省内航线
江南水道，纵横交错，航船航行线路众多。下面根据明人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程春宇《士商类要》之类的路程书，以及其他史料记载，将明清两代江南航船航行线路做初步的钩稽。
1．浙江省内航线
浙江省内航船航行线路，大抵以省城杭州为中心或始发点，向四周府、州、县辐射。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记载，明清时期浙江境内的航船航行线路，大抵有四条。至于更多的线路分布，则有待于新的史料发掘。
(1)杭州至富阳
搭乘夜航船，可以从杭州直达富阳，大体是夜行100里。[35]
(2)杭州至吴兴
杭州作为省城，多是夜航船的始发点。从史料记载可知，从杭州出发，可以搭乘夜航船直抵吴兴。[36]
(3)杭州北新关至余杭、缸窑、瓶窑
从杭州北新关至余杭、缸窑、瓶窑，航船分为夜船与日船两种。在这条航线上，又分两条线路。一条属于关外线路：先从惠安桥登船，行驶10里，至版桥关；又行40里，至缸窑、闲林埠头，无夜船，只有日船。另一条属于关内线路：先行驶3里，至观音桥；从观音桥搭乘夜船，行15里，至女儿关。从女儿关始，夜船可以向三个方向行驶：一是从女儿关往南行25里，至闲林埠头；二是从女儿关往西行25里，至余杭县；三是从女儿关向北行35里，至瓶窑。此外，从杭州至瓶窑，还可以先从惠安桥乘坐日船，行40里，至长明桥，而后改为陆路，行10里至瓶窑，又行10里至石濑。[37]
(4)杭州至宁波
论者对京杭大运河颇为熟谙，殊不知自杭州出发，直至宁波，自明清两代尚有一条运河，河中航船行驶颇为繁忙。在明代，从杭州搭乘航船出发，经运河直抵宁波，其行驶路线大致如下：先从杭州出草桥门，渡过钱塘江，至萧山的西兴驿；行10里，至萧山县城；行30里，至白鹤铺(即衙前)；行10里，至钱清塔；行40里，至绍兴府城；行80里，至东关驿；从东关驿渡过曹娥江，行10里，至曹娥驿(明代已革去曹娥驿)；行10里，至上虞县城；行20里，至坝上；行18里，至中坝；行45里，至余姚县城；行60里，至西坝；行40里，抵达宁波府城。[38]
自杭州至宁波的内河航船航线，直至清末一直存在。这可以从清末温州府瑞安县人张棡的日记记录中得到印证。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张棡由瑞安县至杭州参加乡试。他先是到温州，在温州乘坐海昌轮船，前往宁波。在抵达宁波鄞县的江夏码头之后，租赁乌梭船一只，船共计有中后两舱，雇船价钱为英洋7元。初十日，在江夏码头停一日。至夜里涨潮，船始启航，前往杭州。十一日，顺风甚大，乌梭船扬帆而驶，真有风利不得泊之势。午后即抵余姚，已行驶了140里。当晚在余姚停宿。十二日，又由余姚开行，过上虞的松夏，至项家埠停宿。十三日早晨，过坝，渡过曹娥江。到了江的对面，又过高坝，进入内河，至青浦。行驶20里，至东浦，过梅市、柯桥。船行于柯桥大荡河中，顺流而下，长堤如带，水碧于油，树色葱茏，蝉声四噪，真令人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叹。此晚，夜月白于霜，舟子乘月摇橹而行。十四日早晨，抵萧山。由萧山抵达西兴，随即雇挑夫挑行李，渡过钱塘江，进入杭州的草桥门。[39]
2．南直隶内航线
南直隶境内的内河航船航线，相比于浙江境内更为繁多。据现有资料，南直隶境内的航船航线多达10条，主要以苏州为航运中心与始发点，向四周辐射。此外，尚有其他一些航线。
(1)苏州至广德
从苏州至广德，通常是在苏州城内的灭渡桥登船，先坐夜船，至震泽；再坐日船、夜船，搭乘至湖州府；步行，抵达西门；再坐夜船，至四安；而后走陆路，行50里，至广德州。[40]此条航线颇为复杂，不但先抵浙江湖州，已经属于跨省，而且日船、夜船兼坐，甚至还包括陆行。
(2)苏州至松江
从苏州至松江航线，通常是从阊门出发。在新开河搭双塔夜航船，行9里，至盘门；行9里，至葑门；行6里，至黄天荡；行6里，至独树湖；行6里，至高店；行6里，至大八间村；行6里，至大窑；行18里，至陈湖；行30里，至双塔；行18里，至淀山湖；行18里，至谢寨关(为巡司)；行12里，至南路；行18里，至泖湖；行18里，即抵达松江府城。[41]
(3)苏州至南翔镇
从苏州至南翔镇航线，是在娄门外搭船，行10里，至跨塘桥；行20里，至夷亭；行10里，至进义(为巴城巡司)；行20里，至昆山县城；行40里，至太仓州城的西门；行10里，至盐铁口；行18里，至葛龙庙镇；行8里，至外冈；行12里，至嘉定县城；行24里，即抵达南翔镇。[42]
(4)上海至苏州
至清末，上海开埠崛起，从上海至苏州，同样开设有定期的航船。航船的经营者，一般是“本帮”“苏帮”居多。[43]所谓本帮，即上海人，而苏帮则指苏州人。至于行驶的航线，因史无记载，暂且无法确定，但大致与明代苏州至松江或苏州至南翔镇的内河航线有重合之处。
(5)苏州至南通州
从苏州至南通州，通常是在齐门搭船，行5里，至陵墓；行20里，至蠡口(为巡司)；行25里，至吴塔；行5里，至李王庙；行20里，至常熟县城；行40里，至福山。至福山后，改乘江船，江面阔80里，至人家港；行5里，即抵达南通州。[44]
(6)太仓至常州
从太仓至常州航线，大抵如下：从太仓州出发，行36里，至昆山县城；行27里，至巴城；行9里，至斜堰；行9里，至唐市；行18里，至七星桥；行18里，至常熟县城；行18里，至张母桥；行9里，至大河；行9里，至玉庄；行18里，至秦市；行10里，至北郭；行30里，至务代桥；行10里，至杨家桥；行10里，至王村桥；行10里，至云亭；行20里，至江阴县城的南门；行10里，至南闸；行20里，至石堰；行10里，至三河口；行10里，至郑驮桥；行30里，即抵达常州府城。[45]
(7)丹阳经梅渚至徽州
在这段路程中，其中丹阳至梅渚，属于水路，可以坐航船；而自梅渚起，则为旱路，直至徽州。其航船水路如下：先从丹阳县东门外搭船，行7里，至七里桥；行8里，至横塘铺；行5里，至夏家渡；行15里，至珥村；行15里，至黄连桥；行5里，至荆成港；行20里，至金坛县城；从金坛县城小南门外搭船，至顾龙山；行25里，至湖溪(为巡司)；行10里，至指前标；行10里，至庄店；行10里，至甓桥；行10里，至宜桥；行30里，至溧阳县城；从溧阳县城西门外双桥头搭船，行9里，至吴潭渡；行27里，过南渡荡，至堑口；行18里，过三塔荡，至河口；又过升平荡，行27里，即抵达梅渚。[46]
(8)扬州至通州
自扬州至南通州航线，从扬州城内的东关搭船，行50里，至宜城；行60里，至泰州；行60里，至姜堰；行60里，至海安；行15里，至利发口；行20里，至如皋县城；行40里，至丁堰；行40里，至白蒲；行70里，即抵达南通州城。[47]
(9)高邮至庙湾场
从高邮州至庙湾场航线，先从高邮城的北关搭船，行15里，至杨家庙；行15里，至马半生；行30里，至查家店；行20里，至临泽；行30里，至时堡(为巡司)；行10里，至沙沟；行30里，至黄土沟；行25里，至唐桥；行15里，至胡垛；行45里，至朦胧；行50里，至喻口；行15里，即抵达庙湾场。[48]
