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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4月26日，维特根斯坦出生于已经同化的奥地利-犹太家庭。他是8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是当时奥匈帝国最成功的钢铁大亨之一。维特根斯坦的家庭属于当时维也纳社会最富裕的家庭。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极其大方地支持当时的艺术家，母亲雷奥珀尔蒂娜（Leopoldine） 是一个有天赋的钢琴家。维特根斯坦家的豪华住宅经常有音乐大家——像舒曼、马勒、勃拉姆斯或者施特劳斯等——出入。 维特根斯坦小时候受的是天主教教育。他自己像他的姊妹们一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和智商。维特根斯坦自己会演奏单簧管。他的哥哥保尔在一战中失掉一条胳膊，但还是成为了独臂的钢琴家。维特根斯坦兄妹都有着一些心理问题，维特根斯坦有三个哥哥自杀。维特根斯坦本人在一战后也常常抑郁，在人际交往中他表现出强权、常有理，但有时候又敏感和不自信。 维特根斯坦有一个远房的表哥就是出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维特根斯坦一直在自己家里受教育，直到1903年。他14岁的时候才到林茨（Linz）的实科中学上学，当时他和希特勒同校，但不同班。1906年，他进入了夏洛特堡技术学院（Technischen Hochschule Charlottenburg），他本来的打算是跟从波尔茨曼（Ludwig Boltzmann）学习。据他的姐姐回忆，他关心飞机技术的问题和实验。后来，他突然喜欢上了哲学。1908年，他毕业后去了曼彻斯特大学，他想在那的工程科学系里建造一个飞机马达。不过他很快放弃了这个计划。然后，维特根斯坦参加了一个“改善飞机螺旋桨”的计划，在1911年，他还为此获得了一项专利。最后，还是哲学占了上风。维特根斯坦在1911年到耶拿拜访了弗雷格，受到弗雷格的激励，他到剑桥三一学院学习，开始深入地研究罗素的著作，尤其是《数学原理》。维特根斯坦很快地就让罗素这位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政治活动家和贵族知道了自己。罗素一开始并不喜欢维特根斯坦，对他存有戒心。罗素在给他的情人莫瑞尔的信中写道：“我这位极端的德国人（罗素把维特根斯坦误认成了德国人）在我得讲座结束后过来与我争论。他不解风情地全然反对理性的进攻。和他说话完全是浪费时间。”[1]但是还不到两周，罗素就改变了自己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我开始喜欢他，他对文学很了解，音乐天赋很高，在交往中让人舒服（一个奥地利人），我相信，他真的很聪明。”又没过多久，罗素就认为维特根斯坦是个天才。维特根斯坦也很快从罗素的学生变成了罗素的老师，他动摇了罗素的基本信念。罗素在给情人莫瑞尔的信中写到： 我们相互激发——我给他看我写的东西的关键部分。他说这完全是错的，没有意识到困难所在——他已经尝试过我得观点，而且知道这没有用。我理解不了他的反对——事实上他很不精确——但我确信他是对的，他看到了某些我没有看到的东西。要是我能看到我也不介意，但是，现在这样，让人焦虑而且相当程度毁掉了我写作的快乐——我只能根据我所能看到的继续下去，但我感到这可能完全错了，而且维特根斯坦会认为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就是不诚实的无耻之徒。[2] 维特根斯坦虽然受到他的剑桥的同事和学生的尊敬，甚至崇拜，但他并不领情，他时常哀叹说剑桥的同事和学生不了解他。戈德斯坦对维特根斯坦的个性与行为有一个有趣的评说，我们不妨摘录如下： 维特根斯坦的个性力量、对哲学的革新态度以及消除同时代人假定中的谬误时那神圣的严肃（这与他作为维也纳人对旧传统的颓废枯竭感很有关系），改变了英美哲学。像罗素这位剑桥哲学家以及围绕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系学生不必理解它就能“确信他是对的”。他才华横溢，在极端而令人敬畏的苦行个性的背景下如神谕般散发出来（即使不精确），表现得极富感染力，让人不由自主的信服。[3] 从1912年开始，维特根斯坦开始撰写他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在一战期间，维特根斯坦在战壕里还在继续撰写，到1918年夏天完成。1921年，在《自然哲学年鉴》杂志上发表了一个错误颇多的版本。1922年最终以双语出版，标题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从成书的时间和出版的时间上我们大概也可以猜到，该书的出版经历了很多困难，事实也是如此。最后还是因为罗素的序言，《逻辑哲学论》才找到了出版商。但不领情的维特根斯坦却讨厌这个序言，尤其是其被翻译成德文后，他给罗素写信到：“显然，你的英语文体的一切优雅都在翻译中失去了，留下的只有肤浅和误解。”[4]这无疑是对罗素极大的贬低，维特根斯坦显然没有承认罗素的任何学术能力，因为维特根斯坦认为罗素对自己的著作的理解除了肤浅就是误解，他只承认罗素的英文还行。