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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分析哲学有着无数的前辈，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从洛克、克莱和休谟到康德、边沁和弗雷格编织成分析哲学花毯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丝线都可以回溯到多少有些遥远的过去，而这幅花毯的特色在于各种丝线的交织方式和独特设计。这些也不断地变化，某些丝线被抛弃而为新的所替换或者有不同的用法，而其他的则在这种变化中变得比现在更为重要，某些模式还支配了一段时期，但后来又溶入背景或完全消失了。我认为，分析哲学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历史运动。 它伴随着对绝对唯心论的反叛而诞生于世纪转折之交的剑桥。摩尔和罗素把反心理主义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方面他们和自己的唯心论者教师没有什么争论，论战的主要内容是知识的对象依赖于知者、绝对的一元论、真理的融贯论、关系的非实在性和内在关系的理论。摩尔和罗素抛弃了唯心论，包括贝克莱式的和康德式的，坚持知识的对象独立于知者，捍卫真理的符合论，反对关于一切关系的内在性理论，承认关系的实在性和客观性。他们对绝对唯心论的批评并非基于经验论原则，他们的方法论也不是由于忠实于日常语言而产生的。相反，他们信奉一种极端的多元论的柏拉图主义的唯心论，他们用分析取代了新黑格尔式唯心论的综合特征。摩尔相信自己是在从事着对独立于心灵的概念的分析，而当心灵把握住这些概念，就可以把它们看作或简或繁的。如果是复合的，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详尽说明这个复合概念可以分解成的构成概念，阐释它与其他概念是如何关联和区分的。他区分了知道表达式的意义、知道它的字面定义、知道它的用法与知道对其意义的分析。他把知道表达式的意义看作是某人心中有这个概念，他把这与能够分析意义区分开来，即区分了能够说什么是构成部分以及如何把它与其他相关概念区分开来，根据他的正式主张，没有关注一个概念（或一个词的意义）的语言表达而去分析它是完全可能的。罗素对分析的看法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这根植于19世纪数学家们的工作，诸如维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狄德金和康托，他们关于演算概念（诸如连续性和限度）的论著就是罗素的榜样。他像摩尔一样把分析工作看作是客观的和非语言的。随着他的数学基础工作的展开，他对分析的看法逐渐变成逻辑的，而不是看作语言的。《数学原理》的逻辑语言成为识破自然语言的误导形式和揭示事实的真正逻辑形式的主要工具。但摹状词理论和类型论所造成的影响被认为远比罗素后来所做的语言研究大得多，而这两种理论正是他惟一最终勉强认可的。对不完全符号的分析方法（限定摹状词就是一种不完全符号）如同边沁的虚构理论，最后也是一种意译句子的方法；而类型论很容易转换成与实在毫无关系的一部分逻辑句法理论。 罗素与摩尔之间的差别远比这深刻得多。摩尔相信，我们的确绝对肯定地知道无数的事实。而任何对此提出挑战的哲学都会被看作是错误的而加以抛弃，因为我们对这些事实的肯定远远超出对任何哲学论证的肯定。我们知道世界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知道我们有一个身体，知道存在着不依赖于我们心灵的物质，知道我们时常会以不同于通常的方式行动，知道我们真的知道很多真理，等等。而我们不知道的却是对这种事实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些命题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它们是真的，但我们并不知道对它们 意义的分析。哲学的任务就是对意义的分析（这种意义被看作是独立于心灵的、独立于语言的实体）。相反，罗素的哲学则是笛卡尔式的对确定性的追求。我们预先并不知道这种追求会带我们走向何方，也没有理由假定这会使摩尔所说的那些平凡的确定性完整无缺。