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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盆地》 吐火罗人，梵语为Tukhare，英语为Tocharian，是原始白种人居于最东部的一支。其活动范围在今塔克拉玛干沙漠，疆界以北为天山，以南为昆仑山，以东为戈壁滩，以西为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至巴里坤草原之间的月氏人、天山南麓的龟兹人和焉耆人、吐鲁番盆地的车师车人以及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皆为吐火罗人种。他们对西域文明，乃至整个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就是经吐火罗人之手进入中国的。古楼兰文明，龟兹文明，吐鲁番文明，都是吐火罗人的杰作。 汉语里有不少词汇来源于吐火罗语，如“蜜”（mit）、“犬”、“剑”、“祁连”、“昆仑”、以及乾坤的“乾”等。吐火罗语里的“tumane”，意思是“万”，汉语音译为“头曼”、“土门”、“图们”等。这个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春秋时，宋景公名叫头曼；见诸于史册的第一位匈奴单于名叫头曼，后被其子冒顿用“鸣镝”所杀；突厥汗国的创始人名叫土门；中朝之间有条界河叫做图们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敦煌”这个名字的词源肯定不是汉语，对此中外学者的观点比较一致。通常认为，《山海经》里的“敦薨”（“薨”音hong），就是敦煌的最早称呼；“敦薨”或敦煌，系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译音；至于出自哪个民族，则是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日本学者称，敦薨或敦煌可能音译自“都货罗”（Tokhara），而都货罗则是当时居于敦煌、祁连之间的月氏人。中国学者则认为，敦薨或敦煌音译自“吐火罗”，并进而推断敦煌乃吐火罗人之故地。 北方人食用面食的时间，要比食用稻米的时间晚得多，也短得多。直至商朝，人们的主食仍然是稻米。北方人以面食为主，始自周秦。小麦源于西亚，自西而东传入中国。考古显示，石磨的发掘自西而东，变得越来越罕见。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一定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 许多谷类作物的中文名称都有“禾”字做偏旁部首。而小麦的中文名称“麥”和“麵”，大麦的中文名称“麰”，全都是从“來”字派生而出的。谷子的起源在许多诗歌中都有生动的反映，而提到小麦的很少几首诗总是说这种粮食是天神赐予的。由此可见，小麦的原产地并非中国，可造字的人又不知其具体出处，只好说是天外来物，因此就有了“来”这个偏旁部首。 最早种植和食用小麦的是周朝人，其祖先名叫后稷，因教会人们种植小麦，而被后世奉为“农神”。与现代汉语不同，上古汉语的修饰成分都在核心词的后面。比如，中原叫做“原中”，中国叫做“国中”，蝗虫叫做“虫蝗”，濮城叫做“城濮”，农神叫做“神农”等，当时都是颠倒过来的。这有点像现在的南方人讲话，比如福建人称台风为“风台”，日历为“历日”，拖鞋为“鞋拖”等。 话扯远了，言归正传。周朝人在《诗经》里曾充满自豪地说，“赫赫我祖，来自昆仑”。其中的“昆仑”一词，便源自吐火罗语 klyom。有观点认为，周部落系南下的吐火罗人。他们沿着丝绸之路，渐次迁徙到陕西周原定居，陷入羌人的包围之中，从而融入了大量的羌人血统。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陶像中，男性颇具高加索人种特征，而女性却呈典型的蒙古人种形象。汉语词汇和藏语词汇的高度同源性，估计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吐火罗人很早就以善于牧养马匹和改良品种而闻名遐迩。在其影响下，位居犬戎前沿的秦、赵之先人，也练就了一身养马、御马的过硬本领。赵人的祖先造父，因替周穆王御车有功而平步青云，受封山西赵城。与其同族的秦非子，因善养良马，获封秦地，号称秦嬴。其嫡支居于犬丘，与犬戎相比为邻，曾为周奔袭之，因功渐次取得关中之地，成为晋国上卿。三家分晋后，其地北接戎狄，遂渐染胡俗。赵襄子灭知伯，曾漆其头为饮器。此俗不见华夏，却盛行于斯基泰（亦称“塞人”，与吐火罗同出一脉）、月氏、匈奴等部。据此可以推断，当时赵国与鄂尔多斯一带的吐火罗人互有来往，并接受了他们的一些习俗。 斯基泰人视鹿为神物，有给马带上鹿角，装扮成鹿的传统。赵氏后人赵高，在秦二世当政时曾有“指鹿为马”之举，疑此或与斯基泰人扮马为鹿的习俗有关。日语里有“马鹿”一词，意为“胡说”。“八格牙路”一词在日语里写作“马鹿野狼”。不知二者之间，有无内在联系。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除受北方民族的影响外，恐怕也是其自身的戎狄基因使然。继犬戎之後最强大的西戎部落当数义渠，“义渠”之名或与吐火罗语的“马”字有关。作为人质的冒顿，正是靠盗取月氏人的宝马，才得以逃回匈奴，杀父自立。 斯基泰人习俗，在战场上要喝下被自己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鲜血，每杀一人，则将其头颅砍下，用藤索穿入下颚带回家中。人头被悬挂在房屋的正柱上作为装饰，犹如“一束束葡萄，一串串葱头”。或者，沿死者的两耳用利刃割划一个圆圈，然后揪着头皮将头盖骨摇出。再用牛肋骨把头皮上的肉渣刮掉，反复揉搓，使之变软，或作为手巾收藏，或吊挂在自己的马辔上，炫耀示人。蔡文姬《悲愤诗》中有“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诗句，正是北地诸胡用人头炫耀战功的真实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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