(10)淮安至胶州
从淮安至胶州，路程分为两段：自淮安至塔儿湾，为水路；自塔儿湾至胶州，则为旱路。其中水路航线如下：从淮安府的礼字坝搭船，行90里，至安东县城；过坝，行30里，至傅门镇；行25里，至八角墩；行5里，至五港口；行30里，至白头关；行10里，至新安镇；行20里，至龙沟；行10里，至张家店；行30里，至大伊山；行30里，至木港口；行20里，至板浦；行20里，至塔儿湾。[49]
(二)跨省航线
明清江南的内河航线，有些并不仅仅限于省内，而是跨省航行。据现有的资料，这些跨省航线大致有下面五条：
1．杭州至镇江
从杭州前往镇江，先是在杭州城内的回回坟上夜航船，至长安坝；改乘日船，搭至嘉兴府城；花上3文钱，改搭小船，至王江泾；再坐日船，至葑门；从葑门坐夜船，至吴江；从吴江出发，行40里，至苏州盘门；行10里，至阊门；行5里，至山塘。在苏州山塘桐桥东，有航船专搭空身人，直至镇江。[50]
2．杭州至上海
在明代，从杭州前往上海，有两条航线。其中一条航线，先从江头行15里，至回回坟；从回回坟上夜船，行90里，至长安坝；行20里，至崇德县城；行20里，至石门；行20里，至皂林；行20里，至斗门；行20里，至嘉兴府城；行10里，至东栅口；南行60里，至平湖县城；东行30里，至嘉善县城；行6里，至张江汇；行13里，至风泾；行18里，至泖桥；行9里，至朱泾；行13里，至斜塘桥；行14里，至松江府城；行30里，至泗泾；行30里，至七宝；行40里，至上海县城。[51]
另外一条航线，也是先从钱塘江口行15里，至回回坟；上夜航船，行10里，至东新桥；行5里，至沈塘湾；行45里，至龙平山；行35里，至长安坝；换船，行20里，至崇德县城；行20里，至石门；行20里，至皂林；行20里，至斗门；行20里，至嘉兴府城；行10里，至东栅口；东行7里，至七里桥；行24里，至嘉善县城；行6里，至张泾汇；行12里，至风泾；行18里，至泖桥；行9里，至朱泾；行12里，至斜塘桥；行15里，至松江府城；行30里，至泗泾；行20里，至七宝；行24里，至黄浦；行12里，至上海县城。[52]
至清末光绪年间，这条航线仍然存在。清末上海开埠以后，尽管在长江或者海上航线上已经有了火轮，但当时的内河航线上尚无小火轮，所以，从上海到杭州尚需要乘坐“航船”，必须“足足走了三天”，才可以到杭州。[53]又如光绪十五年(1889)，张棡从温州府瑞安县赶赴杭州参加乡试。先是从温州江口坐“美富”号轮船，抵达上海。在上海约停两天，于7月22日下午，租赁无锡快船一只，船钱计英洋13元5角，由七人分担。晚饭后，至十六浦码头下船。当晚12点钟，船即开行。此船甚是宽敞，又正好遇到顺风，行驶甚速。23日，在朱镇停宿；24日，留泊嘉兴一夜；25日，停宿大茅地方；至26日下午2点钟，即抵达杭州城太平桥码头。[54]
3．扬州至杭州
从扬州至杭州航线，通常先在扬州关上，花上3文钱，搭小船至瓜洲；进北门，出南门，花钱2文，渡过大江，至镇江；用马驮货，一般一挑货物需要费脚钱银1分5厘，运至镇江西门；行3里，至南门；从南门坐日船，至丹阳县；坐日船，至常州府；在常州府东门，坐日船，至无锡县；在无锡县南门，坐日船，至浒墅关；再搭小船，至虎丘、山塘；行20里，至苏州盘门；搭小船，至吴江县；步行至松陵驿，日夜有船前往嘉兴府；至嘉兴府，日夜有船，至长安；在长安，日夜有船，至杭州府。[55]
4．湖州四门夜船至各处水路航线
在明代，从湖州府至各处，全是夜船，仅是震泽、乌镇二处，尚有日船可搭。从当时的记载可知，从湖州府城中的四门，发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夜船相当之多，水路交通可谓四通八达。如东门夜船：行70里即可到达震泽，又行130里到达苏州灭渡桥；至南浔是60里水程；至乌镇是80里；至琏市是70里；至新市是80里；至双林是50里。西门夜船：至浩溪、梅溪，均为90里；至四安，是120里；至长兴，是60里；至和平，是50里。南门夜船：至瓶窑，是140里；至武康县，是170里；至山桥埠、德清县，均为90里。北门夜船：行90里，就到了夹浦，过太湖，入港90里，就可到达宜兴。南门夜船：此船一路行向杭州，行36里，至龙湖；行36里，至敢山；行20里，至雷店；行20里，至武林港(北5里是塘栖)；向南50里，至北新关；行20里，即抵达杭州。[56]
5．苏州至孝丰县
此条航线，通常是在苏州阊门的新开河搭湖州夜航船，每人花银2分，行50里，至吴江县城；行40里，至平望；行13里，至梅堰；行18里，至双杨桥；行6里，至震泽；行12里，至南浔；从南浔换船，每人花银8厘，行12里，至东迁；行15里，至旧馆；行18里，至昇山；行9里，至八里店；行8里，至湖州府城；在湖州城西门外搭夜航船，每人花银1分；行9里，至杨家庄；行9里，至严家坟；行9里，至潘店；行9里，至木灰山；行9里，至下严渡；行18里，至吴山湾；行9里，至小溪口；行9里，至金湾；行9里，至梅溪；起早，行30里，至安吉州城；行10里，至三馆；行10里，至沿干；行5里，至白庙；行15里，至孝丰县。[57]
三、作为一种公共场域的夜航船
航船或夜航船是江南来往于两座城市或镇埠之间的定期班船。为了解除旅途的寂寞，善言者在船中高谈阔论，不善言者则垂首聆听。[58]正如茶馆酒楼一样，夜航船成了人们交流信息的重要场所，堪称一处流动的公共场域。
(一)夜航船：公共场域
传统中国的公共场域，大多以茶馆、酒楼、神庙诸种形式呈现，接纳四方之客，既有旅客、商客，又有香客，人虽是流动的，场域却是固定不变。相较于茶馆、酒楼、神庙而言，夜航船中的人，从赴试的科举士子、回乡或者赴任的官员，到出门经商的商人，乃至普通的乡民，乘坐人员更是形形色色。作为一种公共场域，夜航船是流动的，中间停歇之处，不断有客人上船、下船，并将城市、市镇、村落连接起来。借助于水乡独特的航行网络，以流动着的夜航船为媒介体，在明清江南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新闻、信息传播网络。
在夜航船中，尽管空间狭窄，但乘坐人员不少，而且往往男女混杂。如清代从杭州开往吴兴的夜航船，“船小客多”，里面搭乘的客人达“老少十五人”；又如从杭州开往富阳的夜航船，“男女杂沓，中隔以板”。[59]尤其是残冬将尽，外游的客子思念家乡心切，乘坐夜航船回家。人坐夜航船中，尽管“行人拥挤，长途灯火，肃肃宵征，瑟缩篷窗，劬劳堪悯”，然乘客中亦有诙谐的豪客，无聊时唱无字之曲，“歌呼呜呜，声闻远岸”。[60]此情此景，确乎值得记录，更有待于研究者去深入探析一番。
当然，在夜航船中，不仅限于唱曲，更有人喜谈新闻。按理推测，船中所谈新闻理当涉及一些朝政，然目下因史料匮乏，难以加以证实。根据已掌握的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夜航船中客人所谈之事，大多限于他人隐私，甚或是一些鬼怪趣事。《儒林外史》记载：
