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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总搞不懂，堂堂川沙县城——城厢镇寄往浦西的平信要贴8分钱的邮票，而同样作为川沙县下属的高桥、杨思、洋泾、高东等沿江片乡镇却只需4分邮资。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川沙县在1958年改隶上海市前，隶属江苏省。而沿江片的乡镇在解放后分别为上海市东昌区和东郊区，1958年“两区”合并设立上海市浦东县。1961年撤销浦东县建制，其农村化地区划归川沙县。虽然行政区划几经变化，但邮电部门仍按解放时的邮区划分来确定邮资标准。这样，沿江片的乡镇只需按市内通信贴4分邮票，而其它大部分地区仍要以跨省寄信贴8分邮票。 以前的职工工资是由国家按地区类别统一确定的，类别越高，同等条件下的工资水平越高，相对应的物价水平越高。小时听大人讲，浦西的工资类别为八类，而川沙则为五八类，故川沙的工资较明显低于浦西。但当时川沙的物价是否真的比浦西低，实在搞不清楚。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油条，在川沙买一根油条是3分和半两粮票，而在浦西则为4分和半两粮票。 从前的川沙城是一个恬静、安宁甚至有点闭塞的小镇，远没有像现在这般从早到晚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安然恬淡的生活。由于当时川沙城内只有一家北门菜市场，而且只在一早营业，故人们每天都会在早晨五六点钟便挎着蓝头赶往买菜。这时的北门菜场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是川沙城最热闹的地方。而到了晚上六七点钟，城内居民很多便早早睡了。每当听到有线广播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20:30结束时的《国际歌》乐曲时，哇，那就像现在过了子夜时分的感觉一样，赶紧洗洗睡。 记得在上世纪73年~74年光景，城厢小学出了一个叫严纯华的学生，其记忆力超群，竟然能将以万字计的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全文背诵。严纯华先是在学校广播室里做“表演”，老师和学生都在教室里聆听，一些老师还专门带上《毛泽东选集》进行对照，在差不多近一个小时的背诵中，据说一字不差，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后来，县里许多单位和学校纷纷邀请严纯华作“表演”，轰动一时。严纯华由此成为了全县闻名遐迩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据说，严纯华生活在西市街一户普通的职工家庭，1978年在川中毕业后考入北大，获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副部长级），是稀土分离理论、应用及稀土功能材料方面的著名教授和专家。 川沙城内曾流传过“两道名菜”的笑谈。一道是“红嘴绿鹦哥”，“鹦哥”本地话读[an gu]，即“鹦鹉”，川沙人在吃菠菜时习惯上会留下一小截红色的根段，其即被喻为“红嘴”，而修长的呈卵形状的绿叶被想象为鹦鹉的羽翼，由此，所谓的“红嘴绿鹦哥”其实就是一道清炒菠菜；另一道叫“金线钓葫芦”，其实就是很平常的炒黄豆芽。黄豆刚孵出的根丝恰如金线，而头部呈椭圆形犹如一只葫芦，由此而得其雅称。以前，在川沙一带，邻里之间在寒暄时问起吃什么菜时，若回答“红嘴绿鹦哥”、“金线钓葫芦”，那一定会互相会意的一笑。川沙人苦中作乐、幽默诙谐的性格特征可见一斑。 或许，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前，川沙城内的每家每户都有一种生活器具，它不是电冰箱，不是电视机，不是电饭煲……而是用稻秸秆扎制的“饭窟”，一些地方也叫“饭捂子”。“饭窟”除用于在冬天时饭菜的保温之外，还会在自制酒酿时派上大用场。那时川沙城内没现成的酒酿卖，要吃酒酿都得在家里自制。将烧得较硬一点的米饭摊开降至常温，然后置于钵头内压实，中间掏个凹洞，沿洞四周撒入外买的酒药，然后置入“饭窟”，再用破棉袄等捂好，天热时一二天，天冷时四五天，一钵头酒香扑鼻、酸甜可口的甜酒酿就制成了。小时嘴馋,常趁大人不在时偷吃，直把自己吃得脸红脖粗…… 在川沙城内和周边有很多市属企业，如现新德路边的亚洲毛巾厂、东门的国棉三十六厂、十一墩的市色织五厂、东河浜路上的第一塑料机械厂、车站路上的上海开关厂，如果有人在这些市属厂工作，那真叫人羡慕不已，不仅工资高、福利待遇好，而且各种日用消费品计划供应定量标准，如烟票、食用油票、糖票等，也要比川沙城内城镇居民和县属全民、集体企事业单位职工高。记得那时亚洲毛巾厂的前身川沙漂印厂到了夏季，车间内会供应冰镇酸梅汤，且无限量畅饮。偶尔，一位在漂印厂上班的邻居会偷偷带回一大茶缸酸梅汤给周邻的小孩子分享，那真的是美味无比…… 在川沙的婚宴，通常中午安排馄饨、圆子，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才是正餐。在川沙城内，馄饨多用调羹舀着吃，而出城不远也就是几公里外，到了江镇、施湾一带却是用筷子搛馄饨吃的。为区分乡下大圆子的不同馅料，以便客人各取所需，故在裹制时特别做成了不同的形状。在川沙，正圆示为咸的菜肉馅，椭圆代表豆沙馅，带尖头的为枣泥馅，而到了南汇却恰恰相反，带尖头的圆子是为菜肉馅，圆形的为甜馅。