的确，他俏皮地说道：“哲学的起点在于那些过于简单而似乎不值得陈述的东西，终点在于那些过于繁琐而无人会相信的东西”（罗素1986：第172 页）。数学是罗素关于确定知识的范式，而他对数学基础的研究是由于需要从纯逻辑中派生出皮亚诺的算术公理而证明它们为真和不容置疑。罗素在《数学原理》中满意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他就转向分析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希望像为算术所做的那样为他所相信的普遍经验知识做些事情，即建立坚实的基础。因而他推崇奥康剃刀：不要毫无必要地增加实体（以免付出可能失去的东西）；他拥护“科学哲学的最高原则”：尽可能地用逻辑构造替换推论的实体。还原和逻辑构造是他战后两部著作，即《心的分析》和《物的分析》的主要标志。他把哲学看作科学知识的形式，它由于极高的普遍性而不同于专门的科学。它的任务是探求真理。要想确信被揭示的东西为真，那么笛卡尔式的怀疑就是首要工具。 正如冯·赖特指出的，罗素与摩尔的差别代表了分析哲学之根的双重性（冯·赖特1993：第26-30 页）。这种双重性后来变成分析哲学的普遍倾向，表现在维也纳小组中石里克和卡尔纳普之间的差别，以及牛津哲学家中奥斯汀和赖尔之间的差别。正像魏斯曼所认为的，这两方面都可以被看作是代表了对人类心灵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魏斯曼1939-40 ：第265 页；冯·赖特1993：第26页）。一种主要关心真理，而另一种则是意义；一种关心知识的扩展，另一种关心理解的深度；一种关心面对怀疑恐惧而建立确定性，另一种则把对先于确定性的怀疑论挑战看作完全可以反驳的（正像摩尔认为的那样）或看作完全不连贯的（正像维特根斯坦认为的那样）；一种关心如何仿效科学的成就、进步和理论建构，另一种关心把追求清晰作为自身的目的。 分析哲学的第一阶段产生于从世纪之交盛行的多元论柏拉图主义到本世纪头十年逻辑原子主义（这构成了其第二阶段）的出现。这部分是由于罗素企图把《数学原理》的分析方法用于普遍的经验知识，部分是由于年轻的维特根斯坦（他对罗素的影响是毁灭和启发两者兼有的），由于他在1913年至1919年间所写的巨著《逻辑哲学论》。《逻辑哲学论》的四个特点在这里值得重视。 第一、它把源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而不是洛克和休谟的近代欧洲哲学中分析的、分解的倾向推向了极端。这种观念支配着战争期间的剑桥分析，并改头换面地塑造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观念（除去关于事实和简单对象的形而上学，除去关于原子命题的独立论题）。它还使在弗雷格和罗素手中生根开花的逻辑形而上学结成硕果。在其形而上学体系的框架内，关于思想的命题的图像论对自笛卡尔以来一直支配哲学思想的关于命题的意向性问题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解答。它从形而上学上解释了对一种心理现象即思考一种思想如何能够具有等同于确实情况的内容，但仍然具有不同于确实情况即是虚假情况的内容。与此相应，它解释了命题如何可能是假的却有意义的。总之，它通过思想和意义的心理行为的内在意向性，解释了符号的意向性。 第二、它明确地破除了弗雷格和罗素关于逻辑的观念，并以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取而代之。《逻辑哲学论》的主旨就是，不存在逻辑常项。 逻辑连接词既不是逻辑对象的名称，也不是专门的逻辑函项（概念或关系）的名称。命题既不是真值的名称，也不是复合物的名称。逻辑命题既不是对抽象对象之间关系的描述，也不是对宇宙中最普遍事实的描述。逻辑真理的标记并不是绝对的普遍性，因为逻辑真理并不是对重言式的普遍化，而完全是重言式本身。逻辑真理的标记是必然性，而逻辑命题的必然性则是命题真值函项结合的退化结果。在逻辑命题中，初始命题是由真值函项算子结合为真的，而与它们拥有的真值无关。为这种有保证的真付出的代价是很愚蠢的。逻辑命题是无意义的，意义为零的，它们对世界只字未谈。但每个重言式都是证明的形式。尽管一切逻辑命题都在说同样的东西，也就是什么都没有说，但不同的重言式在它们揭示不同的证明形式上仍然是各有不同的。逻辑命题的标记正是在于，它能以适当的记法与单独的符号区分开来。这就澄清了逻辑命题的性质以及它们与经验命题的范畴区别。