这宦成奉着主命，上了杭州的船。船家见他行李齐整，人物雅致，请在中舱里坐。中舱先有两个戴方巾的坐着，他拱一拱手，同着坐下。当晚吃了饭，各铺行李睡下。次日，行船无事，彼此闲谈。宦成见那两个戴方巾的说的都是些萧山县的话。——下路船上，不论甚么人，彼此都称为“客人”，因开口问道：“客人，贵处是萧山？”那一个胡子客人道：“是萧山。”宦成道：“萧山有一位权老爷，客人可认得？”那一个少年客人道：“我那里不听见有一个甚么权老爷。”宦成道：“听见说，号叫潜斋的。”那少年道：“那个甚么潜斋？我们学里不见这个人。”那胡子道：“是他么？可笑的紧！”向那少年道：“你不知道他的故事，我说与你听。他在山里住，祖代都是务农的人，到他父亲手里，挣起几个钱来，把他送在村学里读书。读到十七八岁，那乡里先生没良心，就作成他出来应考。落后他父亲死了，他是个不中用的货，又不会种田，又不会作生意，坐吃山崩，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县考的复试也不曾取。他从来肚里也莫有通过，借在个土地庙里训了几个蒙童。每年应考，混着过也罢了；不想他又倒运：那年遇着湖州新市镇上盐店里一个伙计——姓杨的杨老头子来讨帐，住在庙里，呆头呆脑，口里说甚么天文地理，经纶匡济的混话。他听见就像神附着的发了疯，从此不应考了，要做个高人。”[61]
小说属于白话体，记载亦不甚晦涩，就不嫌其烦地引述于此。从中不难发现，人坐夜航船中，难免会偶语纷纷。小说记载中所谈内容，则是外乡人打探消息，借助家乡人之口，获得一所谓“权老爷”的完整信息，其中似已涉及人的隐私。当然，船中客人所谈，有时多为传播一些类似于天方夜谭式的奇谈怪论。如清人袁景澜作有《夜航船》诗，云：“长宵归客趁吴艭，杂沓乡音聚短窗。宛守庚申同不寐，争歌子夜无字腔。瑰奇互说黎邱鬼，欢笑时惊断岸庞。柔橹咿呕相应答，鸟啼月落过寒江。”[62]其中“瑰奇互说黎邱鬼”一句，大抵已经道出夜航船作为一种公共场域，不乏船客散布鬼怪趣事之例。
夜航船中攀谈，若所谈涉及他人隐私，有时也会招来横祸。明代小说《杜骗新书》所记关于“尤刁民”的事情，可谓为典型的例证。小说记道：乡中有一位尤五，乡里人称之为“尤刁民”，平日里专门玩弄法律，渔猎下民，人人畏而远之。一日，尤五搭船前往府城，已先入船坐下。后来的乘客陆续上船，萍水相逢，彼此各不相识。在船中，乘客对坐漫谈，忽讲及巡按御史正在访拿刁民。乘客中有一位姓丘的后生，不知尤五也在船上，对大家说：“闻此时，本县惟尤五最刁，几与人暂处无不被其骗害者。若得按院除了此人，民亦安生。”尤五冷笑几声，心想：我与你有何相干，你既然传扬我是刁民，又愿意让巡按御史来除掉我，若不白白骗你一场，我枉得“刁民”之号！他见姓丘的后生所带铺陈甚好，随即取一木印，挨近其毡条白处，偷偷在毡条上打上一个印记。到了晚上，船靠岸，各自收拾自己的行李离去。尤五尾随姓丘的后生之后，行至府前，从仆人的担头把铺陈抢下，道：“多劳你挑，我自拖去。”姓丘的后生过来抢夺，道：“这是我的铺陈，你拖到哪里去？”二人互争不开，打入府堂上去。尤五说：“是我物，他强争。”姓丘的后生也道：“是他争我物。”知府问：“你两人互争，各有甚记号。”姓丘的后生答：“我自己买来的，并未作记号。”尤五则答：“我在毡条内，打有印记。”当堂开视，尤五取出衣带中的木印对之，果然相同。知府断道：“此是尤五之物，丘生何得冒争。”将姓丘的后生责打十板，令尤五领了铺陈离去。姓丘的后生骂道：“你这贼是何人，敢如此骗我，后必报之。”尤五道：“刚才在船上，你提到的‘尤刁民’，就是我。我与你何干，你却终日说我刁。故教训一下你，让你知道‘刁人’就是这个样子。”至此，姓丘的后生大为悔恨，心想还是因为自己在背后妄称他人之恶，所以才导致此失。[63]究这则故事的本意，明显在于告诫他人在公共场域，切不可在背后妄议他人，尤其谈论他人隐私，然事实却是，在夜航船这种公共场域中，将他人隐私作为一种新闻来谈，已经是习以为常。
(二)夜航船学问
在明清两代，一般将夜航船学问视为学问浅薄的代名词。此说来自明人叶盛的《水东日记》，其中记道：
吴思庵先生谈及浅学后进，曰：“此《韵府群玉》秀才，好趁航船尔。”航船，吴中所谓夜航船，接渡往来，船中群坐多人，偶语纷纷。盖言其破裂之学，只足供谈笑也。[64]
此则记载，又见于郎瑛的《七修类稿》、朱国祯的《涌幢小品》、张怡的《玉光剑气集》，仅是文字稍异而已。[65]文中提及的吴思庵，就是吴讷，他是苏州府常熟县人，学问由博入约，自体达用，且能以行谊为先，自然看不起以《韵府群玉》为学问的秀才。文中提及的《韵府群玉》一书，共20卷，既是一部韵书，又是一部类书，元初阴时夫撰。此书捃摭群书，以类相从，便于检阅。书中内容，包括音切、散事(新增许氏《说文》、徐氏《音义》)、事韵、活套、卦名、书篇、诗篇、年号、岁名、地理(附州郡名、地名)、人名(附字与号、帝王名号、国君名号、夷名、妓名)、姓氏、草木(附花名、木名、草名、药名、果名)、禽兽(禽名、兽名)、鳞介、昆虫、曲名、乐名(附律名)等项。
秀才学问，最是浅薄。他们学无根柢，只需烂熟一本《韵府群玉》，加以背诵记闻，即可乘坐夜航船，足供谈笑。在明代，若有人学问仅是“浅学之破碎摘裂”，人们即以“夜航船”称之，[66]其意是说此类学问仅可供在夜航船中谈笑。即使如此，正如明末清初人张岱所言，天下学问，唯有夜航船中最难对付。究其原因，在于夜航船的乘客中，多是“村夫俗子”，但他们的学问，大都预先准备充分。诸如“瀛洲十八学士”“云台二十八将”之类，无不背诵得滚瓜烂熟。在旅途攀谈中，若有人落下一个人的姓名，就会被人“掩口笑之”，甚至被人讥为没有学问，落下笑柄。[67]前引张岱所举秀才与僧人的对谈，即为一例。相同的例子同样可以从清人吴敬梓所著小说《儒林外史》中找到。如小说记载，匡超人“取定了结，也便收拾行李上船。那时先包了一只淌板船的头舱，包到扬州，在断河头上船。上得船来，中舱先坐着两个人：一个年老的，茧绸直裰，丝绦朱履；一个中年的，宝蓝直裰，粉底皂靴，都戴着方巾。匡超人见是衣冠人物，便同他拱手坐下，问起姓名。”此两人，一为牛布衣，一为冯琢庵。在交谈之间，匡超人吹嘘自己八股选本如何风行，甚至说山东、山西、河南、山西、北直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这句话一出，立马露出了破绽，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匡超人只好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68]