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从此冷淡了很多。罗素后来曾说：“维特根斯坦傲慢自大。”[5] 离开英国后，维特根斯坦回到了奥地利。维特根斯坦可能受托尔斯泰（Leo Tolstoi）的影响决定作教师。他把他巨大的财产都分给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其中的一部分他捐给了当时年轻的艺术家，其中有罗斯（Adolf Loos）、特拉克尔（Georg Trakl）和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维特根斯坦确实作了小学教师，他还为人民学校（Volksschulen）编写和出版了一本在当时看来颇为进步的字典。但在维特根斯坦当教师期间，他和学生的父母关系紧张。1926年4月，他击打了一个11岁男孩的头部，致使小男孩昏厥。在官方采取措施以前，他递交了辞呈。此后，维特根斯坦在一个修道院作过园丁，住在工具棚里。他还考虑过作修道士，但最后听从了修道院院长的建议离开了。 20世纪20年代末，维特根斯坦又回到了哲学。他的《逻辑哲学论》对维也纳小组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给他们提供了他们所寻找的纯洁的新基础。维也纳小组开始一起研究《逻辑哲学论》，并且逐项研究。从此，他们星期二晚上的例会都用来阅读维特根斯坦，他们不是读了一次，他们读了两次，总共花了大半年时间。[6] 但是维特根斯坦本人并不参见例会。小组中只有石里克和魏斯曼有机会与维特根斯坦定期会面。魏斯曼最为痴迷维特根斯坦。魏斯曼虽然也抱怨维特根斯坦看法多变，很难合作，但是如果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变了，他的看法也跟着变。每个星期二例会，他都会给小组的其他成员带来维特根斯坦的最新观点。就这样，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在小组中传播。 就像在剑桥时维特根斯坦对罗素和其他学生的影响一样，他对维也纳小组的影响也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维也纳小组的成员正是因为崇尚科学、崇尚清晰，拒绝形而上学的共同志向才聚到了一起，照理说，他们的内心都应反感神秘、反感科学外的权威。但是尽管这一切，他们都衷心信服维特根斯坦这个有时不精确、有时有些神秘主义倾向的权威。 石里克崇拜维特根斯坦。从1926年秋起，维特根斯坦住在维也纳。维特根斯坦的姐姐斯通勃勒在社交界和知识界都很有名，正是他促成了一次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的会面。据石里克的夫人回忆： 斯通勃勒夫人的邀请使他欣喜异常，他热心期待着会面的到来，而这次石里克的期望和希望没有落空。我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他对维特根斯坦的崇拜。他带着一种狂喜作了回复，说的并不多，我感到我也不必多问。[7] 石里克的学生费格尔后来的记述也证实了这一点：“石里克崇拜他，魏斯曼也是这样，他像维特根斯坦的其他的信徒一样，甚至开始模仿他的手势和说话风格。”[8] 维特根斯坦权威感很重，不容别人和其争辩，也不容别人对他的权威进行挑战。卡尔纳普在自己的自传中回忆了小组如何与维特根斯坦就是否“可能谈论语言表达”这个问题的搏斗。有一次，卡尔纳普坚持要求维特根斯坦阐明这一点，结果被永远禁止在有维特根斯坦在的场合出现。[9]有一次，维特根斯坦对费格尔说：“如果他（卡尔纳普）嗅不到，我帮不了他。他完全没有鼻子！”没有中国情商的费格尔在这时却表达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说他对卡尔纳普这位精确和严谨的思想家有着无限的钦佩，结果，他也被赶走了。[10] 虽然维特根斯坦经常对逻辑实证主义者们的“嗅觉能力”表示失望和愤怒，但是他们总是回应以崇拜。这很容易让人回忆起历史上的极度崇拜时期，伟大人物不断不满与愤怒，人们不断崇拜。女数学家陶斯基曾和维也纳小组呆过一段时间，她曾经这样写道：“维特根斯坦是团体的偶像，我可以证实这一点。引用一下他的《逻辑哲学论》就可以平息一场争论。”[11]这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欧洲版。在维也纳呆过的艾耶尔回到英国，在给自己的朋友柏林写信时也说：“维特根斯坦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就是神，……（罗素）只能算是是耶稣（维特根斯坦）的马前卒。”[12]读到这样的文字让人感慨！我们很难相信这群崇拜者是逻辑实证主义者。面对维特根斯坦的时候，他们既忘记了逻辑又忘记了实证，只剩下了在人类历史中有着悠久传统的对权威崇拜的经验。不过，他们毕竟还是经验主义者，因为他们保留着对权威崇拜的经验。在维特根斯坦面前，他们的大脑不再能思考，像一个个脑瘫患者，口中呀呀呓语，等待着维特根斯坦这个神灵的启示。实证主义者中最清醒的卡尔纳普在自述里也表现出了对维特根斯坦的近乎宗教般的敬畏： 当他对某些特定的哲学问题形成看法时，在那个时刻我们经常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挣扎，试图穿透黑暗到达光明的挣扎，伴随着强烈而痛苦的紧张，甚至能在他那极具表现力的脸上看到。