这也弄清了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公理化和他们诉诸自明以支持所选公理为何是错误的。这些公理并非由于它们特别的自明而显得特殊。它们和定理一样是重言式。它们根本不是初始的，也根本不是派生于命题的定理。因为一切逻辑命题都是相同的，即都是空洞的重言式。所以不存在弗雷格和罗素所认为的逻辑知识，因为知道重言式的真也同样对实在完全一无所知。逻辑和数学都不是真正先天知识的例证，这就为维也纳小组所说的“连贯的经验论”铺平了道路。 第三、《逻辑哲学论》清楚地表达了一种革命性的哲学观念，它塑造了分析哲学的未来。根据这种观念，哲学绝对不同于科学（1922：4.111 ）。哲学中不存在假设，它并没有描述摩尔和罗素所认为的关于宇宙最普遍的真理，它也没有描述弗雷格认为的抽象实体之间的关系。它没有描述英国经验论者和心理学家所认为的人类心灵活动，也没有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去研究对经验的形而上学预设并把它们描述为先天综合命题。不存在可以用命题表达的形而上学真理，因为惟一可表达的必然性只能是空洞的逻辑重言式。任何表达形而上学真理的企图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与感觉的界限相冲突。《逻辑哲学论》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最后挽歌，因为它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没有哲学命题，也就没有哲学知识。哲学不是一门认知学科。它的成果并不是人类的知识，而是人类的理解。哲学的任务就是逻辑澄明的活动（1922：4.112）。 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则是通过对有问题的命题进行逻辑分析，这些命题明显暴露了形而上学论断是无 意义的（1922：6.53）。这种哲学观对剑桥的分析家和维也纳小组都同样是决定性的。石里克后来写道，这构成了哲学中的“关键转折点”. 第四、《逻辑哲学论》带来了哲学中“语言的转向”，虽然它并未完成这一转向。这标志着与弗雷格、摩尔和罗素的戏剧性决裂，维特根斯坦大胆地宣称，“一切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1922：4.0031）。该书的下列陈述表明了这种转向。（a ）设定思想的界限是由于设定了语言的界限，即确定了意义与无意义的边界。（b ）未来哲学的积极纲领是对命题即有意义的句子的逻辑- 语言分析。（c ）未来哲学的消极任务是表明，形而上学断定是竭力想说那些按语言的天性根本无法说出的东西。（e ）对经验现象所做的语言描述的逻辑分析，产生了对“现象”的逻辑研究，即对逻辑的应用（该书纲要性地提出了这一点，但直到1929年的“关于逻辑形式的几点评论”才得以实行）。（f ）对符号系统的研究产生了该书的最大成就，即对逻辑真理的阐明。逻辑命题的特征是，人们单从符号就能够知道它们为真，而这个事实本身就包含着整个逻辑哲学”.（1922 ：6.113 ）我已经指出《逻辑哲学论》带来了“转向”，但并未完成它。只有当把该书的语言倾向与其毫无成果的关于符号体系（例如，只有简单名称才能代表简单对象，只有事实才能代表事实，命题是事实）的形而上学基础分离开来，才能完成这种转向。这是在本世纪30年代由维特根斯坦抛弃《逻辑哲学论》的形而上学才得以产生的，这使逻辑摆脱了任何形而上学的和（用维特根斯坦的专用词）“元逻辑的”基础，而且受其影响，维也纳小组也作用于这一转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分析哲学分裂为两个支流，即剑桥分析和逻辑实证主义。剑桥分析来源于摩尔、罗素和《逻辑哲学论》。摩尔发表的东西很少，但他在剑桥的教学却是很有影响的，而且他与布劳德共有的对感觉材料知觉论的关注成为剑桥分析最有特色的主题之一。 他那注重细节的分析风格和坚持哲学工作就是对意义的分析这一信念同样对剑桥分析产生了影响。然而，语言转向的一个后果是，年轻一代把摩尔所意谓的“意义”从直观思考的客观概念转变为自觉地努力分析表达式的语言意义。罗素虽然并不在剑桥，但他同样很有影响。布雷斯威特（Braithwaite） 在1933年写道：在1919年以及随后的几年中，贝特兰·罗素的著作支配着剑桥的哲学思想……他的那些发挥着他不断变化的哲学的著作和文章被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而且成了G.E.