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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导演田沁鑫最近有了新的身份——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剧院为田沁鑫安排的新办公室被她布置得颇为雅致——墙上挂着她自己画的工笔白描画，窗台上摆放着一些绿色植物，桌上放着大英博物馆的铅笔盒。如果朋友来了，她会亲手泡茶招待。田沁鑫说，当工作变成了生活，就不会再觉得工作是苦的。 田沁鑫 因为远离，才明白自己痴情戏剧 在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读书之前，田沁鑫有很多愿望，因为母亲是画家，她也喜欢上了美术，所以想学服装设计；上了几年戏校，对戏曲也挺痴迷；还想着能去北京大学学考古，或者到中国地质大学去“敲石头”…… 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期间，田沁鑫的成绩并不理想。她说，那会儿自己还没开窍，对戏剧没有摸到门道。1995年，即将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田沁鑫得到了一个到深圳实习的机会，于是她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北京，只身来到了深圳。 那时的深圳正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飞速发展的阶段。“每次坐中巴车，人还没站好，车就已经开走了。从南山到蛇口不长的路程中能遇到两起车祸。深圳的车怎么那么快呢！”在这座飞速发展的如幻象般的城市里，田沁鑫先跟着一位导演创作了一部话剧，然后进入了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部工作。 在这家广告公司，田沁鑫为康佳集团制作的90分钟的“演示碟”，轰动了当时的广告界。“公司第一次的策划案失败了。我那时年轻气盛，觉得必须要挽回公司的荣誉，就跟客户部的工作人员要了全部资料，还打听到当时康佳集团的总经理有留学日本的经历，理工专业出身，对数字非常敏感……我连夜准备各种材料，几位同事熬了3个晚上，终于做出了新的方案。一个星期后，康佳集团有了回复，让我们去汇报。” 最终，田沁鑫得到了康佳集团的订单。广告公司的老板破天荒地请她吃了碗面。田沁鑫却在不久之后提出了辞职。“当初到深圳，妈妈给了我2000块钱。结果，我排的话剧没给我报酬，飞机票也没能报销，交了房租就没钱吃饭了。我想跟广告公司的老板预支工资，但他不同意。当时正好有中戏的人在深圳拍单本剧，3个单本剧一个有5000元报酬，一共可以给到15000元，我只能辞职挣钱养活自己。但我跟广告公司的老板保证，康佳的活儿我还帮着他做。” 就这样，田沁鑫一边拍单本剧，一边与康佳集团10多个部门协调“演示碟”的设计意见。最终，她的创意被采纳。自己赚到了钱，康佳集团的“演示碟”也获得了成功。这时，田沁鑫却开始想念北京。“在深圳的那段时间，我不仅在戏剧上开了窍，也看懂了曹禺的《雷雨》。由于远离，反而明白自己是痴情戏剧的。”
《断腕》：献给爱情的礼物 1996年，田沁鑫回到了北京。因为康佳集团“演示碟”的成功，奥美广告公司邀请她去工作，但她拒绝了。她决定先创作一部话剧。1997年，田沁鑫导演了她的话剧处女作《断腕》。 “那时候，我真是一家家企业去拉投资，找了8家，都没成功。最终，我戏校的同学给我投资了21万。”田沁鑫说，她的同学是为了结束一段10年的情感而给她投资，她则是想为心爱的人送一份生日礼物才排这部戏，“我想告诉他，要相信爱情。” 田沁鑫为心爱的人制作的这份生日礼物，并不是一部爱情戏，而是由5位演员演绎的一部江山传位与权力更迭的历史剧。《断腕》讲的是一个女人的一生：述律平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妻子。耶律阿保机死后，她主持了辽国的大政。对于这样一位一生和权力纠缠在一起的女人，田沁鑫看到了她在政治高度之外对感情的执著。她为情坐江山，为情而让江山，以她独特的方式，传递耶律阿保机开创的辽国基业。 在这部作品中，田沁鑫完成了以现代舞演员尝试东方肢体语言的戏剧探索。“这部作品的创新性和探索性体现在，运用现代舞的动作性与中国戏曲的节奏感、造型意识相结合。在音乐创作上，我和作曲尝试选用蒙古族的现代长调，表现剧中野风吹起、广袤无边的感觉。当时这段音乐在北京的剧场中响起后，观众能感觉到一种都市出走的气质，辽阔而野蛮。此外，在写作时，我着重想象阿保机这样的帝王如何说话，应该是简洁、凝练，有高度、有要点，剧中每个人物的语言不是很多。