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炳辉 | 对话与认同之际：比较文学的人文品格与当代使命

【作者简介】

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常务副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和翻译文学研究。先后入选中宣部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 领军人才（2014）、中国家 “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6）。

宋炳辉 教授

对话与认同之际: 

比较文学的人文品格与当代使命

（本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1期，第54卷116-119页；被《新华文摘》2017年第12期全文转载。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以语言、文化、国族、学科等跨越性研究为宗旨的比较文学，从其萌生期开始就始终面临着差异与普遍、多元与整体的形而上命题的挑战。克服差异、寻找相似、发现类同，乃至提升普遍性，从来就是这个学科最基本的运思逻辑。这种运思逻辑其实包涵了 “显异” 和 “求同” 两个向度：一方面，面对文化差异，理解、阐释异文化的文学对象是它的天命；另一方面，从差异中发现相通、相似，并试图进一步做出概括性提升，也是它最基本的理论诉求。正是在这跨越差异、寻求认同的过程中，比较文学承担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根本 关联的人文学术的使命。但比较文学人文使命的思考，不能限于对这一学科的内涵式理解，即不能把至今为止对这一学科性质的理解，作为比较文学人文价值体现的认识框范。而应该 (至少是同时) 对这一学科做外延式考察，即应当从这一学科的演化历史和当下态势中，重新发现它在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历史时空中所呈现、所蕴含的 “观察时间窗口”，从而使这种理解与考察，向未来的 可能性敞开，向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经验敞开。

作为自欧洲萌生发展，中经欧洲与北美的互动激荡而扩散至亚洲、拉美等地区，终于成为国际性人文学科的比较文学，其并不久远的学科历史，是在资本主义/ 殖民主义开启全球模式的进程中， 在文学的跨文化流转与接受的动态变迁中形成与发展的。期间所发生的、来自学科内外的、从不间断的有关“学科危机”乃至“死亡”的质疑，正是这一学科在跨文化流转中不断经受挑战的过程。这种持续的质疑与挑战不是简单的同义反复，每一次挑战都是比较文学及相关人文学科谱系重新调整的直接或间接反映，更有具体的文化背景作为其支撑。在这个意义上，质疑与挑战的过程同时也是相继卷入/吸引不同文化与文学经验的过程，也是不断丰富价值内涵、调整研究范式的过程。

最近一次具有国际影响的 “质疑”，当属世纪之交的苏珊·巴斯奈特 (1993、2006) 和斯皮瓦克 [1] (2003) ，她们直截了当地指出比较文学学科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揭示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都曾经是比较文学表现形态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巴斯奈特也是从比较文学学科史的分析中得出这个结论的，认为正是民族文学话语在历史中走向前台，比较文学这个术语和学科才得以出现。这里所谓“走向前台”的发生场景，既是指比较文学学科史早期的欧洲，也是指20世纪以来的非欧洲的广大地区。

（苏珊·巴斯奈特）

巴斯奈特在1993年说道，“比较文学的非欧洲模式在一开始就与西方比较文学不同。人们如今应当认识到，我们现在拥有一个后欧洲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重新考察了文化身份、文学经典、文化影响的政治意义、文学分期和文学史方面的关键词问题，同时，它也坚决反对美国学派的非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方法” [2]，从而接受了克罗齐提出的比较文学对象是文学史的观点，并把它进一步具体化为两个维度：既要把它理解为实际文本生产时刻的历史，也要把它理解为文本跨越时空的接受史。13年之后，巴斯奈特虽然收回了关于比较文学终结及其被翻译文学所取代的判断，但至少仍然坚持了当年的两个观点：一是对中国、印度、巴西等欧洲之外的比较文学发展坚持肯定的态度；二是认为比较文学危机的症结在于对研究范围、对象的过分规定性，将明显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论作为研究规范，人为设限，从而束缚了比较文学的发展。认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之道，“在于放弃任何规定性的方法来限定研究的对象，而聚焦于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承认文学流传所带来的必然的相互联系” [3]。

