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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居住着全国三分之一人口，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以巴蜀、楚、吴越为主的长江流域先民集团，通过迁徒，开发了长江流域，形成了独特的长江流域文化并与黄河流域文化存在极大差异。在春秋战国时代，黄河、长江流域文化达到史前鼎盛，黄河流域文化注重实际，以孔、孟为主要代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文化为核心理论指导下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长江流域由于崇山峻岭，自然条件艰苦，生产力落后，虽然以屈原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为主要特色的长江流转文化达到了一个巅峰，但其核心仍然是巫文化。但作为人类历史文化产物，巫文化在融合氏族部落、迁徒开发长江流域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和战胜艰苦自然条件以及对部落民族思想、行为方式重要的约束作用。长江流域巫文化同时又对自然、物理、医药、历法、农业等产生过重要影响和作用。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并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现代人文化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原始人文化（巫文化）是科学产生前的文化，具有落后性和不具科学性，但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从本质上说，巫文化与现代文化不仅具有渊源关系，而且人类的精神追求与信仰特质又具有同一性，所以，通过比较研究巫文化，可以更加明了先进文化的趋向性与科学性，长江流域各民族间的文化渊源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通过对巫文化以及巫术的剖析，可以去伪存真。国内外虽然对巫术、宗教有一定研究，但多停留在田野调查及巫术行为研究上，对巫文化在长江流域开发中的精神凝聚、长江流域各民族、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及主要特色、南北文化差异以及反对伪科学上仍存在不足。
巫文化对历史上巫意识的形成原因及人类初民对天、地、人的认识的世界观形成和巫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揭示出巫文化对自然的理解和通过文化达到部族融合，以及他们的思想、思维和行为方式，在生产、生活过程。迁徒开发长江流域中巫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内核对于初民的政治凝聚力是必不可少的，巫曾经是维护社会关系的主要精神支柱，尤其是在大规模迁徒开发长江流域的群体行为中，它提供的精神支持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因此形成了长江流域文化的主要特色。巫是一种意识文化产物，术是方法，当巫与术结合产生巫术后，虽然对自然、历法、农业生产等起过积极作用，但巫术毕竟具有伪科特学，封建迷信也至今仍有危害，所以，亦需阐释巫术、宗教与科学与巫文化的关系，以及长江流域各民族、文化形成与民族间的文化渊源关系。
巫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反映出人类最初对世界看法以及巫文化对部落、氏族的生活的制约作用、调节社会关系的能力、纪录历史，指导生活和生产，对天文、数学、医学、文字、绘画、音乐、舞蹈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巫文化核心理论和对世界的认识：
Ａ：表现在阴阳五行学说、旋转与运动中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及五行相生相克理论；
Ｂ、《易经》与八卦的产生和二进制；
Ｃ、图腾崇拜与万物有灵论等人类文化发展中科学产生前的经验，劳动、生活、艺术等构成的适应原始人类的文化现象；
Ｄ、巫文化的产生与源流发展和作用与欧洲、亚洲其他民族巫文化的发生发展是相同的；
Ｇ：天人合一理论与天时、地利、人和观影响形成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3）论证、剖析巫文化作为长江流域文化是长江流域社会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作用于社会经济，并对人文、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影响和相互关系：
Ａ、 巫文化与宗教、儒、佛、道之形成产生过巨大影响；
Ｂ、巫文化与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关系、屈原及楚词中的巫文化现象；
Ｃ、巫文化与巫医、医药、中医中药的关系及对中医系统理论形成的影响；
Ｅ、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的差异及炎黄、华夏族融合而成的汉民族带来的唐、宋文化的 鼎
盛。
（4）巫术、宗教、科学与文化互为作用与影响：
Ａ、巫术之催眠术、占星术、占卜术、黑巫术、行业巫术、相术、风水术、房中术、性巫 蛊术等巫文化现象；
Ｂ、占星术、阴阳风水术与历法、农事术的关系；
Ｃ、女书、巴、蜀象形文字与东巴巫文化、象形文字的渊源关系与比较研究；
Ｄ、巫术的演变与 进入民间的一般巫术及剖析论证巫术的伪科学性与定义。
（5）、巫文化在长江流域开发和长江流域文明形成中的作用：
Ａ、巫文化对华南民族、文化形成的影响与黄河流域民族、文化形成的比较；
Ｂ、亚洲人类迁徙与文化传播；
Ｃ、历史上楚倾襄王对贵州云南；楚灭越后越人大规模迁徒闽浙、广东广西的两次大规模迁徒开发长江流域及巫文化在迁徒中的凝聚、号召力与作用；
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对长江流域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与巫文化的剧烈冲突。
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文化比较：
巫文化
（长江流域文化）
民族
★华南人种（即马来人种）
★种族遗传、杂居同化、婚姻、战争等因素形成的民族融合。
★三苗、九黎、百濮等主要氏族部落形成的炎帝族。
思 想 意识