这个剧本只有14页纸，是我写的剧本里面文字最少的。” 最终，虽然心爱的人没有来看戏，田沁鑫却取得了成功——《断腕》在北京演出了14场，不仅收回了投资，还获得了好口碑。当时的媒体曾评价该剧是“都市荒原上的一朵伤花怒放”“全剧5位演员，却看到了一种恢弘的态势”。 田沁鑫在戏剧界的出现，也引起了当时几位剧院领导的注意：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前身之一）院长林克欢连看了4遍《断腕》，为她写评论文章，希望她到剧院进行肢体剧的创作；原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前身之一）院长赵有亮给《断腕》提了3点意见后，要调她到剧院。最终，田沁鑫接受了赵有亮的邀请。
《生死场》：向萧红和现代文学致敬 进入体制内的田沁鑫，选择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是改编萧红的《生死场》。“萧红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喜欢的作家，每次读到《生死场》，我就有一种心跳的感觉，非常想创作一部关于生老病死的戏，这其中的故事有意思。‘生死’是终极问题，是诸多世界文学家终生开掘的母题，比如死亡、生存的意义，而萧红在24岁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些问题。” 萧红24岁写就的小说《生死场》，以哈尔滨近郊某农村为背景，描写“九一八”事变前后，当地村民和他们视为珍宝的土地以及牲口的故事。鲁迅曾评价这部作品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 为了舞台的可视性，田沁鑫对人物做了增删，并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运用插叙、倒叙、定格等电影手段，将小说中的散点事件凝练。台词则糅入萧红另一部作品《呼兰河传》的内容。在排练过程中，田沁鑫尝试了一种新的舞台形式，这种形式不是传统意义上现实主义的舞台格局，而是空的空间——所有的内容均靠演员的肢体动作和舞台调度完成。 《生死场》的首演在北京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剧场举行。剧场旁边竖立的《生死场》的广告牌上，没有任何色彩，只写着“向现代文学、作家致敬；萧红原著改编；中央实验话剧院《生死场》”和简单的演出日期。田沁鑫至今仍记得，首演那天，站在这块异常干净的广告牌下，看着眼前繁华的东华门夜市一条街，她的内心充满感慨。“1999年，那时城市中的商业气息已经非常浓了，文学已很少有人再提起。但站在那块广告牌下，让我坚强——我相信文学的力量。在那样嘈杂和浮躁的环境下，剧院能推出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份力量。” 《生死场》成功了——先是在普通观众群体中引发轰动，继而讨论的热潮延伸至戏剧界、文学界。之后，相信文学力量的田沁鑫，陆续创作了《狂飙》《赵氏孤儿》等作品，几乎每部作品都会引发评论界的热议。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国戏在市场上有了号召力 2008年是北京奥运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对田沁鑫个人来说，她又以一部文学作品改编了一出戏——《红玫瑰与白玫瑰》。“现在提起这部戏来，大家觉得在我的作品里并不出众，是一部似乎很流畅的戏剧。但对我来说，它的意义不一样。” 该部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作品，讲述了男主角佟振保在妻子“白玫瑰”与情人“红玫瑰”之间的感情纠葛。这是个俗世的故事，讲述佟振保这样在俗世中比比皆是的男人，如何面对纯粹的理想和爱的向往，和现实里实在的、平淡的、顽强存活甚至比别人活得好些的割裂的人格和愿望。 这个故事，田沁鑫讲得很好，很活泼、很轻松，也很自信。“这部《红玫瑰与白玫瑰》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那一年我的戏第一次能卖钱了，之前我所有的戏，包括《赵氏孤儿》都没想过挣钱。听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有1000多万的票房收入，当时大家开会都挺兴奋的，虽然挣的钱跟我们没关系，但是释放了一个信号，中国戏剧是文化体现的一部分，观众对精神产品有了需求，中国戏在市场上有了号召力。”