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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国力鼎盛，经济繁荣，金银自然成为王室和达官贵人们的奢用品。半个世纪来，有大量的唐代金银制品和不少金银饼、铤出土，成为新中国考古的一大亮点。 1970年10月，西安南郊何家村两瓮唐代窖藏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其中金银器物270件，是唐代金银器集中出土最多的一次。共发现银饼22件，银铤8件。1979年4月，山西省平鲁县屯军沟唐代窖藏出土各种金器金铤193件，其中金铤82件，金饼4件。它们是迄今为止唐代金银器出土最多的两个金银窖藏，引起世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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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 金银饼 唐代金饼从形状上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西汉的金饼。的确，尽管时代差距很大，但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唐代金饼仅在山西省平鲁县屯军沟唐代窖藏出土，一共4件。从实物看，唐代金饼制作极为粗糙，无铭文，形状似圆非圆，背面低凹，成色仅80%，而且4件金饼大小重量不同，其中一件有被使用过的痕迹，是典型的称量货币。据说这种金饼又叫坛子金，铸造方法简单，是将熔化了的金倒在坛子里铸成。 唐代银饼则极具特色，已开始规范制作，其上凿刻或墨书铭文，内容涉及铸造部门、人员、重量、年月、白银来源、官员职务姓名、工匠名等等，如“怀集县开十(开元十年)庸调银十两专知官王问乐典陈友匠高童”。从银饼铭文内容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白银已被应用于租庸调、税口银、市场税收等赋税方面。 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银饼22件，其中4件刻有铭文，内容分别是：“洊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十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诲匠王定”，“怀集县开十(开元十年)庸调银十两专知官王问乐典陈友匠高童”两种。这4件银饼系庸调税银。 同时出土的还有铭文为墨书的12件银饼，铭文内容为“东市库郝景五十二两四钱”“东市库赵忠五十两半”等。同年，洛阳隋唐宫城遗址出土银饼一件。形制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庸调银饼相似，刀刻的铭文内容为“通州税口银纳官朱义云二十三两”。“税口银”是地方政府将征收来的口税折换成银，上缴到京城的税银。“纳官朱义”即主管纳税的地方官员朱义。“通州”属山南道，位于四川达县。这件银饼就是通州上缴京城国库的税银。
唐代 金银铤 出土唐代金铤最多的是山西省平鲁屯军沟村金银窖藏。1979年4月，两青年在距屯军沟村约一公里的山坡悬崖上发现大量金铤和金器，共计193件，合计毛重34810克，折合成纯金重量为33025.64克。其中金铤一共82件，5件金铤有铭文，铭文一般用刀刻成，有的因字迹被砸，变得模糊不清。 唐代金铤主要用于进奉、上贡等。铸金为铤是唐代皇室规定的。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将所有服饰金银器物，上交官府，铸金成铤，分别贮藏和管理，以供军用。这批金铤的重量、成色、尺寸混乱，最大一件重1091.22克，最小的仅65克，长长短短、有宽有窄、厚薄不均。而用以錾刻铭文的金铤，是经过锤击打平的。这批金铤系矿金，用金矿石冶炼，除去矿渣后，立刻浇铸而成，因而成色较低，95%左右。这种情况说明唐代金铤的铸造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其规格、形状、重量、成色也没有一定的要求。 唐代银铤大多錾有铭文，而且很长，通常有七八十字。内容以进奉为主，主要是低级官吏向高级官吏进奉，高级官吏向皇上进奉。且铸造银铤的白银都来自各项税收，并在银铤上注明铸造时间和重量等。 在进奉银铤中最引人注目、最为珍贵的是杨国忠进奉铤，根据考古资料统计，目前只发现五件。除五件杨国忠进奉银铤外，还发现有其他官吏的进奉银铤。《东亚钱志》著录一件，铭文为：“端午进奉银一铤重伍拾两，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使节润州诸军事兼润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园赐紫金鱼袋臣崔慎由进”。