这种对跳出欧洲中心的限制，从拉美、非洲等其他地区，尤其是从与欧洲有着巨大差异的东方文化与文学中获得观察视野的肯定和呼吁，也反映在中国比较文学界及相关人文学科的内部，包括乐黛云先生的比较文学 “第三阶段论” 和海峡两岸学者先后发出的对于比较文学 “中国学派” 的呼唤，且无论其被认同程度和影响力如何，实际上都是国际比较文学整体格局转变的产物，这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在2009年对巴斯奈特的论点做出积极回应和热烈争论的文化与学术背景 [4]。但在今天看来，如果简单地接过巴斯奈特对东方比较文学的肯定而直接为本土学术张目，其情虽可原，其学术意义却可能有限，也可能遮蔽了巴斯奈特问题所蕴含的真正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在巴斯奈特眼里，这种过分的 “规定性” 或者 “边界限定” 的概括既针对传统的具有明显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的法国学派，同样也包括了强调超越民族和区域文化 (法国和欧洲) 和实证研究方法 (跨民族文学事实联系) 的美国学派。问题的关键，仍然回到如前所述的关于如何面对比较文学学科与生俱来的差异与普世、多元与整体的形而上命题上。面对巴斯奈特跨越十多年的两次理论表述，我们可以追问这样的问题：既然反对比较文学的欧洲范式，如何又肯定同样具有民族性特殊性的中国、印度和巴西？既然视美国学派为 “非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又何以摆脱 “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观念” 的普遍性追求之虞？巴斯奈特当然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这个形而上命题，但她显然既非简单地反对当代人文学术普世性诉求，也不是主张重新回到民族或区域文学内部。

正如巴斯奈特所述，比较文学的西方前世说明，它的产生恰恰在欧洲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后来的比较文学学者们可能故意忽略了最初提出比较文学概念时激烈的政治语境” [5]，之所以如此的实质在于，在文化政治层面上，这种“故意忽略”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而在研究方法与理论层面上，它又是将特殊性向普世化推进的重要逻辑步骤。

这样，对于非欧洲的、后起的中国比较文学或人文学术而言，问题的实质就可以归结到这样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又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悖论：即如何在文化政治意义上反对、抵抗欧洲 (西方) 中心主义的同时，不陷于新的民族文化狭隘性？进而，如何在人文学术理路与范式的变革上，既反对美国学派的“非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式抽象的普适性追求，又避免一盘散沙式的文化相对主义，使人类文学及人文学术归于无可沟通的失序状态？面对这两个悖论，民族文学传统与经验都是一把双刃剑。民族性之剑越是不假思索地出鞘，便越容易使自己受伤，越容易走向原本出发点的反面。但要命的是，比较文学的中外历史恰恰表明，民族性和民族文学的资源是我们无可回避、又不得不借助的人文资源。我想，这才是巴斯奈特质疑的核心所在，也是所谓后欧洲时代比较文学的宿命，而如何从这一宿命中寻找出路，当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当代使命。

在我看来，问题是系统性的，对问题的应对也不得不以阶段性、试错式的分梳方式进行，也需要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人从各自视域提供不同的思考。对中外文学关系及其研究史的关注，是笔者参与比较文学主要方式，这使我更多地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型的历史发生演变中，思考比较文学的当代发展和人文学术的使命，也更习惯于努力将中国文学学术的历史经验，置于世界人文学术整体中来发问。这也是巴斯奈特的质疑得以引发我上述思考的背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也是我处理中外文学关系问题、思考文学关系研究这一传统领域与比较文学当代发展之联系时所必须面对的。之前我曾从现代学术分科与世界文学多元谱系的角度，讨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人文使命及其可能[6]，这里我想从巴斯奈特的问题出发，在比较文学的普适性范式与民族化策略中展开一点引申式思考。

