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赛淮安”到“小扬州” —— 大运河的天津故事

历史上，天津先有“赛淮安”之誉，后有“小扬州”之说，通常被作为城市形胜繁华的反映。将这“城市绰号”双双置于大运河线性文化传播的视野下，打量探究，会发现它们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从而为考察大运河哺育沿线城市的成长、主导南北交流互动，打开一扇窗口。“赛淮安”“小扬州”既是古代天津城市发展的两个阶段性花絮，又是运河线性文化传播的例证。

　　

天津城市 漕运起家

沿运河旅行，会看到近年来分段竖立的河长标识牌。古代曾有过类似的“定制”。金朝立中都于燕京，漕运成为命脉大事：“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衔内皆带‘提控漕河事’，县官则带‘管勾漕河事’。”《金史》所列县份名单中，靖海（静海古称）、武清两县搭界，河道相连。金朝设直沽寨，任命正副都统各一人，前者“初为武清巡检”，后者曾为靖海县柳口（杨柳青古名）巡检。直沽寨设于三岔河口附近，显然与漕运相关。直沽寨虽非行政区划，但对于天津历史是划时代的，不仅仅因为这方土地有了最初的命名。

元统四海，仍都于燕。为通漕运，元初开凿会通河。但有元一代，海漕远胜河运，“东南贡赋集刘家港，由海道上直沽，达燕都”。海、河联运，直沽仍为枢纽，顺应“舟车攸会，聚落始繁”的发展，设海津镇。镇比寨，向前跨出一大步。

明代建都南京，洪武年间运饷北方，海路至直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初期仍循海漕旧制。永乐二年（1404）设天津卫，“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如此战略考量，见载《明实录》。这还为后来天津作为运河行漕的枢纽，做了先期的准备。

历史上，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诸多封建王朝将政治文化中心设于北方，漕粮输送便成为关乎政权运转的天大要务。襟河带海的区位优势，使得天津这片退海之地璞玉得琢，伴着运河欸乃、渤海涛声，实现由渔村向城市的转变。

　

《明史·陈瑄传》：“城天津卫”

“赛淮安”，始见于清代《天津卫志》：“明永乐二年，文皇命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都指挥佥事凌云、指挥同知黄纲筑城浚池。民有‘赛淮安城’之说。”这部卫志刻印于康熙十四年（1675），是现存天津方志最早的一种。“赛淮安城”之说应当起自明代。明朝首任整饬天津等处兵备按察副使刘福墓志，刻有“商贾辐辏，几如淮安”字样。

永乐二年正式下令设卫的前一年，城墙的修筑已经开始。2004年12月23日天津设卫建城600周年纪念日，《今晚报》副刊刊发著名明史专家南炳文先生文章，文章考证张思恭“永乐元年，坐事谪督天津卫城”，督修时间为三年左右，永乐三年曾向成祖面奏工程情况。可见张思恭的督建是实打实的。

卫志所记四位筑城官员，明李东阳《创造天津卫城碑记》等史料有所简略，只载黄福、陈瑄为首两位。黄福时为工部尚书，司职营缮工建，其被劾“不恤工匠”，于永乐三年去职。“不恤”的指责，事因未必与津卫筑城有关。《明史》为其立传，并不涉及天津城。与此形成对比，《陈瑄传》赫然有记：“永乐元年命瑄充总兵官，总督海运，输粟四十九万余石，饷北京及辽东。遂建百万仓于直沽，城天津卫。”

“城天津卫”，史家对史实的精到把握，方有颇具序列感的记述——总督海上漕运的第一年，陈瑄完成较大运量，由此在天津建粮仓，筑卫城。漕运总兵官参与建城事宜，只因天津卫拱卫北京、保障漕运，是为一盘棋。永乐三年正月，即朝廷正式下令设天津卫后55天，陈瑄奏准，建城的同时重修天妃宫。这也与漕运相关。

