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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国古代哲学认为，物是心的映射，静心须先去物，只有解除物对心的遮蔽，才能使人通天彻地，洞悉万物。物是通过视觉映射到心中的，解物蔽，必先去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关闭了窗户，内心才不会被万物所困扰。一个人如果沉迷于物累，沉迷于事物的形貌情景，他的心智就会被物所蔽，使自然而然的以人应物变成了以物役人。  “指鹿为马”这个成语出自《史记.秦皇本纪》，文中有这样的描述：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阴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这个典故被后世喻为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在普通人看来，这是个蠢不可及的问题，胡亥即帝位时已21岁，这个年龄已具备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一般不会轻易在皇帝面前开一些低级的玩笑，稍有不慎，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而赵高却偏偏敢于尝试，并因此而成功测试了诸臣对自己的“态度”。 赵高之所以敢在胡亥面前“指鹿为马”，我想应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可能：首先，赵高发动“沙丘政变”，拥立胡亥即皇帝位，彼此已结成牢不可破的政治同盟，胡亥仍需赵高的势力维护皇统。其次，胡亥已被赵高架空，国家权柄已落入赵高之手，二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最后，赵高身为帝师，在胡亥即帝位之前，彼此讨论过以逻辑和认识论为出发点的哲学问题。因此，敢于在朝堂之上用这种戏谑的方式测试诸臣之心。 结合历史事实，我认为第一条假设不成立。一个连自己亲兄弟都诛杀的人还在意一个远亲臣子的性命吗？赵高在朝堂“指鹿为马”，度测朝臣之心，已形成结党之势，这是动摇国本的行为，胡亥笑言以对，说明胡亥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多大的事儿。第二条也不成立，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朝廷里还有以李斯为首的另一派势力，胡亥只要平衡好两派的关系，不让任何一方坐大，保持鹬蚌相争的政治格局，得利的依然是胡亥。既然前两种假设均不成立，那么，第三条才可能是赵高敢于“指鹿为马”的根本原因。 关于逻辑和认识论的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名家是讨论这类问题最深入的一个思想学派，《汉书.艺文志》记载了春秋战国时名家有七家，代表人物有战国时期的惠施和公孙龙。名家着重讨论名和实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事物的名称与事物本身的关系问题。 惠施是一位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者，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无论是时间的早晚，空间的远近，物体的高低等等都是相对的概念。针对具体的事物，从不同方面来看都是不同的，但从相同方面来看又都是相同的。他否定事物的差别性，否定具体事物的特点，同时也否定矛盾的特殊性。 他对事物提出了十个著名的议题，这就是《庄子.天下》篇中的“历物十事”，其中就有一个著名的论题“今日适越而昔来”。意思是说，今天去越国昨天就到了。他认为时间是相对的，相对明天而言，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相对后天而言，今天就是后天的大前天。他认为今天和昨天都是相同的时间概念，既然相同，就可以说今天去越国昨天就到了。他还有一个著名的议题“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用普通人的观点看，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在我们的常识里，南北线和东西线的交汇点才是道路的“中央”，东西南北是相对中央而言的，它的参照点在中央。如果我们跳开平面的局限，站在三维的角度，以“燕”地为出发点一直向北飞行，是不是可以抵达所谓的“中央”？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以“越”地为出发点，向南飞行，在不考虑地球曲率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也能到达所谓的“中央”，显而易见，这是成立的。同时也说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认识到地球是圆形的了。 惠施基于自己的世界观，还提出了一些奇怪的论题，比如“犬可以为羊”“龟长于蛇”，既然犬和羊都是动物，为什么“犬”这种动物不能称之为“羊”而称之为“犬”呢？“羊”这种动物不不称之为“犬”而称之为“羊”呢？大家都是人，为什么你叫张三他叫李四，难道李四就不能改名叫张三吗？既然可以，那么为什么犬就不能称之为羊呢？人可以改名，动物为什么就不能改名呢？如果全天下的人把犬称之为羊，把羊称之为犬，那么犬就可以变成羊了。 对于名和实的关系问题，其实不只是名家才关心，也不是战国时才有的。早在春秋时代，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提出过“正名”，战国时提出正名的还有宋研、尹文。 