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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同时还提出了三点参考意见，同样值得志向于重建中古上古史的史学大家们的借鉴： （一）史学家应充分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 考古學、文献学的资料可以作为重建中國上古史的史料，神话和传说同样具有其史料价值。只是取决于我们如何解读和证实神话和传说中的史料的真实性，就必须开启漢字學的研究。证明倉颉創字的史实，从理论上确定了倉颉时期具有可信的历史，无论是“神话和传说”，也是用漢字文献流传至今。“神话和传说”所表述的思想體系，理解倉颉創立漢字的宗义，再去理解“神话和传说”所表述宗旨是不完全相同的。如蚩尤的原型是野豬群落的称谓，不是古代先民的称谓，黄帝戰蚩尤涿鹿之戰是黄帝时期的古代先民拿起武器，抗击野豬灾害，并不是古代先民部落之间的戰爭。 文献學中三皇五帝时期，不能解决时间上的滞后问题，也就确定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只能作为索史料，不是作为建立上古史的史料证据。考古學发掘的古代文化遗址，与文献中记载五帝时期也存在着时空错位问题，也不能证明黄帝时期的存在。但考古學发掘的古代文化遗址，并不能否认文献中记载五帝时期的存在，只能作为辅助资料。 倉颉創立漢字體系，漢字本身只是记载了黄帝时期，记载了黄帝戰蚩尤涿鹿之戰这个历史事件，解读黄帝时期，只有依靠漢字學研究本身，解读倉颉創字之初所要表述的字义，这样，就可以确定“神话和传说”的史料的真实性、逻辑性。漢字本身就是最简短，做真实的史料，并且解读文献學和考古學时空错位问题。重建中國的上古史，就必须开启漢字學的研究，确定漢字的原点，确定原点思维，只有这样才可以解决考古學和文献學时空错位问题。 我们尊重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但绝不是迷信自然科学。西方崇尚上帝，崇尚自然科学，甚至，迷信自然科学。倉颉創立漢字强调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人，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动物，也就是崇尚人性中不断斗争性，不断革天命性。科学也是源于在不断的生产斗争，生存斗争中形成。倉颉依据象形原理的創立漢字體系，也就是以豕喻指自然界万物，豬，就是自然界万物的代表，只是具有自然属性，并不具有人性。中國文化宗旨就是崇尚人性，摒弃自然属性。 文献记载的“神话和传说”的真实性，只有研究用漢字记载的“神话和传说”。如盘古为开天辟地的大神，实际上，倉颉就是开天辟地的真实的“人”。盘古的字义就是“开天辟地”，盘古在混沌世界中昏睡万年，总有一天抡起板斧“开天辟地”。这就是倉颉所表述“人性”，具有“开天辟地”的属性。古语：成命就是創造，倉颉創立成命“天地人”的漢字，也就是創造了“天地人”的世界。所以，盘古的神话虽然记载北魏时期的徐整，盘古具有漢字中所阐释的“人性”起源。 再说神话的“女娲抟土造人”，女娲創造了“人”。其实，也是倉颉創造了“人”。先有“人”的概念，才有做人的愿望，最终才能成为“人”。我们追溯“人类”的历史，就不能追溯到倉颉創字之前的史前。人类的历史没有所谓的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只有五千年作用。史前的先民也只能算作动物的一种，并没有形成抗灾除恶的人类，抗灾除恶就是倉颉創立漢字體系的宗旨。史前也就是古代先民的动物自然发展史，并不是人类的历史，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开启漢字學的研究，就是科学地重建中國的上古史，不仅尊重文献记载的上古史，同样尊重考古學取得研究成果。开启漢字學的研究，开启倉颉創字學的研究，也是尊重古代先哲創立漢字的智慧和睿德，这种学术态度就是尊重古人的創造性的成果。 1972年，李济主编的《中国上古史》第一本《史前部分》（待定稿）出版，全书共分13章。李济撰写了三章：《“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和《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的鸟瞰》。从《中國上古史》的章节中，可以看出李济并没有意识到倉颉創立漢字的重要意义，重于考古學的研究，实际上偏向于人类的进化形成，而不是先有概念“人”，后有主观意识的“人”。 （二）应防备冒牌科学，甚至有计划的欺骗，尤应防备借用科学理论发挥个人偏见。 当今漢字學仍然处于绝學状态，史学界对重建《中國上古史》的纷争仍然非常激烈，一些冒牌史学大家，极力推行个人的上古史的史学观，有计划的欺骗大众，混淆视听。如在河北的涿鹿建立炎帝、黄帝、蚩尤的“三祖堂”，把炎帝、黄帝、蚩尤定为中國上古时期的三祖。再如在河南的新郑被定为黄帝出生地，实际上都是史学界，考古学界推行个人的私货。河南新郑建立了长为 以古籍文献记载中國的上古史，都是后世作者所著，一定具有作者的主观和立场，还有作者的理解力，一定存在失真的史料。如有些学者认为《史记》以黄帝本纪作为中國上古史的起源，没有记载三皇时期，所以，重建中國的上古史，就应该以三皇时期作为中國的通史起源。 