永乐十三年（1415），继陈瑄在江淮疏浚河道之后，南北大运河全线修通。罢海运，行河漕，陈瑄继续坐镇淮安，督管赋粟北输。《明史》说他“理漕河者三十年”，不仅永乐朝，宣宗时“命守淮安，督漕运如故”。至宣德八年（1433），王瑜“代陈瑄镇淮安，董漕运”。这一年八月，陈瑄卒于官，年六十九岁。追封平江侯，赠太保，谥恭襄。民间以其浚河有德于民，在清江浦岸立祠祭祀。此祠至今犹存。其身后约二十年，淮安旧居建为督察院。

明朝为漕运而建天津城，陈瑄总督漕运而参与建城，筑城墙、建粮仓、修天妃宫，对于天津城初期规划贡献不小。他是否将淮安城的风貌元素带给这座新城呢？土城立了近九十年，刘福包砌为砖城，城门高楼壮观。人们以“赛淮安城”相夸耀，谁能说其中没有对于陈瑄——那位驻节淮安的漕运总兵官，规划修筑天津城的记忆呢？

　　

“赛淮安”：两座运河城市的对话

明代淮安是南北大运河的重要节点，“以运道必经，设文武重臣，开府驻节”。总督漕运的衙署设在淮安，如今那里建有遗址公园。宣德年间，漕运“军民相半”，曾经实行“民运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兑，漕军运抵通州”，淮安成为民船交付军运的交接点。可见淮安之于运河，不仅是枢纽，也是大码头。而天津城，虽然三卫机关并驻，但在承平年月里，城市地位、功能定位的标高，主要是由漕运决定的。由此，“赛淮安城”——与漕运管理中心所在城市相比拟，眼光不低，且堪有一比。

明代运河，为天津带来“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的活力，促进城市的成长。运河行船，粮艘商舶，“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往来之所聚”。记入《明实录》的这段话，道出以淮安为起点的大运河北段，沿河各城市商贸活跃。这是运河城市带的商贩往来、物流互通，与之形影相随的，必然还有城与城之间的文化对话。这就为天津“赛淮安”之说提供了背景。“赛淮安”，或是南来的泊船者，对天津城给予的称许；或是闯荡过淮安城的沽上人，为评价家乡给出的参照；抑或，对更多的人说来，这只是桑梓情怀浸润的运河远方的故事。

“赛淮安”是大运河造就的城际佳话。淮安城历史悠久，明朝初年对新旧两座土城包砖加固，后又在两城间建造夹城。旧城最大，周长十一里。天津卫城周长九里十三步，规模与淮安旧城基本相当。清人咏津城“雉堞周遭九里宽，至今犹说赛淮安”，即指此。漕运使淮安粮仓很多，天津也多仓廒。对地方文史研究多有创见的李世瑜先生指出，“赛淮安”之说“可能是指天津在漕运中的地位，譬如码头的规模、运输的数量、卫城的形势等是和淮安相仿的”。此外，还有“商贾辐辏，几如淮安”。　

乾隆年间在三岔河口北岸建起海河楼，图为嘉庆时英国人所绘

起自乾隆年间的“小扬州”之说

扬州是古老的运河之城。清代府志记，“扬州有城自吴王夫差城邗沟始”。邗沟即《左传》所载沟通江淮的古运河，为运粮水道。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都经过这里，便利的交通使扬州自古为淮盐总汇，商业发达。“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唐诗名句脍炙人口；“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也广为流传。至清代，刻于乾隆末年的《扬州画舫录》更是写尽繁华。

将天津称为“小扬州”，起于乾隆年间。例句有，杨映昶《津门绝句》“二分明月小扬州”；张传山《怀天津旧游》“十里鱼盐新泽国，二分烟月小扬州”。天津进士于豹文《天津口号五十首》则吟出“元宵灯火似维扬”。