摩尔和W.E.约翰逊讲座中被详尽评述和批判的对象。（布雷斯威特1933：第1 页） 凯恩斯在1924年写道：《逻辑哲学论》“自写成以来一直支配着剑桥的一切基本讨论”（维特根斯坦1974：第116 页）。它是对年轻的莱姆塞、布雷斯威特和威斯顿的主要影响。剑桥分析转向还原论和逻辑建构的纲领。一些人接受了关于事实的（但不是简单对象的）本体论，寻求分析事实的逻辑形式，并力图表明某些事实仅仅是出自其他事实的逻辑构造。威斯顿发表于1931-1933 年《心》杂志上的文章《逻辑构造》使这一纲领达到顶峰。逻辑主义在剑桥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而莱姆塞则在那里致力于修补它的漏洞。在他1930年英年早逝之时，他已经接受了维特根斯坦的劝告：那是无法修补的。非认知的哲学观念使老一代大吃一惊，但却使新一代迷恋不已。布雷斯威特指出，把麦克塔格特的《存在的本性》（1927）看作“一个令人敬畏的例证”的传统思辨的形而上学已经被抛弃了。因为维特根斯坦已经表明，“我们可以事先肯定，承认由逻辑上必然的蕴涵派生出逻辑上必然的有关经验命题的前提的系统，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布雷斯威特1933：第23页）。由《逻辑哲学论》带来的这种革命性哲学观念激发了整个30年代的英国关于哲学的性质、分析的特征及其与逻辑和语言的关系等更广泛的讨论。1930年之后，维特根斯坦本人也在剑桥讲课，并且改变了他早期的大多数思想。这就改变了剑桥分析的方向，从经典的还原分析和逻辑构造转向《哲学研究》的方法，这一方法支配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哲学。两次大战期间分析哲学的第二个支流产生于维也纳，随后扩展到德国、波兰和斯堪的那维亚群岛，再后来扩展到英国和美国。维特根斯坦在这里的影响远远大于他在1929年前的剑桥。这无疑部分地是由于他在1927年和1936年间与维也纳小组成员的交往，部分地是由于维也纳小组对这本书（即指《逻辑哲学论》——译注）的密切关注。 他们抛弃了逻辑原子论关于简单对象和事实的本体论，反对说出与显示的理论及其毫无效果的形而上学，放弃了认为每种可能的语言都必然地具有反映事实的逻辑形式的相同逻辑句法这种想法。但他们欢迎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只有必然性是逻辑的，而逻辑真理则是空洞的重言式。他们接受了维特根斯坦对逻辑连接词和外延性论题的论述。以下五个主题刻画了逻辑实证主义，它们都是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有时甚至被看作是一种误解。 第一、维也纳小组的哲学观来源于《逻辑哲学论》。哲学不是一门认知学科，它与科学截然不同，根据卡尔纳普，哲学的积极用处是澄清有意义的概念和命题并为科学和数学建立基础。传统哲学问题或者是假问题，或者经过阐明是经验问题。哲学是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的阐明。 第二、维也纳小组拥护对形而上学的破坏，这样他们接受了《逻辑哲学论》的主张，即不可能有形而上学的命题，坚决抛弃关于只能显示而无法说出的那种毫无效果的形而上学真理的观念。 第三、他们提出了证实原则，这来自于他们在1929-1930年间与维特根斯坦的讨论。他们把可证实性看作经验意义的标准。 第四、他们旨在坚持“连贯的经验论”，否定理智可以作为先天综合知识的来源。经验论的传统绊脚石是逻辑真理、算术的和几何学的真以及形而上学问题。在他们看来，《逻辑哲学论》对逻辑真理的论述恰好使连贯的经验论成为可能。但与维特根斯坦不同，他们对逻辑真理的论述是约定主义的。当维特根斯坦把逻辑真理看作是来自命题双向性质的流动时，维也纳小组则把它们构造成符号系统任意约定的结果，即它们由于逻辑连接词的意义为真。他们接受了希尔伯特对几何学的约定论陈述，（错误地）认为维特根斯坦把算术命题看作是可以还原为空洞的重言式。 第五、他们采纳了科学统一的论题，承认一种归纳主义的纲领，即把一切有认识意义的命题都揭示为可以从构成“所与物”的基本命题中推演出来。这个论题可以追溯到笛卡尔，而这种纲领则追溯到罗素，但他们认为一切命题都是初始命题的真值函项这种思想（即外延性论题）来自于《逻辑哲学论》。假定初始命题是可以在直接经验中得到证实的，这就证明了这种还原论纲领。 