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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三》载：“夏，四月，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户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考策官，贯之署为上第。上亦嘉之。乙丑，诏中书优与处分。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且言‘翰林学士裴垍、王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无所异同。’上不得已，罢垍、涯学士，垍为户部侍郎，涯为都官员外郎，贯之为果州刺史。后数日，费之再贬巴州刺史，涯贬虢州司马。乙亥，以杨於陵为岭南节度使，亦坐考策无异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调，各从辟于籓府。僧孺，弘之七世孙；宗闵，元懿之玄孙；贯之，福嗣之六世孙；湜，睦州新安人也。”此段记载与新旧唐书多有不合，未知其所出。而观其与新旧唐书之别，主要在于其移恶于李吉甫，而称美宪宗。观《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载：“三年秋，裴均为仆射、判度支，交结权幸，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试直言极谏科，其中有讥刺时政，忤犯权幸者，因此均党扬言皆执政教指，冀以摇动吉甫，赖谏官李约、独孤郁、李正辞、萧俛密疏陈奏，帝意乃解。”显然李吉甫本来就是一个受害人，皆赖谏官李约、独孤郁、李正辞、萧俛帮忙说话，才得免祸。《新唐书·卷七十一》记载也是如此：“裴均以尚书右仆射判度支，结党倾执政。会皇甫湜等对策，指褭权强，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悦。均党因宣言：‘殆执政使然。‘右拾遗独孤郁、李正辞等陈述本末，帝乃解。”此云执政者，便是指李吉甫。结合《旧唐书·卷十四》载：“乙丑，贬翰林学士王涯虢州司马，时涯甥皇甫湜与牛僧孺、李宗闵并登贤良方正科第三等，策语太切，权幸恶之，故涯坐亲累贬之。”可以肯定地说，权幸者应该包含宪宗在内，而另一个当事人王涯则受了其甥皇甫湜的牵累。另考《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八》云：“三年，复策贤良之士，又命贯之与户部侍郎杨于陵、左司郎中郑敬、都官郎中李益同为考策官。贯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实指切时病，不顾忌讳，虽同考策者皆难其词直，贯之独署其奏。遂出为果州刺史，道中黜巴州刺史。”可见韦贯之之贬，非受牵连，直接就是当事人。惟一无故受牵连者，便是裴垍了。其实《新唐书》记载得还是很清楚的。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九》载：“（裴垍）坐覆视皇甫湜、牛僧孺等对策非是，罢学士，为户部侍郎。帝器垍方直，以为任公卿，薄其过，眷信弥厚。吉甫罢，乃拜垍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又载：“（韦贯之）进吏部员外郎，坐考贤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独署奏，出为果州刺史，半道贬巴州。”可见《新唐书》记载相对简略，其大旨与《旧唐书》无异，惟《通鉴》差别犹大，难觅其所出。按《通鉴》则裴垍、韦贯之皆为李吉甫所构，吉甫何其冤哉！昔“李吉甫始执政，以情谓垍曰：‘吾落魄远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且宰相职当进贤任能，君精鉴，为我言之。’垍即崖略疏三十许人，吉甫籍以荐于朝，天下翕然称得人。”可见吉甫与垍相交之款曲，及垍之进相，李吉甫荐颇力，何构之前而荐之后者？此当秉《唐书》为确。良为所叹者，史笔如彼，人言其畏？史笔如彼，人言其信？辗转之间，忠臣便成恶吏，翻覆之余，碧血或为黄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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