在比较文学学科内，民族文学关系作为一个传统的学科分支，当然与学科历史，特别是法国学派时期的学科理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虽然几经洗礼，但仍带有这一传统的浓重痕迹，这本身并非全然坏事，比如坚守文学研究的史学立场，仍然值得肯定，上述从克罗齐到巴斯奈特的理论选择中都可以找到它的历史回响。但比较文学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要居于跨文化的视野，对既有研究对象、立场和方法做不间断的质疑与反思。因此，对于 “中—外” 文学关系的研究者而言，这种反思应当包含对中国漫长而持续的古典传统和全方位融入外部世界的现代传统这两部分重要内容。套用一句俗语，它是一个大故事，里面套着两个前后相续的 “小” 故事。前一个故事漫长，主角是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弦歌不断的文化体，具有强劲的延续性和广谱的兼容性；后者因为有之前的漫长故事作为背景，剧情本身就呈现为重大转折，同时又在现代化后发国家或者非欧美国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的故事不长 (不到两百年)，但剧情跌宕，引人注目。要在跨文化的文学学术中讲好这个 “中国故事”，就需要同时讲好这两个故事，而中国近代的重大历史转型，仍然是往前、往后讲好这两个故事的有效的切入点。

在近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具体展开中，我越来越意识到，与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文学关系相比，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学关系及其研究，有着特定的内涵和性质。近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的历史，是与具体的历史境遇和文化限定性紧密相关的存在，是中国文化与文学系统经受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并得以再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种历史限定性至少包括：近代以来中国的弱势文化地位及世界文学视域；从古代的文化中国视域跌落为弱势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情感方式、思维方式、观察视角的转变；中国文化主体与西方之间的亦师亦敌关系的情理纠葛；当然也包括新世纪前后由弱转强趋势下的另一向度的反拨，它的种种文化蕴涵都有待清理与批判。因此，中外文学关系不仅是一种逻辑性的存在，更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既是对中国文学近现代进程的历史境遇的体察，同时也包含了研究者主体文化立场的自我审视，包含了对其研究如何汇入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世界化进程的主体意识，包含了如何在近三百年来的现代世界文学主流经验之外，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文学为世界文学的多元共生，及其所体现、包孕的可能性的发掘与阐释，当然也包含了如何展开这一领域研究的方法论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在民族 (区域) 文化的叙事中展开世界文学的意义阐释，既是比较文学作为人文学术意义在当下的有效体现，同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在实践中走出“求同”与“显异”逻辑悖论的契机所在。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这也使我想起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Fredric Jameson) 提出的要将 “民族” “民族主义” 问题当成 “民族态势” (national situation) 来把握的主张 [7]，他所谓的 “态势” 是动态的、历史的，是 “民族” 观念和现实的互动，落实到文学阐释实践中，就是要在读者和文本的二元关系上增加国族内外的流转、变异性，从而构成文本或文学事件阐释的四重关系。杰姆逊之所以强调从 “民族态势” 入手，以历史、辩证的态度来看待民族文学、世界文学，显然是面对文化与文学学术中的普世论困境而做出的理论努力。这种 “普世论” 及其逻辑在中国比较文学学术中的表现，就是所谓 “寻找中西文学共同规律” 或揭示 “中外共同诗学”。

这种思路的本质，首先是针对文化对话、文学交流与融通、世界文学多元创造的生生不息之流的理解与阐释，企图以一种逻辑的方式予以解决，即期待找到 (或抽象出) 一种确定性的规则以概括既往的、当下的文学，并规范它的未来可能。这是一种以逻辑确定性来博弈生活可能性的思路，这样的思路显然与多元文化的无限可能性，与文学作为艺术的多样可能性相悖，他们忽略了一个自己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不同文明系统下的文学与文化，恰恰是一种历史性、创造性的存在。其次，这一思路同样隐含了哈贝马斯式的对话理论在跨文化实践中的盲点，即企图以平等、真诚的对话伦理替代不同文化沟通对话的意愿和价值取向。以为只要总结或者发现出某种共同规律，只要这种共同规律被知晓，对话与沟通就可以达成，世界文学的融通也因此一劳永逸。其实，在人类多元文化共存的实践中，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国族和不同语言的文化创造 (包括文学创造) 之间，在相互了解、认知与获得价值取向认同之间，还有一片巨大的开阔地。既有的比较文学学科历史，已经呈现了从欧洲中心向美洲、亚洲等地的扩散历史，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不间断的扩展，伴随着一连串的文化跨越，一部世界历史，而未来的发展同样蕴涵这多样的可能性。许多弱势、边缘性国族的历史、文化与文学还远没有进行充分的跨文化传播与阐释，而这些有待展开的传播与阐释进程，究竟能为世界文学实践提供怎样的资源和契机，它的充满变数的可能性，只有在历史展开的进程中才可能呈现，这正是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人文学术之述行功能发挥影响力的场所。