毫无疑问，明清科举时代的秀才学问，凭借的是《韵府群玉》之类的类书，仅堪乘坐夜航船之用而已。清儒讥明人“以类书为学问”，所言实有几分道理。当乘坐夜航船时，只需要道听途说，腹中记诵数十个人名，即可自炫为“博学才子”。以明代绍兴府余姚县为例，按照当地的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等到20岁后，还是在科举仕途上无成，然后再习为手艺。所以，即使是百工贱业的手艺人，像《性理大全》《通鉴纲目》等书，无不熟烂于胸。偶然问及一事，但凡人名、官爵、年号、地方，他们可以一一枚举，没有错漏。即使如此，也不过是“两脚书橱”而已，对于文理考校，并无多少益处，与那些目不识丁之人无异。究其原因，如“十八学士”“二十八将”之类，即使偶然失记其中的人名，实则无害于学问文理。正如张岱所言，古人姓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如“八元”“八恺”“厨俊”“顾及”之类；另一类有关于文理，不可不记，如“四岳”“三老”“臧谷”“徐夫人”之类。[69]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夜航船学问，还是“以类书为学问”，对此评定亦当从两个方面论之：一则足证秀才学问或夜航船学问之浅陋；二则无论是日用类书的普及，还是余姚人百工贱业的手艺人也都识字读书，正好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教育的通俗化以及大众识字率的增加。
(三)夜航船里的故事
夜航船既是一种交通工具，又是流动的公共场域。因船中人多，船窗狭窄，里面又是男女杂沓，仅以一木板隔离男女。再加之长途旅行的寂寞，于是在夜航船中难免会发生一些感情方面出轨的事情，有时甚至是一些可笑的风流故事。这些故事，其传播者显然就是那些夜航船中的乘客，再由文人加以记录，得以流传于今。当然，这些故事的记录者，亦即文人学者，有些本身就是夜航船的乘客，他们是故事的见证人；而有些则得之于其他乘客的转述。下面根据史料记载，将明清时期行驶于江南水网上的夜航船中所发生的故事，选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且很有意思的一则，加以分析。
故事发生在杭州至湖州的夜航船里。故事梗概大致如下：有一位姓范的杭州人，从杭州搭乘航船至湖州。在船中，见到一位少妇，装束虽是寻常，而姿态颇为动人。又见一位姓白的少年，不时与少妇交谈。范氏就格外留意观察。至半夜，船中熄灯，乘客均已入睡。范氏偶然点烛起来，则见二人已是同衾而卧。范氏急忙灭烛，不再出声。翌日，航船泊岸，乘客纷纷检查自己的行囊。少妇忽然大喊大叫，说自己丢失了金簪、金环，要船家替她搜索。过了很久，才从少年的襆被中找到金簪、金环，于是将其归还少妇，将少年绑缚，大加责打。责打完毕，替少年松绑。少年自己摒挡卧具，也是大呼小叫，声称自己失去银币80圆。诸位乘客听后，都呵责他道：“你偷窃人家之物，还会有如此巨赀？”等到将要登岸之时，少年长跪于少妇之前，求她归还自己的银币，并说：“我是一位卖猪的人，辛苦三年，才积攒下20圆，又向母舅贷了60圆，打算回老家娶妻。如今钱全失去，不但婚事不成，而且无颜回家了。”言毕，叩头无算。少妇不顾，打算径自离去。
范氏大致揣知其故，回头对众人说：“此二人事，殊可疑，我打算请诸君至茶肆，料理此事，如何？”众人答应：“诺。”于是一起到了茶肆。少妇不得已，也只好同去。范氏先问少年所持银钱之数，以及包裹的行状，又回头问少妇：“你身边有银钱吗？也该取出来验视一下，否则将请人搜身。”少妇不得已，取出银钱，视之，共计76圆，又有一包，里面共有银币10余圆。范氏对众人道：“南京的银币，都有图记，唯独此银币没有图记，必定是怕人认出而刻意抹去。”随之又对少年道：“你也有过，应该对着大家坦白交代事情经过。”少年不得已，只得将自己见到少妇颇有姿色，两晚都与她同衾寝处的事情交代一番。少妇听后，脸颊绯红，于是众人才知少年被骗的缘故。范氏取出60圆给少年，说：“此钱你拿去，余下的钱不给了，作为对你佻达行为的惩罚。”又取10圆给少妇，说：“此钱酬谢你两夜的辛劳。”剩下的支付了茶资，还剩二三元，也一并给了少妇。少妇羞愧不已，持金离去。[70]
(四)航船治安问题
明清两代，夜航船中，人物形形色色，难免涉及公共治安问题。如上引故事，显已涉及航船中的失窃事件。系统梳理明清史料记载不难发现，江南航船上发生的治安典型案件，大体涉及讹诈骗财、谋劫客商、盗窃三种。以浙江钱塘江上的“梢公”为例，当时已有“白日鬼”之号，大多以讹诈要挟的方法讹取乘客的钱财。如冯梦龙《醒世恒言》第36卷就说行为不端的水手：“这班人都是凶恶之徒，专在河路上谋劫客商。”此说实是不假。在明代，钱塘江上的航船舟子相当强横，惯于用讹诈之法骗财。每当船行至波涛险恶之处，舟子“谓一舟姓命死生尽在吾手，辄索财物不已”。[71]在明代的航船中，但凡同船搭乘之人，或人物衣冠整齐，无甚行李，踪迹可疑之人，不是“拐子”，就是“陶摸、吊剪”之流。他们骗取或者偷窃客人财物，花样众多，“或自相赌戏以煽诱，或置毒饼果以迷人，或共伙党而前后登舟，或充正载而邀吾入伴”，乘客若不识其奸，钱财就会被骗被盗。尤其是苏州、杭州、湖州一带的船家，他们载人的航船，通常是人居上层，行李藏于板下，乘客一不谨慎，钱财、行李多被窃取。[72]即使到了清末，轮船已经兴起，但作为一种公众场域，轮船上偷窃行为亦不时发生。[73]
如何应对航船上的治安风险，尤其是夜航船上所发生的失窃案件，有一则具体的司法案例，借此大抵可以知悉航船失窃案的审理乃至具体判决定例。此次航船失窃案应该发生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巡抚批示此案的时间为七月十五日，可知具体案件发生日期在此之前。此案先经钱塘县审理，经府核详，上报浙江按察司审理后，再由巡抚、总督批示定谳。案件经过大致如下：失窃事主雷云万搭乘叶绳武的航船前往省城杭州，乘客均系散搭，并非中途附搭。船行至石门县地方，船内有三位乘客登岸吃饭，一去不回。后经查，事主雷云万失去银子279两5钱余。照理说来，乘客货物银钱，既然已经收储在航船上，那么船户就有看守之责。经此一案，杭州府专门提出了航船失窃案的判决定例，通常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客人将银钱、货物亲自交付船户寄带，而客人自己不随船而行，并且将银钱、货物开明单帐交给船户，如有疏失，自应由船户全赔。另一种情况则是客商随身带有行李、银钱、货物，虽交付船户收储，而自己也同船而行，则客商应该自为防范。倘若中途遇到失窃，应由船户赔偿一半，等破案获贼之日，再行究明。所以此案最后判决，雷云万失窃银子，由船户叶绳武先赔一半，而后再下令捕役严缉窃贼。[74]相关的航船失窃案审判，在清代已基本照此形成定例。如另一则史料明确记载：“航船被窃，如客人将钱物亲交船户寄带，而客不随行者，著船户全赔。若己身同在船者，船户赔偿一半。”此例基本与上述案件的司法实践相合。当然，航船失窃案，有时颇为复杂，故清代的审判定例尚有其他的补充。如若在航船上发生窃案，且属于船户偷窃，那么就让“船埠”先行赔偿。这就是说，船埠作为航船的管理者，必须连带承担管理之责。若系客商专雇之船，而船户因为贪图小利，误搭匪人，以致客商失窃，则由船户先行赔偿。[75]法规定例，显已将职责细化，而后确定失窃案中各方应有的责任。
余论：轮船的兴起与航船的衰落
