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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良：王阳明心学与豪杰精神 研读经典  ★★★★★ 王阳明心学与豪杰精神 王国良 （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 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 王阳明根据自己亲自经历体验，提炼出良知学说，同时也标志新型儒学人格精神——豪杰人格精神的诞生与发展。良知心学与豪杰精神对晚明思想解放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关键词】 心学 良知 豪杰 圣贤 王阳明（1472—1528），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后迁居浙江山阴（越城），因筑室于山阴城外的阳明洞天，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做过南京兵部尚书。纵观阳明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几经变难而屡建奇功，虽建奇功而屡遭打击诬陷。阳明先生于百死千难之中，根据自己亲自经历体验，提炼出良知学说，表现出勇往直前，信念不移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标志新型儒学人格精神——豪杰人格精神的诞生与发展。本文对此试加探讨，并求正于方家学人。 一 王阳明良知心学与历代先贤哲学思想的重大区别在于，阳明良知学说主要不是从道问学的经典诠释中得来，也不是从静中培养得来，甚至不是从苦思冥索枕上流汗得来，而是从自己百死千难的生平经历中提炼出来，饱含强烈浓郁的生命精神，表现出勇往直前，信念不移的大无畏精神，是新型儒学人格豪杰精神的发扬光大。 王阳明自少年时代起就有志于成为圣贤。王阳明最初学习朱熹学说，按朱熹格物致知的方法去寻求成贤成圣之道。“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于是准备从最基本的做起，按格物穷理的方法去穷格官署里竹子的道理。结果却是失败。 王阳明格物失败之后，并没有怀疑格物致知本身，只是怀疑自己能力不够，无法做圣贤，但一直在继续思考格物致知之旨。只是在被投放到一个特殊的环境中经历生死考验后，才恍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即著名的“龙场悟道”。龙场悟道的核心是悟到格物致知之旨不是向外格物，而是向自己心上求，悟到“吾性自足”、“心外无理”、“心即理”，这也就是良知说的创立。但这并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体认出来的，与“随处体认天理”的任运自然意识有根本区别，良知学说是王阳明在独特的环境中获得的独特的体悟结果，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生出来的生命精神，是在无所依靠，空所依傍的完全依靠自我应付环境求生存而获得的思维经验，故具有超越生死，一往无前的无畏精神。 正德元年，王阳明为抗疏救同僚而得罪宦官刘瑾，被流放到贵州龙场驿为驿丞。龙场在西北万山丛中，谈笑无鸿儒，往来者不是山中野人，就是亡命逃犯。瘴疠蛊 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 《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从王阳明当时所写《 瘗旅文》可以看出，王阳明自己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王阳明居夷处困，动心忍性，首要的任务就是应付环境，在孤立绝望的环境中奋发求生存。他既见不到君，又见不到父，如果圣人处此地位，将会如何处置？恐怕也只能是依靠自己的智能与经验来应付环境，战胜困难，度过危机！在面临死亡威胁的紧急关头，万家学说必然涌入心头，人生意义问题常常萦绕于脑际。终于在某一天夜里，他忽然悟到真理就在自己心中，自己在克服一个个困难，度过一道道难关时所采取的方法措施无不是理，无不来自于自己心中，凡理莫不求于己出，心外哪有什么理能救你呢？“游子望乡国”，除了“泪下心如摧，”还能企盼到什幺呢？只有悟到一切由心决定，才终于胸中洒洒。“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为什幺中夜有所悟而大声呼叫？这就是长期困扰他的格物致知问题被他解决了，特别是重新找到了作圣人之路令他充满了自信。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王阳明后来回忆说：“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中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己身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一生多次生死考验中体验最痛切、对他的思想形成与发展意义最大的一次。是王阳明思想转折的关键，也是整个宋明理学发生转折的关键。历来研究者似对此注意不够，不妨略费笔墨详加讨论。阳明格竹子之理受挫后，追求圣贤理想的自信心受到打击，但并未放弃对格物致知之旨的思考，而是继续泛滥百家包括“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其中佛教禅宗思想对他影响较大。龙场的居夷处困，促使他寻求自救，各种学说不停地在脑海中翻滚，在险恶环境中体验，终于有一天忽然顿悟，仿佛豁然贯通、通晓了格物致知之旨，恢复了做圣人的自信，即“吾性自足”、“自有担当”，真是茅塞顿开，拨云雾而见青天，标志着王阳明自己心学的诞生，与朱熹的理学体系相脱离而独立出来，阳明龙场悟道可说是阳明心学的“独立宣言”，而且是与陈白沙的“以自然为宗”的心学体系大异其趣的良知心学。黄宗羲对王阳明知道陈白沙但从不提起陈白沙曾感到困惑不解，[ 《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7月版。] 但在本文看来则是可以理解的顺理成章之事。 龙场悟道似乎带有某种神秘主义性质，但也不难理解。所谓“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实际上并没有别人在说话，只是自语，即“自己言说”。自己言说只是自己内心的会话，不能指望它传达什幺人生忠告，处世技巧，实际上它不能传达任何信息，只是证明了一件事：即找到自己。自己言说又没有任何声音，只有欲回归自己者能够听见。令人感到奇妙的是现代德国海德格尔竟也有类似体验，中夜起坐，忽闻一阵呼声由远及近，如天外游龙，如隐隐惊雷，但实际上并没有什幺外在的声音，“呼声”来自于自己。海德格尔将这种听呼声称之为“倾听良知的呼声”，[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8月中文版，第324页。]真是妙不可言。人在这种倾听中回到本己的自身，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崩坍了。 王阳明顿悟到格物只在自己身心用功，意识到“吾性自足”、“自有担当”就是找到自己，回到自己，就是自己主体精神的独立挺出。