历史叙事总是一种主观解释，同时这种解释又不是私人趣味，而是人类共同命运的证词，因此历史叙事的主观性必须被限制在一种具有客观约束的分析框架中，这意味着历史解释必须选择或者默认一种哲学 [8]，这种哲学应当是存在发生论的，而不是先验规定性，它应该与生命和人类历史相一致，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落实到跨文化人文学术中，既有的、已被主流文化话语认可的所谓“规律”，应该不断回到差异性的文化历史中加以检验，而不是成为阐释、创造多元文化的规范。更具体地说，在东方或者中国现代人文学术话语中，是让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性展开趋向于既有的 “规律” 或 “共同诗学”，为这些 “规律” 寻找异文化的例证，还是将这种历史性的展开视为创造性的存在？中国的人文学术是做成演绎性的逻辑论证，还是重新在差异及其历史性叙事中进行开放式的考辨与阐释？ 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作为多元文化时代人文学术中最富活力的重要领域，中国比较文学只有面向实践的多元可能性，往前往后 “讲好自己的故事”，把世界进程中的民族差异性故事，讲出 (阐释出) 普遍性的意涵来，才有可能对冲、修正和补充既有的普遍性故事模式。其中，文学关系研究既关乎跨文化的文学交往，也关乎世界文学的建构，后者正是比较文学学科得以建立的核心概念。同样，世界文学并非一种既有的、客观的存在，它是在世界多元文化与文学的交往、沟通、融汇与对话中不断建构和变化的文化存在，是关于人类文学的价值与审美的认同实践，是一种 “变在的存在” [9]。在这个意义上，动态关系的视角和变在存在论的立场，既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本质属性，是世界文学谱系生生不息的存在方式，又是比较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属性的体现；它既包含了对西方主流话语的反叛与修正的可能，也是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当代人文学术走出文化价值与学术范式悖论迷宫的出口。这个出口不是静态地呈现或隐藏着，而是在生生不息的变幻中时隐时现，需要文学创造者、文学阐释者发现、把握有利于观察与分析的 “时间窗口”，展开存在论的阐释，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大变局、60 年来的国族独立史、30年来的全面开放实践，都是出现这一 “时间窗口” 的有利的历史背景条件。

---

注释：

[1] 斯皮瓦克：《一门学科之死》，张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 苏珊·巴斯奈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查明建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48页。

[3] 苏珊·巴斯奈特：《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黄德先译，《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

[4]《中国比较文学》在2008年第4期发表了黄德先翻译的巴斯奈特的文章《21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并有谢天振撰写 “编者按”，紧接着在2009年第1期刊出乐黛云、严绍璗、张汉良、孙景尧、刘象愚、王宁、刘康、曹顺庆、陈跃红、张辉等学者的相关文章，回应巴斯奈特与斯皮瓦克关于学科命运的问题，是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界对学科发展的一次思考结集。

[5] 苏珊·巴斯奈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第25页。

[6] 宋炳辉：《学科边界的相对性与文学系统的多元谱系》，《东北师大学报》2016 年第6期。

[7] 转引自刘康：《比较文学的学科导向和问题导向》，《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

[8] 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9] 参见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第一哲学支点》(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 、《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