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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它是“野蛮”的反义词。古汉语中当然也出现过“文明”这个词，例如《周易·贲·彖》有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但现代汉语里的“文明”，来自和制汉语，日本人用它对译英文中的“civilization”，并传入中国。语词在传播的过程中，其含义会发生很复杂的流变，这里按下不表。问题是，在它的原产地欧洲，“civilization”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这本书，考察的便是“civilization”一词在欧洲的起源。 与其他作者不同的是，埃利亚斯并没有进行繁琐枯燥的语源学考察，把civilization的“祖先”追溯到拉丁语、希腊语等死掉的古典语言中的某个生僻的词，然后梳理它的“家谱”，而是通过分析社会结构，考察“civilization”的社会起源，读来趣味盎然。 埃利亚斯的核心观点是，civilization是西方人自我意识的表达，“西方社会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平，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等等”，“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换言之，civilization是现代欧洲人对自己区别于前人以及同时代的非欧洲人的那些特质、成就的概括。作为西方人自我意识的表达，“civilization”总是在与各种“他者”的对照中，逐渐获得其今天具有的意义的。现在的问题是，civilization到底有哪些“他者”呢？ 埃利亚斯认为，法语“civilisation”一词，是18世纪中后期法国一些官僚和中层阶级中的改革派首先使用的。他们批评当时法国社会的种种现象，要求改革。但另一方面，法国的中层阶级与官僚长久以来同宫廷交往密切，他们的言行举止、价值观念、审美品位等都深受宫廷贵族的影响，因此他们并不主张任何与统治阶级相背离的理想或模式，而是主张在统治阶级的理想和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即用“真正的文明”代替“虚假的文明”。 在civilisation一词出现之前，法国宫廷贵族喜欢使用“politesse”（politeness/有礼貌）、“civilité”（civility /有教养）之类的词，目的是使举止优雅、有礼貌、有教养的贵族，同粗鲁不文的下层人民区别开。在宫廷贵族的眼里，下层人民都是“野蛮人”（savage）——下层人民，就是politesse、civilité等贵族词汇暗含的“他者”。换言之，法语里的civilisation一词，是中层阶级改革势力，修正宫廷贵族的自我认同而提出的词汇。 Civilisation本来是中层阶级与官僚改革派对自我认同的表达，但随着这个群体在法国大革命以及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逐渐上升为法国社会的主导力量，civilisation也因此从社会中某一个群体的自我认同，上升成整个法兰西民族的自我认同，成为法国区别其他国家、民族的标志——法兰西民族是“文明”的，其他民族则是不“文明”的。 Civilisation在法国诞生以后，开始向其他国家传播。到1772年，civilisation已经传到英国，并取代了英文中历史更悠久的civility。但也正因为civilisation带有强烈的法国味道，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激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弹。最具代表性的是德意志世界对civilisation的反应。当时，毗邻法国的德意志地区，由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与连年的战争，经济、文化等事业都远远落后于法国和英国。面对法国的繁荣富足以及civilisation的自豪口号，德意志人试图寻找自身认同的基础，“什么才是真正德意志的？”，成为德意志思想家思考的中心问题。他们思考的结果，是提出与civilisation相对的“Kultur”（culture/文化）概念——德意志人试图通过抬高Kultur，贬低civilisation及其暗含的法国特质，来确立德意志民族的自我认同与民族自信。面对更先进的英法，后进的日耳曼人树立“三个自信”的理论努力，可谓用心良苦。 随着殖民扩张的深入，欧洲国家普遍开始意识到他们在工业、科技、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自己相对于非欧洲的诸多前工业化民族的优越性，civilization于是成了整个西方社会的自我认同，而非欧洲诸民族，则成了“他者”——欧洲是文明的，非欧洲则是不文明/野蛮的。也因此，“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国家为自己的殖民扩张进行辩护的理由，就像当年“文明”概念的鼻祖“礼貌”和“教养”被宫廷贵族用来为他们对本国下层民众的统治辩护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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