★巫意识：天人合一理论、老、庄哲学、图腾崇拜、阴阳五
行相生相克理论、太极八卦、朴素唯物主义等。
★行为
方式 ; 生活习惯、逐水而居、干栏式建筑、船棺葬、水稻种植、象
形文字、语言、断发纹身、饮食习惯、巫医药等。
儒文化
（黄河流域儒文化）
民族
★华北人种（即蒙古大人种）
★种族遗传、杂居同化、婚姻、战争等因素形成的民族融合。
★以羌、土著融合而成的黄帝族
思想意识
★以孔、孟为中心的儒文化、崇尚制度建设、核心理论是“天地君亲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礼制、法制为中心。
行为方式
↓
★穴居、筑城建市而居、土葬、崇黑、井田制、稷（小米）种植、礼、乐、文由象形向表意表音过渡、服饰、饮食习惯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生物学家奥斯朋、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浦等相继提出了“人类起源于亚洲说”。其中葛利浦先生已经注意到青藏高原作为人类发源地的极大可能性。1961年，法国著名藏学家Ｒ.Ａ.Ｓtein在《甘、青、川、藏古部落考》中对青藏走廊古部落作了考证。中国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亦认为：“我相信在亚洲南部，即巴基斯坦以东和中国的广大西南部，如云贵高原会找到人类的根。当然也不要忘记西藏地区，因为当上新世的类
人猿类演变为人类的时候，那里原属潮湿的亚热带气候，还是一片葱郁的土地，年平均同气
温达10Ｃ左右，适合各种生物生长。”
目前，我国青藏地区科学考察和史前考古的发现正在揭示和预示青藏高原地区完全可能是人类的起源地，在印度地质板块撞击青藏高原后，由于喜马拉雅的隆起，青藏高原气候变恶劣后，古人类被迫向黄河、长江流域迁徙，一支以考古发现的更新世北京山顶洞人、丁村人、许家窑人、内蒙河套人等为主形成了羌人与土著融合的以黄帝族为代表的华北人种（即蒙古大人种）和黄河流域文化（儒文化）；一支以考古发现的更新世云南元谋人、四川资阳人、蓝田人、湖北长阳人、广西柳江人、广东马坝人等为主形成了三苗、九黎、百濮融合的以炎帝族为代表的华南人种（即马来人种）和长江流域文化（巫文化）。
见本课题组制作的附图：《亚洲人类迁徙及文化传播示意图》。本课题组力图通过对长江流域巫文化的研究，预期揭示出我国民族形成和文化形成的种族、文化渊源关系，以及通过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文化
的比较研究，揭示长江流域民族、文化形成与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关系。同时，巫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江流域文明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本课题通过对长江流域巫文化的研究，以及巫对自然历史的看法及对先民世界观形成和对政治、军事、经济、人文社科的影响，剖析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巫文化对长江流域通过大规模迁徒、开发长江流域的影响与作用，揭示和反映出巫文化的特色以及代表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剧烈社会冲突与不同命运的实践与实例比较分析，剖析论证先进文化对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作用与重要性，通过对长江流域巫文化的研究、巫术的论证剖析，可以揭示出长江流域各民族形成、文化间的渊源关系和明了先进文化的趋向性、前瞻性与科学性的重要作用。同时，在春秋战国时期，代表黄河流域文明的秦和代表长江流域文明的楚都基本统一了各自流域，亦成了南北对恃局面，但由于黄河流域文明文化的秦注重实际的先进性，使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国力强盛，而代表长江流域文明的楚文化实质是巫文化，虽然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生产力十分落后，所以秦统一中国就成为必然。秦统一中国后，把黄河流域文化带到长江流域，汉灭秦后，又把长江流域文化带到黄河流域，秦汉以后，中华民族融合为汉民族，两河流域文化亦融合成中华民族的炎黄文化。两河流域文化的融汇，也促成了唐、宋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鼎盛。而这种鼎盛，也是由于长江流域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融汇后的多元性带来的丰富多彩构成的，这种融合，也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带来了必然性，这也是我们研究文化现象的丰富佐证。同时，通过对巫文化现象的研究以及对巫术的伪科学性阐释，亦可起到反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的作用。
.巫文化最后的辉煌：
就在孔子周游列国，想为各国挽救危难之时，就有就有在巫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受消极的、主张“出世”的道家思想影响的所谓隐士，对孔子不屑。如《论语》中记：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日：“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己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这种楚狂人，即是受道家影响很深的所谓隐士，他们时孔子的作为十分不屑，甚至连话都不想给孔子说，孔子遇到这样的隐士，还不止一个。当然，他们也痛恨因物欲竞争恶化了的社会环境，但却不能认识到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必然，所以在生活态度上采取了一种出世的迥避态度，把自己的理想锁定在了一种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这种在巫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以“出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心态与儒家在扬弃巫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入世”心态有着本质的不同。儒家是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变革的社会中去，并亲身参与改革的实践，甚至不惜象商鞅一样以身殉于事业，而道家却甚至倾注许多精力于修炼炼丹，甚至幻想摆脱人世烦恼而成仙。因此，从本质上说，儒家学说形成的儒文化是对人类早期及奴隶社会的落后的巫文化的背叛，它代表着封建阶级的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而道家学说却是人类早期及奴隶社会的落后的巫文化的一种延续，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儒文化，则必然取代巫文化，成为封建社会的必然文化支撑。成为一种主流文化，而道家思想由于它的巫文化及伪科学特征，则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一种局部而有限的信仰文化。