该银铤的可贵之处是“端午进奉”，端午进奉是唐朝皇室的习俗。史载代宗在位时，每逢端午节，各州府都要按时进献在正常上缴财物之外的贡品。贡品多的则取悦皇上。进奉礼品以金、银、器饰、珍宝、骏马、绫绢等为主。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赋税主要有租庸调制和两税法，但也有商税、矿税等各项杂税。银铤铭文显示的丁课税、窟课银、和市银、税山银、课料等杂税名，即是证据。 1996年7月，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建中减判银课”银铤，正面铭文“岭南观使判官建中二年二月减判银课料五拾两官称”。“岭南观使”即“岭南道观察使”。“判官”为官吏名，唐代中期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均置判官，判官的作用是协助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等官吏处理政事。“课”即税课，该铤与唐代赋税有关。 唐代银铤铭文往往在进奉人的官职前加上“专知”两字。唐代官员受委派官员专任某职或者兼任主持管理某一工作，称“专知官”，如“专知传驿官”专门管理交通工作，“专知仓官”专门管理仓场工作。银铤上“专知诸道铸钱使”是指杨国忠曾任“诸道铸钱使”这一专职，“吏”是表示他受唐朝政府的委派，专门主管诸道铸钱的工作。最高的专知官，常带有“使”的名义，因而就有了“诸道铸钱使”的官名。由此可知，专知官还有等级高低之分。等级较低的专知官员要受到观察使、判使层层监督，同时又要受到带有“使”的专知官的管理。 在唐代银铤中，还有“和市银”的称谓。如1956年西安大明宫遗址的“宣城郡和市银一铤五十两”和1970年洛阳出土的“安边郡和市银一铤五十两”。唐代市场管理的律文规定，在市场上，买卖由双方同意，不许垄断。在买卖商品时，卖者及买者的价格与数量需经双方同意，不许垄断。这就是所谓的“和市”。和市银是指将和市中得到的财物折变成银，铸成铤状上缴国库的成品银铤。 唐代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非常有限仅作进奉、赋税。而且在唐代铜比白银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铜可以铸钱，钱可以生财，而白银量少值高，不能铸钱，无益于百姓。因此，白银始终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贡银、税银很大程度上只能证明白银是一种支付，储存手段，并不具备商业流通的职能，赋税也只是将税钱折换成白银，作为一种便于携带的“轻货”。因此，不能认为是真正意义身白银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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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 唐代银铤还有一种特别的形制，称为“船形银铤”，唐代船形银铤的造型接近于倒置的小案，弧底，卷腿。通常长18～18.2厘米，首宽6.8～7厘米，腰宽3.7～4厘米，重1795～1805克。陕西蓝田唐代金银窖藏出土1件，与之共同出土的还有一件钤有“咸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的凤衔绶带纹五瓣银盒，所以认定这种船形银铤是唐代之物。在浙江长兴曾出土3件，浙江省博物馆钱币馆陈列一件。1955年，西安南郊大学东路出土2件，1960年西安南郊文艺路陕西省戏曲剧院工地出土14件，1956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1件，这17件船形银铤，均是中间束腰，两头翘起，但尺寸重量稍有差异。一般长在10.6～21厘米之间，宽10～11.5厘米，高7厘米，重量1531～2000克。其中1件有铭文“田口”，3件有“田”字样，疑是工匠名。这类银铤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北宋遗物，清代端方《陶斋吉金录》著录一件：“高二寸一分，长径九寸，阔径四寸。”黄浚《尊古斋所见吉金录》卷四也著录数件。因为这种船形银铤造型独特，与陕西蓝田出土的如出一辙，应该是同一时代的产物，最多也是早期和晚期的区别，由于船形银铤体积较大，携带存放不便，因此当时人们多将其两端敲扁。 唐代金银饼铤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极为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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