其后，不少诗文用此比拟。嘉庆年，樊彬《津门小令》写作起因，是“读《扬州忆》，因思沽上有‘小扬州’之目”。道光年，崔旭《津门百咏》开篇诗：“沽上人家千万户，繁华风景小扬州。”崔旭百首组诗，似以“小扬州”话题为最重。第一，他的自注言及元代朱名世《直沽》写到扬州，组诗卷首的自题诗也围绕元人此诗立意。朱名世的四句诗是：“直沽风月可消愁，标格燕山第一楼，细问花名何处出，扬州十里小红楼。”其实，朱名世泛海至燕京，一路成诗三十余首，“诗尾各以古句足之”，“扬州十里小红楼”即移自宋词。另有《盐城》也化用前人写扬州的句子。其诗集自序“诗尾联以古句，盖滑稽也”。可见与“小扬州”的联想并非一码事。第二，为崔旭诗卷题词的名家也都说到“小扬州”。高继珩题句十六行，其中两句：“沆瀣一家传好句，二分明月小扬州。”梅成栋共八句，落笔全在“小扬州”：“阿谁名赠小扬州，无赖风光泥此游。烟月一城长抱水，笙歌四季不知愁。几多大贾营华第，尽有闲人聚酒楼。靡丽日增贫日甚，狂澜未见肯回头。”梅成栋借“题”发挥，见解深刻而富思想性。

晚清的天津诗人，同是吟咏“小扬州”，着眼点不尽相同。华长卿有句“当场丝馆奏殷勤，酷似扬州月二分”，讲听曲享乐；其子华鼎元《津门征迹诗》“几经建置几经修，委屈长河抱郭流，天语煌煌夸析木，诗人漫说小扬州”，讲城垣形势乃至天文分野；鼓楼名联作者梅宝璐的竹枝词，“生涯海国足勾留，十里鱼盐美利收。好是船山诗句切，二分烟月小扬州”，讲物产民生。至民国，小说家刘云若取材津门风土市井之作，书名《小扬州志》。

　　

“赛淮安”之后“小扬州”：城市发展史的逻辑

康熙年间修《天津卫志》，民间还以津城比淮安；到乾隆时，另一个运河城市扬州被人们拿来做评说天津的参照。以“小扬州”称谓天津，有旅津者也有本地人。由“赛淮安”到“小扬州”，可不是无端地“移情”，其变化具有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

早期天津的经济支柱，依靠“渔盐之利”。开始煮盐的年代虽早于金元，但铺垫了城市形成基础，还得说漕运，金代直沽寨、元朝海津镇都因漕而立，是为明代天津设卫建城的先声。明代设卫建城后，与运河漕运重镇淮安类比，代表了当时天津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漕运是立城兴城的重要依据。

漕运促进城市的成长，逐渐长大的天津在尽职运河枢纽的同时，又以区位优势，承当起历史赋予的新角色。这主要表现在盐业。渤海沿岸出产优质盐，“芦台玉砂”以赞其优，长芦贡盐在津贮存留下盐坨村的地名。天津盐业在明代获得巨大发展。至清康熙八年（1669），以天津为盐务总汇之地，将长芦巡盐御史署由北京移驻天津。八年后，长芦盐运使司由沧州移至天津。这些盐政机关的入驻，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促进了天津城市实力的增长。到了雍正三年（1725），终于迎来城市发展史上一次质的跨越。这年三月，改天津卫为天津州；半年后，升为直隶州。雍正九年（1731），升直隶州为天津府，辖六县一州。由军卫编制天津卫，到行政建制天津府，实现这一华丽转身，需要城市综合实力的推动，盐业助力很大。

“盐政于国计为最巨”，清代仍实行盐业专卖制度。官盐价高，高在政府抽税和盐商求利。盐税是重要税源，盐利富了盐商。天津成为长芦盐业的产运销中心，“鹾商之所辐辏”，推高了城市经济体量。拥有巨大财富的盐商阶层，文化格调、奢华需求，使城市品位及繁华程度得到提升。这与两淮盐商聚集地扬州的繁华，以及精致生活、奢华风尚，就有了共通之处。“小扬州”之比拟，产生于乾隆年间，与天津城市进程颇为合拍。