作为科学的史学观，不仅对文献记载的上古史进行考证和辩伪，而且，对现代作伪文化的抨击。先秦时期的古籍文献，有计划地刻意作伪的较少，由于漢字學成为绝學，古籍中上古史的史料都是以神话和传说记载下来，也是作者的主观和理解。 （三）中国历史只有放在全人类历史背景上考察才能显现其光辉，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 李济的这些观点值得史学家们深刻的思考。既然是中國上古时代的历史，就应该理解“中國”的最初概念，这样就需要研究倉颉創立漢字时期“中國”的最初概念。 中，与“虫”比对，丨虫厶，丨，指人为属性，抗击，斩杀，斗争，虫，动物的总称，厶，虫厶，指动物的本能和天性引起的灾害。中，指抗击动物灾害。 國，囗或，天圆地方，囗，指地方，或，通域，持戈守卫一方疆域。國，持戈守卫一方疆域，守卫“人类”生产、生活、生存的地域。 再说全人类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中國的上古史。中國人是在倉颉創立“人”字以后，具有“人”这个概念，按照“人”的概念，指导自己的抗灾除恶的行为，才能称为“人”，这样社会群体称为“人类”。人类，并不是从猿猴自然进化而成，而是，漢字蕴含的思想体系的熏陶和抗灾除恶的信仰成就了人类。 从这个意义上，人类起源于中國，抗灾除恶之国。如果世界上其它各国的古代文明代表“人类”的文明，也可以同样摆在世界论坛上进行比较。不要再说埃及的金字塔、圣书等，苏美尔的楔形文字，西亚的城墙建筑等，这些并不反映“人类”的特性。倉颉創立漢字體系彰显了人性，就是抗灾除恶的特性，也阐释人性的本质。这显然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妄自尊大，任何时候都可以在比较中，显现出中國漢字所阐释的“人性”的精神文明的光辉。 李济以此三点为标准，成立“中国上古史编纂委员会”，主持上古史之编纂工作。为此他拟定“中国上古史编辑大旨”，强调以下几点：1、以文化的形成、演变和民族的成长、教养为重点；2、材料必须是经考证鉴定的文献史料和以科学方法发掘报道的考古资料，撰稿人应尽量利用一切有关资料，尤其是最新资料；3、中国上古史须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看，不宜夹杂地域成见；4、以叙史实为主来组织已成立之研究成果，不是专题考证或史料排比；5、以普通读者为对象，行文深入浅出，不尚艰深；6、每章自成首尾，为独立单元，各章之间须互补配合，编辑部在写作过程或完稿后统一协调；7、批评他人学说时不得人身攻击；8、初稿完成后由编辑部聘专家征询意见，每章至少有专家一人校阅。 1972年，李济主编的《中国上古史》第一本《史前部分》共分13章。李济撰写了三章：《“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和《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的鸟瞰》。 综合以上的分析，《中国上古史》仍然需要解决“人类起源的问题”，“倉颉創立漢字—漢字起源的问题”，考古学家注重于史前部分的编写，并没有确定“人类起源的起始点”，也不能确定“倉颉創立漢字”的史实。 尤其是五帝时期的一些重要称谓，只有从漢字的字义中理解其真实的含义，有助于我们辨析这些史料中称谓的真伪。我们应该知道漢字本身就是最简短、最质朴、最真实的文献，这个文献不是辨析其真伪，而是，掌握理解这些最初概念的方法，这就是漢字學研究的意义。只有真实和准确的概念系统，才有归纳、逻辑推理、分析和结论，才能正确和真实。 编撰中国的上古史，一切结论推到都应该分析这些最初的概念系统，这些概念系统的真实性必须从漢字的字义中得出，漢字學就是解读这些最初的概念和定义的钥匙。 再说“史”，与“虫”比对，乂虫厶，乂，是“十”的变体，是“杀”的字首，含有斩杀之意。虫，动物总称，动物代表就是指豬。厶，动物本能引起的灾害。中国的历史就是抗击动物灾害，抗击自然灾害形成中國的上古史。 《中国上古史》的其余各章分别由张光直和阮维周撰写。编撰中国的上古史，就必须掌握最重要的事件。上古史的历史不可能重现，只有分析，解读，整理，编撰而成。中國上古史的真实性、准确性，取决对倉颉創立的漢字學研究和理解的程度，随着漢字學研究的深入，才能编撰出有质量，真实的，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中国上古史。 在此之后，李济继续撰写《中国上古史》第二本《殷商部分》，可惜天不假年，未能完成。他一生追求的目标是如何把地下发掘的资料与流传下来的记录资料连缀起来，从而撰写一部既根据科学事实，又充满绝非臆测想像力的中国上古史。笔者对李济的孜孜以求编撰中国的上古史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充满敬畏，为重建中国的上古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是为后人重建中国上古史树立一座丰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上古史》的关键性问题上的不足，尤其是漢字學仍然处于绝学，对一些重要的问题的理解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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