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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损钱取铜”,即通过磨鑢、剪凿等方式,从铜钱上取铜谋利的行为。取铜量以不过分影响铜钱的正常流通为标准,是种对铜钱适度减重的做法,它不同于使铜钱彻底退出流通的“毁钱取铜”。损钱取铜是存在于中国古代铜钱流通中的重要现象,几乎与古代铜钱的行用相始终。本文试图通过对发掘报告和钱币实物的考察,勾勒出中国古代损钱取铜的特征及其演变轨迹,进而揭示其对当时钱币铸造形制的影响。粗成小文,求正于方家。 一、战国时期的损钱取铜情况战国处于中国铜铸币的滥觞期,此时损钱取铜的现象就已存在。根据出土实物,以齐地的“截首刀”最为明显。所谓“截首刀”,即在完整的尖首刀个体上,从其刀背中后段往刀刃前端呈斜直线凿开后,除去刀头的部分。山东招远曾出土了300多枚截首刀,“切口长一般为38—55mm,有的是一次、也有的是分两次才切成的,前者只在首部斜向切一刀,后者在与背棱线垂直方向上多切一刀。所用剪切工具似较锋利,看不到因剪切而留下来的毛刺和不均匀变形。”①剪凿后的刀身约重原刀的2/3,凿取的刀头似被搜集起来熔铸新钱。这种截首刀加工工艺相当整齐划一,在当时应是比较成熟、固定的做法。据目前资料,此种“截首”方式仅出现在尖首刀上,其他类刀币则未见此现象;截首刀也仅出土于招远、即墨、寿光、青州等齐地,齐地以外尚未见出土纪录。1988年山东青州市郊同坑出土了一批截首刀和博山刀,“两种类型刀币混在一起共约三百多枚,出土时锈蚀粘成一大块,用锤子砸开后,有一半左右损毁,笔者所见大体完整的尚有103枚,其中除11枚为博山刀外,其余均为截首刀。”②其中,完整的截首刀(图1)与普通型博山刀(图2)的长度都在135mm左右,基本等长;缺乏其重量数据,但据其体量及铸造形制推测,二者重量应相当接近。这表明二者是共同流通的等价兑换货币。对尖首刀“截首”“是在齐国刀币发展变化时,为对应新的刀币———齐易刀(即博山刀)的比值,而采取的一种‘外科手术’”③,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比较典型的损钱取铜方式。 圆形平背钱(指圜钱、半两等)是在战国时出现并逐渐占据优势的币种,是一种单面范技术的铸币(“饼半两”等特例除外)。1995年河南汤阴出土的战国窖藏半两,向世人揭示了“磨边式”的损钱取铜做法。这次共出土“半两钱20多公斤,约5000枚”,其中“磨边钱有一定比例”,有的磨边稍重,“甚至伤及文字(图3)”④。磨边现象大体发生在铸币日趋减重之时,早期大型铸钱相对于后铸钱的体量,进行了自身的适度缩小,以避免兑换损失。当然,也不排除钱币磨边求整求美的可能性,毕竟这时的铸币形态正向工整美观的方向发展,但那种伤及文字的磨边做法,应不是此种追求的表现。
西汉的磨郭五铢与后世的不同,磨郭的程度相对较轻,往往以不损伤文字为限度,只磨取外郭。如洛阳浅井头西汉墓出土“钱币223枚,皆为五铢钱,……亦有的郭被磨去或仅磨去一部分。”⑦根据磨郭程度大小,磨郭五铢可分为细郭式、残郭式和无郭式三种。西汉后期磨郭五铢的出现,与五铢钱形制特点有密切的联系:西汉标准五铢钱钱肉较薄,外郭则较厚,外郭部分占有钱体较多的铜,占有的钱面却较小,这样,磨取铜钱外郭可以获取尽量多的铜,而又不过分影响钱的外观。另外,在货币的社会心理层面上,虽然那时王朝衰败之相已显,铸币减重倾向有所抬头,但由于汉武帝铸三官五铢以来,五铢钱形制一直相当稳定,流通领域只能接受这种较“温和”的磨郭五铢存在。 考察出土实物发现,磨郭五铢的外缘往往相当光洁,与精整的三官五铢的外缘无异,推测应有相当的磨郭五铢是官府铸币机构所为,尤其是那些“细郭五铢”,当是官府铸钱工匠在磨鑢新钱边郭时,故意修磨过度所致。民间的损钱取铜、私铸同官府铸币是一对互动的关系,它们都有求利的取向,二者对钱币的态度和行为往往互相影响。 新莽时期,损钱取铜的方式仍以磨郭磨边为主,剪边方式已渐露端倪。1987年7月,河南灵宝出土窖藏王莽钱70余斤,其中“磨边货泉27斤左右,约占38 57%”、“磨边布泉17斤左右,约占24 29%”⑧,磨边钱已经超过了出土钱总数的60%,成为当时流通货币中的优势种类。根据公布的拓片,其中似有剪边式货泉和布泉,惜作者未能将剪边钱从磨边钱中分出。在洛阳新安县铁塔山发掘的王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钱币,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剪轮货泉。直径14—23mm”⑨,说明剪边钱在王莽时期已有规模地出现,可视为东汉中后期剪边钱盛行的前奏。需要指出的是,剪边莽钱显示了当时损钱取铜的幅度陡然大增,这是汉武帝确立五铢钱制后的百余年里所没出现过的。鉴于这些剪边钱的最小直径是14mm,与王莽时期曾铸行的最小平钱———“小泉直一”的直径相类,是否可以这样推想:小泉直一的出现,冲击了流通领域对小平钱体量的传统观念,为小型剪边货泉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和社会心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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