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10年，话剧商业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市场、资本对话剧创作的牵制作用愈发凸显。在市场化进程的推波助澜下，全国兴起了修建大剧场的热潮。装修好的房子需要有内容加以填充，这就增加了剧院的演出需求。同时，文化投资也逐渐增多。田沁鑫说，如此一来，剧场和创作者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自然的创作状态变成填充市场的“倒计时”。 “对于剧场的定制作品，也要一事一议，就像戏剧的‘一戏一格’一样。这里面有违背艺术规律的情况。我们这一代赶上了中国快速发展40年创造奇迹的经历，很多时候是还没来得及思考，就开始行动。这期间，一方面是剧组要赚钱，另一方面创作者不愿意对不起自己的作品，二者很难兼得，所以就感觉又忙又累，越累越忙。我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坚持着。”
《北京法源寺》：剧场冲击力和思想震撼力 怀着一份初心，近年来，田沁鑫始终坚持中国原创话剧创作，先后编剧、导演了话剧《四世同堂》《青蛇》《北京法源寺》《聆听弘一》《狂飙》（上戏版）等作品，也创造了“正剧不仅有人看，还能一票难求”的成功。《四世同堂》《青蛇》《北京法源寺》全国巡演，均是票房售罄，个别城市还出现加演、加座的情况。其中《北京法源寺》在上海大剧院演出时，更是创造了上座率达到104%的奇迹。 《北京法源寺》改编自李敖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天公无语对枯棋”的沉疴晚清，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首的爱国维新派人士，在光绪皇帝提出维新变法，颁布“明定国是诏”之后，为中国寻找出路的“百日维新”过程。 导演这部戏缘起于田沁鑫与李敖在台北的一次对谈。“李敖问我觉得他的哪本书适合改编，我说《北京法源寺》。因为我只看过这本。接到邀请后我才仔细重新看了这本小说，发现小说内容和书名关系很微妙，联系并不大，主要是讲戊戌变法。” 田沁鑫开始系统研究晚清历史，看了40多套关于戊戌变法的书籍。看多了之后，自己也有一些心得，发现学术界的研究成果70%也是重复研究。由于年代已久，历史细节湮没，某个细节研究往往出现多种说法……就这样，剧本前后修改了十余稿。 “《北京法源寺》里的人物是清末的名士—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是晚清朝廷最核心的政治家慈禧、光绪、李鸿章、荣禄等，他们在唐太宗李世民选址、武则天赐名悯忠寺、雍正皇帝亲自更名的法源寺内发声，而且都以高调的、相对集中的语言形式表态，这种剧场的冲击力和思想的震撼力是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 正如田沁鑫所说，《北京法源寺》中的海量的台词、大段独白、繁复的结构产生了戏剧的可看性，时空结构虽是碎片化的，但故事性没有弱化。剧中人物之间的冲突是强大的思想冲突，甚至是国家发展方向、执政方针的撞击。面对这样的冲突和撞击，选择众声喧哗的方式，让不同的声音汇聚起来。 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学导演”，田沁鑫必然是爱读书的。她说，读书可以使人明心见性。“小时候，除了阅读明清小说，还喜欢中国古典名著和世界文学作品，有一阵非常喜欢科幻文学。读书时，把图书馆的科幻书都借遍了，我现在的戏剧结构有‘数理结构’基础，这种热爱可以延伸到看电影上。我编剧的台词，有节奏和韵律，得益于上戏校时看过的大量戏曲剧本，那些剧本大部分是出自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之手，这些剧作家影响了我剧本语言的风格和气质。我热爱中国文学、人学，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人民性，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所以，我希望我的戏剧有扎实的文学底蕴、现代的结构方式，形式上显露东方审美，力求思想精深，演出气质流畅，似行云流水、自由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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