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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景洲） 尽管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被誉为炼字的千古佳话，但不以为然者仍不乏其人，远的不说，今人便有大学者钱钟书和大诗人臧克家。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一书中，这样评“绿”：“‘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雨行乐至山馆稍次湖亭》：‘行乐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钱先生语带揶揄，是从文学史的纵向比较的角度，对王安石炼字的富有创造性加以否定。臧克家在《一字之奇，千古瞩目》（《文史知识》1988年第四期）一文中说：“我这个人，对这个‘绿’一直评价不高……我嫌它太显露，限制了春意丰富的内涵，扼杀了读者广阔美丽的想象。……如果不用‘绿’字而用‘到’或‘过’，反觉含蓄有味些。……读者从‘到’中，可以想象出更多的东西。……何况，‘绿’字前人已先用过多少次了。”臧克家先生以他独具的诗家眼光，从修辞学的横向比较的角度，不仅否定了“绿”的炼字之工巧，而且还把“绿”的炼字佳话视为弄巧成拙之举。这两位先生的见解的确独辟蹊径，极富创意，从反面为这首名作的鉴赏开拓了新的层面，对传统的鉴赏定式提出了挑战，进而激发了人们对经典名句鉴赏的热情和兴趣。本文试就二位先生从文学史的纵向与修辞学的横向比较的双重角度提出的诘难进行商榷，以期对“绿”的美学意蕴作更深层次的开掘。 从文学的纵向比较上看，王安石的“绿”确如二位先生所云，有袭用前人之嫌。但前人用过的精警之字，后人是否可以袭用呢？答案应是肯定的。就以两位先生引述的多位诗人的诗句为例，诗中所用的形容词用如动词的“绿”字不也是一脉相承、因因相袭的吗？又何以独诟王安石的“绿”有拾人牙慧之病呢？那么袭用前人的精警之字，可否用得富有创意，达到“点石成金”的效果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此类例证在古典诗词中不胜枚举。宋代诗人林逋的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千古名句，却是本于江内“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只换了两个字，可经过林逋的袭用点化，意境旨趣大胜前者，被公认是一种艺术创造。因此衡量字词用得巧拙，关键在于它在诗里用得是否精当恰切，只要用得绝妙，即使古人用上千万次，那也会富有创意，成为精警之语的。那么王安石的“绿”与前辈诗人所用之“绿”究竟孰优孰劣呢？在作比较之前，需要特别指出，判断字词用得巧拙，当从整篇诗入手，孤立地对字词作寻章摘句的比较，往往会流于皮相，而这，恐怕也正是两位先生鄙薄王安石“绿”字的症结所在。 从整首诗的比较上看，钱先生所举的诸位大诗人的诗，无论其思想性还是其艺术性，都是难以与王安石的诗相媲美的。这些诗作在文学史上默默无闻，鲜为人知，不仅选篇极严的《唐诗三百首》全不收录，甚至连选篇上千的《唐诗选》及《唐诗鉴赏辞典》等大型有影响的文学选本也未加以收录，而王安石的诗脍炙人口，有本则选，这种“选本现象”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些诗作品位不高，大逊于王安石了。再从诗的具体内容上看，这些诗为写景而写景，境界不高，题旨浅薄，写的无非是文人墨客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趣，纵然也把形容词“绿”用作了动词，以表现春风的形象，但读来平平淡淡，丝毫引不起人们的激赏。而王安石的诗，情景交融，立意高远，既描绘了江南美丽的春色，又寄托了诗人浩荡的情思，感时思乡，深挚动人，正如《彦周诗话》所评：“超然迈绝，能近李杜陶谢。”而“绿”的运用，对于整首诗而言，更是锦上添花。一个“绿”字，堪称一篇诗眼，能使整首诗生辉添彩，那些前辈所用之“绿”，又怎么能与它相提并论，又怎么可以用“袭用”、“暗合”来否定它的炼字的富有创意呢？ 再从修辞学的角度作横向比较。这里不必再赘述人们所熟知的“绿”在色彩、形象、情感诸方面大胜于“到”、“过”诸字的妙处，仅就臧克家先生提出的含蓄与显露的问题作一分析，也可见二者的高下优劣了。 臧克家先生认为，“到”、“过”含蓄，“绿”直露，前者可以使读者想象出春天更多的色彩来，而后者则限制了春意的丰富内涵。不错，从表面上看，“到”、“过”没有将春天的景色具体化，因而留下的想象余地大，似乎比“绿”含蓄。但实际上，“到”与“过”的所谓含蓄不过是表现力的苍白而已。由于它们本身只是没有色彩的一般常见的动词，因而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在字词大都平淡的诗句里，处在关键的位置上，就很难给读者的想象力以强烈的刺激，从而使读者对江南的春色产生五彩缤纷、花红柳绿的丰富联想。如果王安石用了这些字，那么诗句就平庸无奇了。而“绿”色彩鲜亮夺人，不仅没有“到”、“过”的苍白、单调，相反地，它相对春景的丰富多彩而言，其本身也是含蓄的。因为春天的色彩绝不仅是绿色一种，它还有难以尽数的万紫千红，“绿”不过是其中最具化表性、最为惹眼的一种罢了。从修辞的角度看，“绿”是以局部代整体，它以自身的鲜丽炫目的色彩，为读者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强烈的刺激源，从而激发起读者对江南春色作无限丰富的联想，这怎么能说“绿”“显露而不含蓄”呢？ 综上所述，钱钟书先生和臧克家先生在对“绿”的纵横比较的否定中，着眼点太拘泥于形式，太重外在的因素，论证难免失之偏颇；而历来人们对“绿”的鉴赏也大都太偏重于锤词炼字的形式上的推敲。其实，“绿”的最大妙处，“绿”的选择的最基本的依据，就是它的源自客观生活的真，是出之于自然，得之于天籁的。我们知道，诗人写的是大地尽绿的春日盛景，而“到”侧重的是“刚来到”的早春之景，“过”侧重的是将过去“暮春之景”，“入”太单调，似乎春风只吹过一溜，“满”固然充实，但又缺乏春天的具体可感性；唯有这个“绿”字才能把诗人眼前的美丽春光真真切切、具体可感地描画出来。诗人站在行驶于“京口瓜州一水间”的渡船上，满怀深情地回首眺望“只隔数重山”的钟山，弥望的景色只能是无边无际的一片浓绿，那紫那红……，都掩映于浓绿的树木下自然难见其色。可以说，“绿”写的就是诗人眼中之实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美，就美在自然上。 《阅读与写作》1995年第1期 《高师中文信息资料》转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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