但楚国的败北，不仅是虽然是以屈原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一种文明的末路，文化是文明的代表，它显然对社会存在着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以屈原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虽然在文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它的思想内核是仍是代表着落后生产力的巫文化，所以它对生产力和治国方略以及富国强兵的影响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在巫文化基础上产生的道教本身就是巫文化的延续，它的逃避现实的态度也影响和阻碍了一些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发展，而屈原自己最后也不得不以死殉国，也使楚国的灭亡，最终成为必然。标志着而一种以巫文明为核心的文明与文化，在强大的，现实的，实际的，实用的儒文明与儒文化的进逼下，退出了历史舞台，只留下了巫文化的影子，它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和以艰难困苦、忧患意识铸就的一种文人（作家）精神，也就是一种人文精神，它催生了作家顽强的生命向力。
巫文化是一种原始文化，它是人在同自然的认知和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它的体现形式主要由祭祀、歌舞以及由巫师作为天人之间的中介来完成的。方式主要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灵魂崇拜等。巫文化在人类早期，就氏族部落
的凝聚、归范以及生产发展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它对自然的认识却是蒙昧的，把一切寄托于并不存在的神道上，这当然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道家，甚至一味追求修炼，甚至炼丹以求长身不老，白日飞升成仙，更是可望而不可及，巫文化逐渐被封建文化取代，是一种必然，这也正是各种文化时期的特点。
儒文化在中国封建时期初期作为相对于巫文化的先进文化登上历史舞台后，在中、后期其君权神授与三纲五常则严重地扭曲了人性和制约了社会的发展，相对于后来的具有资本主义特质的主张解放人性和人文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它显得十分落后、保守和顽固，但历史发展它又必然会被相对较于封建文化先进的资本主义民主主义文化所取代，则正是历史发展的必须规律。
在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国人对文化优劣的评判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在价值上什么文化好，什么文化不好（姑且我们把“先进”称作“好”），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没有含糊过。如“夷夏之辨”的观念，中国人从来就认为“夏文化”优于“夷文化”，因为“夏文化”任德不任力、从道不从霸，优于任力从霸的“夷文化”，故“夏文化”在价值上“先进”于野蛮的“夷文化”。这种观念作为评价文化的标准两千多年来都没有动摇过。也就是说，在一百多年前，即西方文化未进入中国前，中国的主流社会一直都具有非常清楚明白的文化评判观念，一直没有含糊过。
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物在文化评判的标准上从不含糊，从不动摇，不为流行的显学所惑，坚决相信建立在中国古圣人之道上的儒家文化优于（先进于）其他文化（道家文化与佛家文化），而这种“文化自信”正是“文化复位”的根本动力。所以说，自汉以后到西方文化未进入中国之前，即直到晚清，在中国儒家优秀知识分子心中，文化评判的标准从未含糊过，即什么是好的先进的文化，什么是不好的非先进的文化，分辨得非常清楚。
中国历代统治者通过历史的教训认识到在治理国家上儒家文化优于（先进于）佛道两家文化，因为提倡虚无寂灭长生久视的出世文化是不能治理国家的。正是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能排除自己的个人偏好用儒家文化治理国家，即便在社会上佛道两家盛极一时的情况下在政治层面儒家文化仍占主导地位，佛道两家无论如何也取代不了儒家文化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功能。所以我们可以说，自汉至清末，中国在政治层面上都是用中国文化即儒家文化来治理国家，来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来作为中国的立国之本。
巫文化最后的辉煌：
在战国时，楚为最大，其地跨有现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六省的全部及河南。四川、云南、贵州的各一部分，其都城在郢，即今湖北江陵县。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为什么反而为秦所灭呢？以当时的人力、国力看，秦和楚都强大到足以统治中国，但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看，代表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秦国由于通过变法和注重实际，实行了种种富国强兵的方略，代表着新兴的封建阶级，因而显得生气蓬勃。相反，由于楚国贵族代表着奴隶主阶级的旧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仍停留在巫文化的落后阶段，甚至于出现了向负面发展的趋势，这便是问题的实质与根本。