王阳明然后以儒家学说相验证，“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着《五经臆说》。”[ 《王阳明全集》三十三卷，年谱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说明王阳明的悟道虽含有“陡然惊动”的韵味，但又不是突出奇想，而是源远流长的儒家自强有为精神的回归。 王阳明提到的《五经臆说》现存有臆说“十三条”，我们略作分析，便可看到阳明心学独立与先秦儒学自强有为，生生不息精神的联系。王阳明解释“元年春之正月”，说“元也者，在天为生物之仁，而在人则为心；”[ 《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976页。] 解释‘贞’，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978页。]说明人心即是天心，天下事为皆由心而动，故只须在自己身心用功，不在于向外格物。解释“易·晋”时说，“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980页。]“执竞”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强不息之心”。[ 《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981页。]自昭明德，自强不息，阳明在险恶绝境中再次体验到先秦儒学中自强有为，生生不息精神的伟大感召力量，促使自我良知的昭苏觉醒。阳明自己宣称在龙场时就已形成良知学说，良知的最根本的精神就是自有担当、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确立支撑鼓舞，使阳明下定决心积极应付环境，克服困难，度过危机，在艰难竭蹶中挣扎立起，大获成功！总之，王阳明通过生存绝境的切身体验，借助先儒自强有为之精神，解脱了与朱熹学说的联系而独立出来。 二 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内涵极其丰富，解说极其灵活，初下手时，极难把握，然通观阳明学说，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述：一、良知是宇宙万物之本体，二、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三、良知是是非之心；四、人人有良知； 一、良知是宇宙万物之本体。朱熹曾说过人心即是天心，但未以人心取代天心，王阳明第一次把良知提升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提升到“与物无对”的绝对高度，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王阳明顺延儒家天人合一的思路，认为人是宇宙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人的良知又是人的“灵明”，因此良知是天地的最高产物，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它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这就是说，良知赋予天地万物以规定性，能够决定万事万物的生灭变化，与良知相比，万事万物皆处于从属地位。故良知与物无对。如果没有我的良知，天地万物皆不成万物、至多只是混沌。这也就等于是说，我的良知是宇宙的主宰。 王阳明继续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本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霜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系统，人是该系统的最高目的，其他事物都是为了人而存在，如果没有人的良知，其他事物的存在都失去了意义。人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这一气流通说是存在意义的连续，故“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人的“一点灵明”决定了天地草木瓦石的意义。阳明继续发挥说：“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灵明，谁去俯他深？……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 《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可见，王阳明是从人规定天地万物的性质、赋予天地万物以存在意义的角度确立良知为宇宙万物之本体。这与康德从认知理性的角度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的命题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区别，康德的命题可能多一些客观确定性，而阳明的命题可能多一些主观性。 二、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王阳明最初提出“心即理”， 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接着又说：“心即性，性即理，”后来又说良知就是心之本体，“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 “良知者……吾心之本体。”[ 《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良知作为天理的丰富性在于以良知将心、性、理连为一体，良知即是仁、义、礼，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良知即是易”。[ 《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义即是良知，晓得良知是个头脑，”[ 《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良知还是道，命即是性，性即是道，道即是教，“道即是良知”，[ 《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10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可见良知作为天理，包含了儒学的道德心性内容。王阳明对良知即是天理的明确表达是“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能知得。”“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 《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王阳明不是简单地说良知是天理，而是屡屡言“昭明灵觉”、“自然明觉”，可见天理在良知那里是呈现，良知是对天理的明察，强调良知的明的特征，一切事物在良知那里都会显现原形，说明良知是德性与智慧主体的判断能力。 三、良知是“是非之心”。