若不谙其道，川沙人到南汇人家或南汇人到川沙人家吃圆子，恐怕要搞糊涂了。 那时候，城乡差别犹如一道深险的鸿沟难以跨越。即便是川沙城内城镇居民到了浦西也会被骂为乡下人，而从乡下农村来的进入川沙城同样被视为乡下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持农村户口的同学若想改变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学，哪怕考上个技校即可“农转非”。由此，许多读书成绩很好的同学为保险起见不考大学而考中专甚至技校，以确保牢靠。然而，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乡下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后，就像原川沙的一个乡镇组建的公司的名称“由由”那样“田”字出了头。到如今，农村户口可以有宅基地，很吃香，一旦遇上动拆迁还能分到好几套房，故早已没人想“农转非”了。真正地印证了“三十年风水轮流转”这句老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川沙古镇。在当时国营、集体商业一统天下的年代，大家对个体户都以冷眼相看甚至抵触。但川沙城内有一位初中毕业辍学、家住三灶浜路叫张惠君的小女子敢为人先，在乔家浜路开办了川沙首家个体户水果店，因当时正热映印度电影《大篷车》，故所取店招与其同名。由于“大篷车水果店”营业时间长、服务态度好而大受欢迎，赚得盆满钵满，成为发家致富的典范和川沙城内首批万元户，电台、报纸争相报道。鼎鼎有名的故事大王夏有梅先生曾经以大篷车姑娘选婿为题材创作了故事，发表在《故事会》杂志上。张惠君与她的“大篷车”身显名扬、烜赫一时。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来水管道是不入户的，居民生活用水的供应完全由按街坊、区段设立的公共给水点来承担。相比现在用水极不方便。特别是到了冬天，因水管冰冻而导致断供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公共水龙头的水费每月需要在十几户、二十来户人家之间进行分摊，邻里之间多有龃龉。由此，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城内许多住户纷纷在灶头间边开凿水井，时称“灶边井”，井圆直径约一米，挖深至两米左右即可见水。相比自来水，井水冬暖夏凉，清甜甘洌，且无漂白粉味道。夏天将啤酒和西瓜放入井中几个小时后再吃，恰如天然冰箱，清凉爽口。
大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川沙城内川沙中学、五三中学、城厢小学读书的人，一定有过停学为“四级”干部大会腾教室的经历。所谓“四级”即为县、公社、大队和生产小队。县里如有重要工作布置和精神传达就会召集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会期通常三天。由于与会人员众多，加上交通不便，参会者都会带上被头铺盖在各校的教室里打地铺就寝。这样同学们犹如老和尚放小鬼，额外多了一个可以可劲儿玩的“小长假”。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对一些远离集镇、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通常由县供销社设立“下伸店”，为当地社员和贫下中农提供生产生活物资供应。1969年11月3日《解放日报》头版以《贫下中农贴心人，农业生产好后勤》为题，发表了牛桥下伸店全心全意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调查报告。牛桥，时为川沙县黄楼公社赵行大队下属的一个偏远、名不见经传、与原南汇县仅一河之隔的生产小队。调查报告的发表使牛桥这一小村落由此盛名一时，牛桥下伸店也成为了市、县供销社系统的先进典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对个体户政策的放宽，现城南路（川黄路~川沙公园）两侧很快为私人摊贩所占领，服装、小商品、小百货等一应俱全，成为川沙人常去转转的购物街。每到国庆、春节等节日前，还常会沿街搭起简易棚举办商品展销会，吸引城内城外的人们来城南路买吃卖穿，人流如潮，生意兴隆。在城南路最闹猛的辰光，鹤鸣楼底层面北一侧开了大门开办了商场。可惜到了九十年代后期，道路两侧的住宅因创建安全小区之需，沿路筑起了围墙，原本路两侧的经营场地尽失，小摊小贩被赶进了川沙公园对面已迁移的实验小学校区内，加上新源路步行街的开业，城南路就此日渐式微、衰落……
在川沙影剧院建成前，人民大会堂是川沙城内唯一一个固定放映电影的场所。1972年，一部朝鲜宽银幕电影《卖花姑娘》在全国公映，很快盛极一时、观者如潮、一票难求。但包括大会堂在内的许多影院因舞台宽度不够、不符合悬挂宽银幕的条件而难以上映。为此，大会堂停业对舞台进行了专门的改造，终于在一个多月后，正式放映《卖花姑娘》。记得整整放了一个月，场场爆棚。许多人连着看了好几场，一边看一边哭，当放映结束时，整个儿就成了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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