在明清两代，航船与夜航船在江南水乡地区的内河航运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航船出行，船工生活艰辛，[76]再加之清末民初以来，汽船、汽车开始出现，以及内河火轮的广泛使用，显然对传统的航船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最终导致航船业逐渐趋于衰落。
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自清末以迄民国，由于轮船的广泛投入使用，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波、温州为中心，进而辐射至江南各个城镇，借助于沿海、沿江、内河航线，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形成一个相当完备的航运网络，在沟通各地交往和促进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77]事实确实如此。通过钩稽史料不难发现，早在清末，在海上乃至长江航线上，已经出现了定期的轮船。譬如上海至南京、温州至上海，均有定期的班轮。从吴趼人的记载可知，清末上海至南京，走的是长江航线，当时由英、日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垄断经营。其中怡和公司名下，有一艘“元和”号，就是定期走长江航线。一般是在晚上一点从上海开船，次日到江阴，次日晚再过镇江，第三日白天到南京。[78]又如光绪十七年(1891)，温州府瑞安县人张棡至杭州参加省试，先是从温州乘坐“超武”兵轮至宁波江夏码头，再换乘“宜昌”轮船，到达上海。而后，又从上海雇用一只由小火轮拖带的“无锡快”，抵达杭州武林门外停泊，而后坐过帮船进城。[79]至民国十五年(1926)，瑞安人赴沪，不必再从温州乘坐轮船，而是由瑞安直航上海。当时在瑞安江上，已有三艘轮船直航上海，其中又以“瑞平轮”最大，由大资本家杨素所经营。杨素死后，其子继续经理轮船账务，船上水手大半为瑞安人。此后，平阳、瑞安一带商家由瑞安赴沪，往返运货，均用轮船，导致温州商埠“渐为之减色矣”。[80]
除了沿海、沿江跨境航线使用轮船之外，清末民初时期，在内河上也陆续通行小火轮。如浙江温州瑞安，项调甫曾集股开办瑞安江轮。小火轮从上海购置，通行于大塘河。[81]至民国十三年(1924)之后，从瑞安县城赴塘下的小火轮，不再使用燃煤，而是改用煤油，进而使航速大增。先是李幼梅不满项姓垄断当地航运，购置一艘使用煤油的货轮，轮号为“大发”，参与入股的有李翼伦、陈亦默等数十人。随后，项荫轩又起而争之，亦出资赴沪购置火轮一艘，轮船名仍旧号“会昌”，亦用煤油为燃料，速度之快不减“大发”。两家轮船，“同时开行，同时拉客，尔争我夺，形类沪上野鸡”。[82]又如苏州府常熟县，在清末一直有从乡下至常熟城的航船，通常是以后塘岸南石桥作为码头，“挨班往来”。至民国二年(1913)，白茆塘开行“永利”号内河小轮船，以典当桥为码头，由张市、归市、何市、支塘、白茆、唐市而达城中小东门。自此以后，航船、轮船各司其职，货物由航船运输，旅客多乘坐轮船。其后，更是开设了由支塘、吴市开往昆山的班轮，当日可达昆山，苏州、上海之间的往来更趋方便。[83]民国初年常熟新庄乡一位游客游历苏州、无锡的旅程为例，借此以观民国初年江南内河航运的变迁。据这位游客旅行归来后的转述，他游历苏州，原本拟在新庄港乘坐夜航船前往常熟，后因想饱览浪澄塘、尚湖的风景，所以改为雇人力车赴西塘桥，然后坐小汽船抵达常熟。在常熟城徜徉数日之后，又乘坐苏州、常熟间的早班轮船南行，前往苏州城。常熟至苏州内河航线路程大致如下：先是途径元和塘，而后经吴塔进入蠡口；再前行，即至制陶业中心陆墓；过陆墓大约3里，即至苏州城的北门齐门。当旅行完毕，这位游客不再原路返回，而是先去苏州火车站，乘坐汽车，西行抵达无锡，畅游完惠山之后，再乘坐航船回到西塘市，而后步行回家。[84]这则旅行记述足以证明，在民国初年的江南，轮船、汽车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的航船，进而成为人们出行的快捷交通工具。
内河轮船与陆上汽车的崛起，无疑对传统的内河航船业构成了挑战。如在江淮之间通行的“满江红”，在汽船、汽车未兴之时，常常行驶于江、浙之间，自清江浦直达杭州，载运往来南北之客。自汽船、汽车出现之后，也与“无锡快”之类的船只一样，变得“生涯萧索”，“皆鲜有过而问之矣”。[85]有幸保存下来的航船，其主要的使用者已多限于富贵之家。因富贵之家眷属众多，在来往于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以及江苏所属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之时，特意雇上一艘航船，目的仅是限于“取其安适”。[86]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内河航船业也在开始加以改进，以便适应新时代乘客出行与物流运输的需要。清末民初以来航船业的变化，大抵有以下两端：一是为了借用轮船快捷之力，宁可成为轮船的附庸。航船行驶，全凭人力摇橹或划桨，行驶相对迟缓。为了提速，航船进而改用汽船拖带，俗称“拖带”。行驶时，以铁缆系于汽船之尾，鼓轮直进，行驶自如。汽船拖船上的船工水手，安坐无事，只是在转弯之时，“偶一司舵而已”。[87]据清末民初温州府瑞安县人张棡的日记可知，他在上海回到杭州时，所雇“无锡快”一只，即由小火轮拖带。小火轮拖带大小船约有6只，当日中午12点从上海开行，次日未刻抵达杭州武林门外。[88]二是洋式划船的出现，进而取代原先的花船(即画舫)。以浙江温州为例，原先很多人家置有大花船，作为家中上坟祭扫之用，形状“两首方形仰上，如古人履式，中三舱，亦明窗净几”，一如“无锡快”的样子。然自民国以后，一些开汤店之人，按照洋式划船的样子造船，较为光明轻便，而后各船户均依式造船使用，于是“盘汤船”之名因此大噪，而老式花船再也无人顾问。[89]
尽管自清末民初以来，传统的内河航船业已呈渐趋衰落之势，然因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航船业一直存在于中国的江南水乡，时间应该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江南水乡的乡村公路网建设渐趋完善，作为客货兼运的航船，才逐渐淡出江南的水上交通舞台。其实，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相当巨大，不仅是传统的航船业受到了冲击，即使是火轮船，也同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水上交通，已经被更为便捷的陆上交通所取代。传统的水上交通工具，仅仅因为旅游观光业的需要，尚保留一些内河航运船只以应时景，如浙江绍兴水乡内河中的乌篷船，江浙两省水乡名镇中的观光船，等等。至于水上运输货船，作为陆上货运的一种补充，迄今尚有留存，但已经是强弩之末，其前景如何，则更有待时间的考验。