在仁义礼智四德中，朱熹更强调作为仁的“恻隐之心”，而王阳明似乎更突出智的“是非之心”。王阳明提出的“真诚恻怛”、“诚”、“独知”，似乎都倾向于知是非的解释。王阳明所说的是非，固然包含真假、真伪的区别，但更多的是道德意义上的善恶、好坏的辨别。王阳明说：“孟子之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 《王阳明全集》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又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变。”[ 《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的先天自有原则，是本来具足的，“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良知非由外铄我，我自本有。王阳明与孟子一样，认为孩提之童也有良知，孩提之童莫不爱其亲，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婴儿也有良知，婴儿饥时便啼，岂不是有良知？这就发生了一个理论上的困难：儿童岂不是不要学习就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实际的情况是王阳明非常重视儿童教育，而且注意教育方法，“今教童子者，……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性，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 《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第125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王阳明认为良知遮蔽之人读书愈多人欲愈滋，但从来没有说过儿童不要读书，良知虽本有，但培植涵养和扩充却需要读书与实践，王阳明自己的良知不是来自于百死千难吗？可见，良知虽是人先天本有，但不能依靠其自然生长，而是要扩充培养。但这种扩充培养又不是外在强迫接受，而是自己事上磨炼，自有准则。 良知作为知是知非、知善知恶、好善恶恶的综合判断能力，有自己的是非准则，“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 《王阳明全集》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良知还是自己的“明师”。这就是说判断、鉴别、评价是非的标准就在自己心中，良知就是标准，良知是独知，“良知即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人人自有定盘针”，这里隐含着一个深刻的革命意义，即认识以自身为标准，具有反权威，反教条束缚的解放意义，自然会导致狂者、异端、自由精神的蓬勃发展。 四、良知人人皆有。王阳明提倡良知人人皆有，首先是对提升大众的独立人格有积极意义。“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 《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良知不仅人人皆有，而且人人相同，这至少从形式上看，颇有平等的精神，提倡在良知面前人人平等。“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王阳明全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自圣人以至凡人，自一人之心以达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 《王阳明全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这并不是说要把圣人拉下马，让圣人降到普通凡人、愚民的地位，而是把普通民众提升到圣人的地位。因为良知即是成圣的根据，人人有良知，人人就能成为圣人。“心之良知是谓圣”，[ 《泳良知四首示诸生》、《王阳明全集》第7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个个心中有仲尼，”[ 《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 《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只要认得自家良知，我就是圣人，不必再到圣人那里去寻觅圣人气象。 先秦儒家孟子提出“人皆可为尧舜，”荀子提出“涂之人可以为禹”，竺道生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禅宗说人“本来是佛”，王阳明将这些思想融炼为一体，进一步提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尔胸中原是个圣人”，[ 《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人本来即是圣人，以至于“满街都是圣人”[ 《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确实是儒家人性论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从“自信不及都自埋倒”到确信自己就是圣人，确是大大提升了民众的主体精神，促进了愚夫愚妇独立人格精神的昂扬。 三 王阳明根据自己百死千难的阅历和生死考验的体验提出自己的良知学说，同时也孕育发展出于良知心学相配合的豪杰精神。王阳明认为人应该立志做圣贤，但只有首先成为豪杰之士，才能追求成为圣贤。 程朱理学塑造的理想人格是“醇儒”。醇儒气象给人的印象就是坚守内圣之学，循规蹈矩，四平八稳，动作周旋皆中礼。朱熹曾劝陈亮做“醇儒”、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自律。但王阳明的理想人格却不是醇儒，而是与此有相当差距的豪杰。在儒家学说中，最早提出“豪杰”人格的是孟子。孟子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孟子·尽心上》。] 在孟子看来，跟在别人后面有所作为者只是凡民，而豪杰之士则是即使没有文王出来也能够自有担当，自作主宰，敢为天下先，奋发有为，有所创新。王阳明的良知说包含有自昭明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王阳明经常呼唤的豪杰，主要就是指敢为天下先，敢于“推倒一世之智勇”的有识之士。“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岂不快哉！”[ 《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王阳明认为良知是每个人自己判断是非的准则，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对事情作出决断，不必再以外在天理为准则，以权威圣人的言论为根据，不唯上，不唯书，只致自己一点灵明的良知便是唯一法则，使个人价值得到极大提高，王阳明自己就是带头破除权威的先锋。对王阳明敢于打破朱熹理学陈旧格套勇于创新的精神，时人目之为“狂病”，称其为“病狂丧心之人”，王阳明干脆就以“狂者”自居，将狂者与乡愿区别开来。