关于名和物的辩论，名家的另一个代表公孙龙著作过一篇《指物论》，这篇文章，自古以来，解读者众，在哲学界一直没有形成共同的解读版本，原因就在于对“指、非指、物指”概念的解读出现了异议。 其实要搞清楚《指物论》究竟在谈些什么，我们可以从公孙龙的其它著作入手进行解析。公孙龙提出过“坚白离”、“白马非马”和“鸡三足”等著名论点。他认为石头的“坚性”、“ 白色”与“石头”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彼此可以分离，可以独立存在，不能把“坚白石”看做一件东西。一块石头是否坚硬这是一个触觉的问题，只能靠身体的接触才能感知，石头的颜色只能凭视觉才能识别，凭借触觉是分别不出石头是白或黑这种概念的，视觉对“坚”是不存在的，触觉对“白”是不存在的，只有“坚石”或“白石”，没有又坚又白的“坚白石”。“ 坚性”、“ 白色”和“石头”只能作为三个不同的概念独立存在，不能混为一谈，这就是著名的“离坚白”诡辩。 他的另一篇“白马论”，论证了“白马非马”，这又是他一个著名的诡辩，他认为白是颜色，马是形状，白马包括了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白马所指的既不是“马”也不是“白”，所以“白马”就不是“马”。“ 白”与“马”各自独立存在，“白马”与“马”也各自独立存在，它们是不同的独立的概念，没有统一体的白马。他把一般和特殊隔离开来，认为一般抽象的马可以脱离具体的特殊的马而独立存在。 公孙龙和惠施走了两个极端，惠施把什么都混同起来，什么都可以转化，是一个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者。公孙龙把什么都割裂开来，什么都是各自孤立的，不成一体，是一个认识论的绝对主义者。 从以上事例，我们再来分析《指物论》，公孙龙所要表述的其实就是形容词、副词、冠词在名词中的应用所产生的物体概念的辨识问题，这种关于对名物的认识，庄子在他的《齐物论》中有过非常充分的论述。 庄子认为，“是也彼也。彼也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很多人认为，“庄子是一位没有是非观的人，他否定了事物的性质、差别以及客观真理的存在，他的思想是消极的，主观的。”庄子与惠施一样，都持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庄子在《秋水》篇中把贵贱、大小、有无、是非都说成不是由客观事物本身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的。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物是心的映射，静心须先去物，只有解除物对心的遮蔽，才能使人通天彻地，洞悉万物。物是通过视觉映射到心中的，解物蔽，必先去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关闭了窗户，内心才不会被万物所困扰。一个人如果沉迷于物累，沉迷于事物的形貌情景，他的心智就会被物所蔽，使自然而然的以人应物变成了以物役人。 名是物对心的映射，人类为了区分心中的物，如是就发明了语言和文字，来对物进行描述和区分。因此，名是物的衍生产物，是人智的创造，没有物就没有名，物和名都是人的认知概念，既然名是人对物的描述和区分，这就说明名是主观的产物，既然是主观的产物，为什么鹿就不能称之为马，马就不能称之为鹿呢？ 鹿和马的名称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我们对物的认识都是来自于经验和知识，人的这种认知，真的是对的吗？什么是对的？什么又是错的呢？对和错都由谁来界定的，它的判准是什么？如果人是天下万物唯一的判准，谁又能够保证它的客观公正性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道德经》中去寻找答案，老子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道”创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道又分为天道和人道，天道创设万物，并化育万物，万物按照道所制定的法则不断的灭失、不断的生化，生生不息，周行不殆。人被天地创造出来以后，通过对万物的感知和交流，产生了占有的欲望，欲望产生以后，纷争也就开始了，有了纷争就有了强弱，强者征服弱智，强者为弱者制定了人伦规范，这样就形成了阶级，有了阶级就有了这个主义那个主义。 这种以人替天的行为，在老子看来，都是肤浅可笑的，人是自然的产物，上天在创设人类的同时，已经为人类制定了天道政治伦理，人类唯有遵守天道，按照天道法则生产生活，才能永葆天下太平。 老子认为，人类所制定的一切法律法规，都是非法的、不合道的行为，唯有绝弃人之伪，复返天之真，绝人之小智，复天之淳朴，才能解决当今世界纷扰繁杂的社会问题。所以，圣人知常不妄，行不言之教。 “道”是天地唯一的判准，理解了《道德经》所表达的思想，我们再来分析庄子的“齐物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庄子说“是也彼也。彼也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名和物都是相对的概念，物是道之所生，名是人之所附，既然是人之大伪，那还有什么对错呢？ 明白了这些道理，再回过头来读“指鹿为马”，赵高还真有可能是被冤枉了的，也许他当初压根儿就不像司马迁所说的怀有不臣之心，说不定他在与胡亥进行一场学术辩论呢，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是也不是，不是也是，都不重要了。（初稿于2017/1/29江苏泗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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