就在以黄河流域文明为代表的北方文化的治国方略趋于成熟，生产和生产力轰轰烈烈地发展时，而以长江流域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明生产力却处于相对严重滞后的状态。
春秋战国时期，在以楚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由于丛山峻岭，气候恶劣等自然条件限制，它的发展开发相对于黄河流域要落后得多，上游的巴蜀、中游的荆楚、下游的吴越，基本上仍然处于人类早期社会及奴隶社会的巫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对于中原大地激烈的竞争环境和诸候争霸，以及国破家亡的惊心动魄的感受，则相对来说少得多，加之地理条件限制，所以，许多贵族仍然穷奢极欲，除屈原等少数知识分子看到了黄河流域文明的演变，预感到其威胁的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外，思想文化冲突也相对不那么激烈。而楚国贵族的享受却极尽奢华，如楚灵王就曾大兴土木，建造高三十仞，广袤四十里的章华台，其宫室亭榭，十分壮丽，并在宫中广置细腰美人，致国人日：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由于政治上的黑暗，以及文化与生产力的滞后，不要说人才环境，就是屈原、宋玉等一批知识分子，也不能实现其政治抱负，只有退回到以巫文化为主要特色的长江流域文化中最有特色的文学中去发泄郁愤，寻求孤独与解脱了。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屈原的变法触及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利益，并与他们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屈原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应该说，长江流域文化对文学艺术的贡献是巨大的，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亦即长江流域文化在当时确实被屈原等推到了一种巅峰状态，尤其是屈原的《离骚》和《九歌》，不仅在诗词、音乐、韵律上在当时达到了相当高度，表现张力几乎达于极致，而且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十分惊人，以至对后世的影响在今天也不可低估，就是国际上，也是公认的伟大诗人。他的作品充满巫神鬼怪，流水赤沙，奇禽怪兽，情景离奇，场面恢宏，雄伟壮丽，感情奔放，色彩浓烈，想象力十分丰富，境界高雅，完全不受时空限制，上天入地，笔墨尽情挥洒，大气磅礴，读来令人回肠荡气，神秘的象徽，形象的比喻，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尽管如此，屈原的《天问》《九章》《招魂》都呈现出典型的巫文化特征。而《九歌》则本身就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他的这些作品，虽然带给我们无数欣赏及审美的快感，但是，却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可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两河文明己经开始碰撞、融汇和相互影响，屈原也曾受到过儒文化影响，他在《离骚》中就阐释过“美政”理想，以及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的斗争。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同时，屈原也通过经受的坎坷与磨难，在作品中完成了他独特人生感悟，他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基础，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忧患意识，并以身殉江，走完了一个不得志的诗人的路，在源于生命苦难的反省与发现中，无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遗憾的是，屈原在等待楚王悔悟的过程中的自省虽然创造了文学的辉煌，但他文学作品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封建文化却没有多少痕迹，相反，而更多的是一种巫文化的最后的辉煌。虽然屈原在《离骚》中也阐释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多是感性的文学的表述而无哲理的阐释，而其中忧愤的“骚”情则贯穿始终。所以，屈原作为巫文化的杰出代表产生在秦统一中国之前，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屈原的死标志着巫文化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代表着先进文化方向的儒文化的封建文化走向主流和成熟。
正因为如此，由于儒文化的先进性与长江流域文化中由忧患意识催生的作家的顽强生命向力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才带来了文化的发展方向和社会的进步。秦统一中国，使中华民族文化有了大融合、大进步的可能，使黄河流域文明，即北方文明与长江流域文明和文化有了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契机与条件，使其在融汇中取长补短，不仅完成了文化的理性与情感，抽象与形象的融汇贯通，而且也完成了一种文明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质的飞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虽然秦二世而亡，但秦始皇学术思想的统制政策却被完全确立的汉帝国确立了下来，汉武帝时，在董仲舒建议下，明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以儒文化为核心的《诗》《书》《礼》《易》《春秋》为代表的封建文化，便最终确立了它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
这就为唐宋文化的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此一来，唐宋文化的辉煌与鼎盛，我们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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