当最后，有时通过艰难的努力，他的答案涌现出来，他的陈述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像一片刚刚创造的艺术品或神灵的启示……他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他通过神启的灵感得到洞见，使我们情不自禁地觉得任何冷静理性的评论或分析都是一种亵渎。 1929年，维特根斯坦作为哲学家回到了剑桥，在首先在罗素和摩尔那通过对《逻辑哲学论》的口试获得了博士学位。由于他得到的遗产分给了兄弟姐妹或捐赠给了艺术家，维特根斯坦一开始在剑桥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只能靠奖学金为生。1930年初，维特根斯坦得到了教职。从1936年开始，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同性恋爱人斯金纳尔（Francis Skinner）做过多次旅行，他们到过挪威、维也纳和俄国。 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维特根斯坦成了德国人，按照德国的纽伦堡法律，他应该被认为是犹太人。这可能是导致维特根斯坦最终放弃欧洲的原因。1939年，维特根斯坦接替了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成为了剑桥的哲学教授，很快，他加入了英国国籍，在教授的职位上他一直呆到1947年。在20世纪30年代，维特根斯坦开设了很多课程，做了很多宣讲课，继续他的哲学思考。 大概从1936年开始，他开始撰写《哲学研究》，工作大概持续到1948年。这部著作是维特根斯坦自己完成的，不过直到1953年，他死后该书才出版。《哲学研究》的出版使维特根斯坦获得了世界性声誉。这部著作对哲学史的影响比《逻辑哲学论》还要持久，它被认为是分析哲学的主要著作之一。在40年代，还出现了维特根斯坦对数学基础的评论手稿。 二战期间，维特根斯坦又投生于实际工作。他在伦敦医院里作自愿护理员。1943年，他作为实验助理加入了一个医疗研究小组。1944年，维特根斯坦又重新在剑桥授课。 1951年4月29日，维特根斯坦死于癌症。由于维特根斯坦拒绝去英国医院，他死前的几周是在他的医生家度过的。在维特根斯坦去世的前一天，医生的太太告诉他，他的英国的朋友们要来看他，维特根斯坦说：“您告诉他们，我拥有非凡的一生。”[13] [1]参见[美]戈德斯坦：《不完备性：哥德尔的证明和悖论》，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62-63页。 [2]转引自[美]戈德斯坦：《不完备性：哥德尔的证明和悖论》，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3][美]戈德斯坦：《不完备性：哥德尔的证明和悖论》，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63-64页。 [4][美]戈德斯坦：《不完备性：哥德尔的证明和悖论》，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5][美]戈德斯坦：《不完备性：哥德尔的证明和悖论》，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6]参见[美]戈德斯坦：《不完备性：哥德尔的证明和悖论》，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7]转引自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序言》，徐为民译，孙善春校，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8]转引自[美]戈德斯坦：《不完备性：哥德尔的证明和悖论》，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9]参见[美]戈德斯坦：《不完备性：哥德尔的证明和悖论》，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10]参见[美]戈德斯坦：《不完备性：哥德尔的证明和悖论》，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11]转引自[美]戈德斯坦：《不完备性：哥德尔的证明和悖论》，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12]转引自[美]戈德斯坦：《不完备性：哥德尔的证明和悖论》，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13]德语原文是：“Sagen Sie ihnen, dass ich ein wundervolles Leben gehabt ha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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