到30年代中期，维也纳小组的观点分化为两支，一支是在《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小组》中表达的卡尔纳普- 纽拉特正统实证主义一派，另一支是石里克- 魏斯曼，他们深受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影响，这种哲学是在与《逻辑哲学论》相反的方向上发展的。维也纳小组的思想统一由于内部的批评而开始瓦解，但其组织上的统一则由于纳粹的兴起而遭到破灭。它的主要遗产存留在二次大战后的美国，维也纳小组的许多成员定居在那里，并塑造了战后的美国哲学。 战争造成了哲学的中断。在1945年后的几年中，牛津成了分析哲学的主要中心。领袖人物是赖尔和奥斯汀以及有力支持他们的魏斯曼、格莱斯、哈特、汉普夏尔和伯林，还有他们的晚辈如斯特劳森、乌姆森和后来的黑尔、皮尔斯、奎因顿和渥诺克。主要影响来自后期维特根斯坦，他的思想在其遗著《哲学研究》发表之前是由魏斯曼、保罗和后来的安斯康传送到牛津的，但许多重要的人物，如奥斯汀、尼尔和格莱斯并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与维也纳小组不同，牛津分析哲学并不是一个“学派”. 它没有发表什么宣言，也不坚持某种正统观念。虽然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他的观念是被同化的而不是被用于训练的。牛津分析哲学是由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观念构成的，用“日常语言哲学”这种使人误解的说法去归类，只能是一种无知。 不过，我们可以确认某些共同一致的东西。形而上学被抛弃了，而这个词本身只能出现在索引中。当斯特劳森在《个别物》（1959）中使这个词重新流行起来时，它已经有了更好的含义。因为描述的形而上学并没有要求获得超验的知识或描述世界的逻辑结构。它规定自己是一种对我们概念图式最普遍特征的描述，即对我们的语言或任何可以区分经验及其对象的语言的描述。这样看来，描述的形而上学就是对诸如客观殊相、个人、经验和时空等这些最普遍结构性概念的关联分析式的研究。 如前所述的分析和两次大战期间流行的还原和逻辑构造纲领，也都被抛弃了。但分析的术语，亦即现在盛行的“语言分析”或“概念分析”则被保留下来，这就是说，为了哲学阐明而去描述相关概念的相互关联性，描述它们的蕴涵、可比性和不可比性，描述使用哲学上有疑问的表达式的条件与场合。逻辑上独立的初始命题，或简单地说，不可分析的名称或概念，并不是这种分析的终极结果。它是以清晰性为终结的，而只有当通过所有相关网络回溯到概念之网时，我们才能获得关于给定问题的清晰性，斯特劳森的“关联的分析”一词就恰当地表明了这种方法。 在这种松散的而非还原的意义上，从属于分析的是语词在句子中的用法。摩尔式的对概念的看法已经被抛弃了，谈论概念被看作是它可以证明为对语词用法的抽象。人们并不是普遍认为一切哲学问题都是有关语言的问题，或它们都是出自语言而产生的假问题，更不用说认为它们都可以通过设计一种“理想语言”而得到解决了。没有什么人相信谓词演算系统提供了解开哲学难题的钥匙，更不用说相信它构成了可能语言的深层语法。但人们始终普遍承认，解决或消除哲学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对它们所在的自然语言中相关语词用法给出耐心细致的描述（这些语词可能是或不是某门特殊学科的专门术语）。 尽管后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式的哲学观并没有被普遍接受——至少不是作为整体来接受，但他的下述观点则由不同程度的论证而达到广泛共识，即哲学不是科学的延续，它只是对人类理解的特殊贡献，而不是对人类知识的延伸或增加。尽管他对“语法的”一词的特殊用法并没有得到继承，但他的这一说法则得到了延续，即“语法陈述”是先天的，翻译成牛津的术语就是，“概念真理”是先天的。赖尔指出，哲学问题是一种特殊的问题，而不是关于特殊实体（诸如观念、柏拉图的意义或概念、逻辑对象或意向对象等）的日常问题。它们不是科学的经验问题，因而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或理论加以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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