作者简介：陈宝良，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史。
[1]笑谈记道：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卷足而寝。僧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人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详见(明)张岱：《琅嬛文集》卷一《夜航船序》，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9页。
[2] (清)香婴居士重编：《麹头陀传》第18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3]　明清时期的戏曲小说中，多有“长亭送别”的情节。关于官道上的长亭或茶亭，其功能当另文加以探讨，在此不赘。
[4]如清末吴趼人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曾云，从广东省城广州，可以“附了乡下渡船，回到花县”。作者明确指出，广东的渡船，“犹江南之航船也”。详见(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57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3页。
[5](明)朱国祯撰，王根林校点：《涌幢小品》卷四《衙宇房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
[6](明)朱之瑜：《朱舜水集》卷八《与奥村庸礼书二十二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2页。
[7](明)顾彦夫：《村落嫁娶图》，(清)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四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23－3524页。
[8](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一、卷二，杨正泰撰：《明代驿站考》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280页。
[9]王鸿飞：《双浜小志·市镇》，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753页。
[10](清)顾炎武撰，黄珅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册《苏州备录》上《苏州府·山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
[11](明)郑若增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一三上《经略五·兵船》，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57－880页。
[12](清)顾炎武撰，黄珅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册《苏州备录》上《苏州府·山水》，第403－404页。
[13]下文关于航船、夜航船的考订与记载，除了专门注明出处者外，余均可参见(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四《夜航船》，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0页；(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2页；(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一《夜航船》，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7页；(明)郎瑛：《七修续稿》卷四《辩证类·夜行舡》，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569页；(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一一《十一月·夜航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28－329页；(清)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一○《趁夜航船》，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34－735页。
[14](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四《夜航船》，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3册，第2880页。
[15](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第92页。
[16](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一《夜航船》，第137页。
[17](明)叶权：《贤博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页。
[18](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一一《十一月·夜航船》，第328－329页。
[19](明)朱国祯撰，王根林校点：《涌幢小品》卷一七《唐先生》，第318页。
[20]徐珂编撰：《清稗类钞·舟车类·满江红》，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册第6072页。
[21]徐珂编撰：《清稗类钞·舟车类·满江红》，第13册第6073页。
[22]徐珂编撰：《清稗类钞·舟车类·满江红》，第13册第6073页。
[23]徐珂编撰：《清稗类钞·舟车类·满江红》，第13册第6073页。
[24]徐珂编撰：《清稗类钞·舟车类·满江红》，第13册第6075页。
[25]徐珂编撰：《清稗类钞·舟车类·满江红》，第13册第6075页。