狂者胸次本质上与豪杰的奋发有为精神一致。王阳明自征宁藩之后，经受住了严峻的生死考验，益信良知不疑。此时由于功业势位日隆，良知之学日明，天下谤议益众，是非日博，按照传统人生哲学，阳明此时似应注意韬光养晦，不露锋芒。然而王阳明却向门生宣告说：“诸君之意，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处，诸君俱未道及耳。……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 《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当天下议谤方生之时，王阳明不覆不藏，迎刃而上，干脆自称狂者，其胆识气量已雄迈古人，非同小可，其学问胸襟若非已臻于成熟之化境，其孰能与于此。“狂者”最初由孔子提出，说“狂者进取”，如果不得中行而与之，则宁愿与狂狷者为伍同游。孟子解释狂者为“行不掩言”，即言与行不相符，似有贬义。王阳明这里所指出的“狂者”胸次就是自作主宰，自强不息，只按自己的良知准则信手行去，荣辱毁誉尽听之于天下之人，这就把狂者与孔子所反对的“乡愿”人格区分开来。 在王阳明宣称为狂者后，其门生诸友请他谈谈乡愿与狂者的区别。王阳明说：“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风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 《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第1287—128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乡愿是左右逢源，灵活变化，有时为了附合他人而违背自己的意愿，没有卓然不移的信念与志向。狂者是风凰翔于千仞，无所依傍，自作主宰，达到独立不移，独立不惧的人格境界。虽还没有达到圣人境界，但距圣人已经不远，“一克念即圣人矣”。王阳明就宣称自己不怕被指责为“病狂丧心之人”，而且提出要打破礼貌规矩的束缚制约，各就人的狂狷不同气质而成就人才。王阳明本人则是“到人情事变极难处时，见其愈觉精神。”[ 《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补录。117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王阳明多次置身于险恶的政治、军事的环境中，屡建奇功却反而屡遭迫害挑衅，谗陷日构，王阳明化平生所学为高度的应变艺术，通达权变，沉着应付，终于出离困难，转危为安，从而愈信良知不疑。“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 《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在这种“濒死者十九”的环境中，良知所蕴含的意志、理智、情感诸方面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对人生世情的真谛本质有了更加通透的理解，从前种种掩饰、顾虑、牵挂念头一齐斩断，所谓真我、良知越加精粹澄澈，以后不管他天崩地裂，我只是一任良知，放手做去。王阳明本人就是真豪杰、大豪杰的典范。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们用扇’。省曾起对曰：‘不敢’。先生曰：‘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汝中曰：‘观仲尼与曾点言志’一章略见。先生曰：然。以此章观之，圣人何等宽宏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去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这里的关键是不必受太多的礼仪规矩的束缚，一切顺从自然本性，圣人不是按同一个模式来塑造人，使人成为整齐划一的单向度的人，而是各因人的才气不同来成就人，狂者就从狂处成就他，此语一出，岂不石破天惊，要把那些低首摧眉的醇儒吓坏了。“昔孔门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声利纷华之染，无所累其衷，真有风凰翔于千仞气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实，则去道不远矣。予自鸿胪以前，学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提示良知，头脑渐觉见得此意者多，可与裁矣！”[ 《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177—1178页。] 这一段引文与前面引文有重复之处，但话语语境似又有不同。这里的狂似更突出摆脱世累束缚的自由精神，狂者将自由精神内在地包含于自身之中，按自己良知行事，致自己良知，扬弃拘局，人谓为狂，我称其为自由可也。 然而王阳明认为，人不能满足于狂，仅以狂为境不免任性纵行，因此要裁之，要克念，终究是要成为圣人。《年谱》以下一段记载可看成是王阳明对狂者精神的总结：“中秋白月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诸生入谢，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意，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 《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291页。]狂者敢于突破平庸，超脱俗染，其实质就是在于狂者不受拘囚，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而能一任自然本性之流露。这里狂者的特征就是自由自在，任意纵行，无入而不自得。但王阳明还是指出，狂者虽能超脱世之庸庸琐琐，但易生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即流于感性放任，因此需努力自修，精诣力造，不能自足而终止于狂，而是要一克念成圣人。 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还是指人人都可以通过不断努力成为圣人，也就是说，人人都具有成圣的可能性，并不是人人已经现成地就是圣人，或本来就是圣人，更不可能是达到圣人的极致。良知是成圣的根据，但王阳明最重要的核心观念还是包含了“知行合一”精神的“致良知”，强调力行，强调行动、实践，通过自己奋发有为把自己向圣人推进。 尽管王阳明的理想人格最终仍是成圣成贤，但王阳明自己欣赏和自命的豪杰、狂者毕竟标志着明中后期儒学理想人格从醇儒自律向豪杰英雄的转换。对明中后期开始的个性解放、人的解放有积极推动作用。王阳明后学中人多豪侠性格实非偶然。王阳明后学中普遍称赏豪杰人格，真豪杰，大丈夫气概，英雄汉、英灵汉等名词逐渐流行起来，到后来，经天纬地的豪杰已经普遍被接受为理想人格。与此相应，一股上下探索、开拓创新的学风精神弥漫于整个学界。 注：授权发布，转载须统一注明来自长安街读书会公众平台：changanjie-re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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