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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尼科特在大量的临床经验基础上提出其独特的客体关系理论，与他的母婴关系理论相对应，在医患关系方面，温尼科特也十分强调分析环境的重要性。 他认为治疗师之所以成为新的客体，不是由于解释而是由于治疗框架（therapeutic framework）。治疗师和分析环境提供了治疗性抱持环境（therapeutic holding environment）——母亲抱持婴儿的环境，婴儿得到保护而不知自己受保护，这种特有的无知无觉可导致进一步的自发体验。真我可以在这个足够安全的环境中呈现。 来访者退行到阻碍其发展的阶段，治疗师充任此阶段的客体角色，从而帮助来访者重建和完善良好的客体关系，来访者在分析环境中与治疗师的真实人际体验为之提供了人格的再次发展机会。 “在分析情境中帮助已经发展出假我障碍的患者重返早期失败的环境，即退行至依赖，从而发现真实感、寻找到真我是治疗的核心。”（温尼科特，1965） 温尼科特认为来访者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塑造和影响分析情境，使之提供童年缺失的环境特征。 因此在分析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解释本身，而是来访者对解释的利用。来访者对待解释的方式，比解释本身更重要[6]。 在将环境视为阻碍个体发展的因素和相信来访者的潜能这两点上，温尼科特的治疗观与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 1902~1987）的人本主义观点是相似的[7]。罗杰斯（1959）认为自我实现倾向是人一生中的内驱力。因为儿童受到关怀和尊重的需要满足完全取决与他人，是他人根据儿童行为是否符合其价值标准（父母和社会的价值观）来决定的，是有条件的，这些价值条件（conditions of worth）就成为阻碍真实感觉发展的环境因素。 相似地，温尼科特认为假我障碍是一种环境缺陷疾病（environmental deficiency disease）。因此二者都十分重视治疗环境，强调治疗师与来访者的真实人际关系对来访者人格重塑的关键作用。在温尼科特的治疗中，来访者的情感是被接纳的，这在传统的精神分析治疗中是不多见的。 对于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反移情，温尼科特认为反移情能够帮助治疗师理解来访者资料背后所隐藏的意义，他提出反移情中的恨的情绪（温尼科特，1958），认为治疗师在工作中所承受的紧张情绪激起了治疗师的恨。 在治疗性抱持环境中，治疗师对来访者恨的表达使来访者重新建立真实感、发展出既爱又恨的能力。 正如婴儿也需要恨一样，“婴儿开始检查他所发现的环境，看他的保护人有没有能力恨他。只有当他被恨之后，他才相信自己得到了爱。”（温尼科特，1958） 来自养育者的“适当的恨”是真正关系的一种功能。这种恨是自然的甚至是健康的，没有对客体的恨就没有对客体的爱。 一个完整的人可以同时爱和恨一个人，治疗师承认这些感觉将帮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助人者。 以上内容节选自缪小幼与李鸣教授共同发表于《精神医学杂志》上的文章《温尼科特的客体关系理论观》，文章的行文一如李鸣教授的授课，清晰、自然、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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