[26]据记载，在浙江温州府瑞安县城内，就设有航船埠头。参见《光绪廿一年·在城东门阿姊处看彩龙舟》，闰五月初五条，张棡撰，俞雄选编：《张棡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27]转引自夫马进：「清代苏州普济堂の碑刻と公牍ｺﾋﾟｰﾌﾏｲﾙ——あわせて善堂の强权の性格について」、夫马进編：『中国明清地方档案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2000年、156頁。
[28](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二，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98－299页。
[29]徐珂编撰：《清稗类钞·舟车类·满江红》，第13册第6075页。
[30]王鸿飞：《双浜小志·市镇》，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第753页。
[31]嘉靖《常熟县志》卷二《市镇志》，《中国史学丛书》，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
[32]陶琰：《仁节先生集》卷八《游学日记后》，钞本。
[33]王鸿飞：《双浜小志·市镇》，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第753页。
[34](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七《江南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13页。
[35](清)袁枚：《续子不语》卷六《夜航船二则》，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页。
[36](清)袁枚：《续子不语》卷六《夜航船二则》，第343页。
[37](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七《江南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14页。
[38](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七《江南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13页。
[39]《光绪十四年·赴郡附海昌轮晋省乡试》，七月十五日条，张棡撰，俞雄选编：《张棡日记》，第7－8页。
[40](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七《江南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13页。
[41](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一《苏州由双塔至松江府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54页。
[42](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一《苏州由太仓至南翔镇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54页。
[43](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17回，第133－134页。
[44](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一《苏州由常熟县至通州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55页。
[45](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一《太仓由常熟转至常州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55页。
[46](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一《丹阳县由梅渚至徽州陆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55页。
[47](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二《扬州府由泰州至通州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73页。
[48](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二《高邮由沙沟至庙湾场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74页。
[49](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二《淮安府由海州至胶州水陆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76页。
[50](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七《江南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13页。
[51](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七《江南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15页。
[52](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一《杭州由长安至上海县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53页。
[53](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回，第6页。
[54]《光绪十五年·由沪赴杭三场试毕》，七月廿七日条，张棡撰，俞雄选编：《张棡日记》，第12页。
[55](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七《江南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13页。