“天津擅者海之利，故繁华颇近于淮扬”，此语出自纪晓岚。都守着运河，都拥有发达的盐业，“小扬州”是清代人关于天津与扬州的比对。这是千里运河一线牵的城际因缘，是两地之间同类项的聚合。仅举一例。扬州为运河沿岸繁盛之城，乾隆六次南巡，驻跸盘桓。盐商们为奉迎皇帝，在瘦西湖建五亭桥，民间还有用盐包一夜建白塔的传说。天津为京畿之地，乾隆巡游更繁。盐商们公捐银两为天子做事，换得优恤、赏赍。规模可观的柳塾行宫，“长芦通纲商人呈请购材恭建”；三岔口北岸海河楼，供乾隆喝茶赏景，“通纲商人捐赀建造”——尽管乾隆帝说过“长芦众商赀业素微”体恤的话。

天津海河三岔口以下不远处，曾有皇船坞泊存天子龙船，康熙时奉旨建造。乾隆时“归长芦盐政办理，承办商人随时看护修葺”。河船御题“安福舻”“翔凤艇”等等。这些龙舻凤艇南去北归，一次次亮丽了运河风景线。《长芦盐法志》大篇幅刊录乾隆南巡诗作，一路写到“七日西湖”，“杭州回銮”转调船头，依然且行且写的那些御制诗，也因为久泊天津的皇家船队有了缘由。关于运河线性文化传播，皇船成队南北行，不妨视为一种直观的演示。

　　

“赛淮安”“小扬州”之说是运河线性文化传播的产物

中国大运河已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论者言，大运河所体现的线性遗产特征，代表着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着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

作为运河城市，天津自古融于运河主导的交流之中——人员的和商品的，物质的和文化的。“知有南来船，烟中闻吴语”，“门临卫水当孔道，冠盖如云喜经过”，走这条水道来到津沽，有运卒船夫，也有官员商旅、文人雅士、赶考学子。运河使天津成为交通枢纽水陆大码头，古人留下的行旅诗很多。杨村、蔡村、河西务还有杨柳青、独流这些村镇，古代题诗多，也是因为运河。明代文学家吴承恩“津鼓开帆”的吟咏题为《泊杨柳青》，他自淮安来。明代时来华传教士利玛窦运河乘船奔北京，在天津眼见岸边的房子、战船和士兵，还听说新巡抚上任，他将这些记入“中国札记”。

康乾间，天津诗文的兴盛，津门乡贤与外来宾客携手做出了贡献。留下佳话的遂闲堂、帆斋、大悲院坐落在南北运河交汇的三岔河口附近，水西庄则傍着南运河。南方诗朋文友由运河北上，馆于水西庄，本地诗人与外地诗人吟咏唱和，高水平地书写了天津清代文学的篇章。水西庄的宾客、钱塘诗人汪沆，参与撰修《天津县志》的同时，完成《津门杂事诗》百首，成为津沽文史的珍贵文本。汪沆有一首扬州诗也十分著名：“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由此，保障河得名瘦西湖。杭州、扬州、天津，汪沆的“文化行走”，应能体现循运河线性展开的人员流动和思想交流、知识交流。

“赛淮安”“小扬州”，这“赛”这“小”是一种比对，需要对于淮安、对于扬州有目睹有耳闻，需要城与城的交流，需要有对于远方的想象。大运河承载的人员流动与迁徙，将这些带给天津人。同时，大运河也将“小天津”的美誉送给河北、山东、河南一些地方。

因此可以说，“赛淮安”“小扬州”之称是历史的赠予，是大运河线性文化传播的产物。它们从侧面反映了古代天津城市发展的两个阶段。“赛淮安”侧重城市的规模风貌，透露着质朴；“小扬州”涉及城市的民风习尚，折射关于纷华绮丽的看法。及至近代，襟河带海的天津，“河”的作用仍在，运河继续滋养这座城市的成长，而“海”的因素，更以冲击传统路径的力量，改变并导引这座城市的发展。这已是本文之外另一话题。

妈祖崇拜随元代漕运传至天津，图为海河岸边天后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