[56](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七《江南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14页。
[57](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一《苏州由湖州至孝丰县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55页。
[58]明人叶盛记：“航船，吴中谓之夜航船，接渡往来，船中群坐多人，偶语纷纷。”此即其例。参见(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趁航船》，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页。
[59](清)袁枚：《续子不语》卷六《夜航船二则》，第343页。
[60]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一一《十一月·夜航船》，第328－329页。
[61](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12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125页。
[62](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一一《十一月·夜航船》，第329页。
[63]张应俞：《杜骗新书》第11类《强抢骗·私打印记占铺陈》，转引自侯忠义等主编：《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5册，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9页。
[64](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趁航船》，第17页。按：标点者将吴氏所言，标为：“此《韵府群玉》，秀才好趁航船尔。”且将“浅学后进”视为《浅学后进》一书，误。
[65](明)郎瑛：《七修续稿》卷四九《奇谑类·韵府群玉秀才》，第519页；(明)朱国祯撰，王根林校点：《涌幢小品》卷四《衙宇房屋》，第74页；(清)张怡：《玉光剑气集》卷一九《艺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11页。
[66](明)朱国祯撰，王根林校点：《涌幢小品》卷四《衙宇房屋》，第74页。
[67](明)张岱：《琅嬛文集》卷一《夜航船序》，第49页。
[68](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20回，第204－205页。
[69](明)张岱：《琅嬛文集》卷一《夜航船序》，第49页。
[70]徐珂编撰：《清稗类钞·棍骗类·航船妇骗白姓少年》，第11册第5448页。
[71](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页。
[72](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二《买卖机关》，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第297页。按：此条清末人李虹若亦有相同记载，可见航船上之治安问题，延续明清两代。参见(清)李虹若：《朝市丛载》卷四《行路》，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2页。
[73](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回，第11－12页。
[74]《治浙成规·航船被失分别赔赃》，《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6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575页。
[75]《刑幕要略·贼盗》，《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12－13页。
[76]夜航船船工生活之艰辛，可引清末人俞樾下面一则记载为证：“苏州某甲，初以摇夜航船为业，年四十，犹未娶也。”参见(清)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
[77]戴鞍钢：《近代上海与江浙城镇——以航运网络为中心》，梅新林、陈国灿主编：《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转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125页。
[78](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回，第10－12页。
[79]《光绪十七年·乘轮晋杭省试》，八月初三条，张棡撰，俞雄选编：《张棡日记》，第19页。
[80]《民国十五年·接到沙涂局办事处主人委状》，二月十四日(农历丙寅正月初二)条，张棡撰，俞雄选编：《张棡日记》，第363页。
[81]《光绪三十二年·瑞安新购小汽轮通行大塘河》，六月二十日条，张棡撰，俞雄选编：《张棡日记》，第113页。
[82]《民国十三年·新制汽轮锅炉用煤油》、《民国十四年·平阳客货船被小轮冲沉》，七月四日(农历六月初三)、一月四日(农历十二月初十)条，张棡撰，俞雄选编：《张棡日记》，第328－329、344页。
[83]王鸿飞：《双浜小志·市镇》，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第753页。
[84]陆晶生纂：《新庄乡小志》卷四《苏游(一、二、三)》，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第1006－1007页。
[85]徐珂编撰：《清稗类钞·舟车类·满江红》，第13册第6072页。
[86]徐珂编撰：《清稗类钞·舟车类·小汽船拖带船舶》，第13册第6073页。
[87]徐珂编撰：《清稗类钞·舟车类·小汽船拖带船舶》，第13册第6073页。
[88]《光绪十七年·乘轮晋杭省试》，八月初三条，张棡撰，俞雄选编：《张棡日记》，第19页。
[89]《民国三年·盘汤船》，二月十四日(农历正月二十)条，张棡撰，俞雄选编：《张棡日记》，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