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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号（纪岩松）打算以连载的形式，从大宋的人和事入手，以史料为基础，用通俗语言、清晰逻辑再现北宋100多年政权的跌宕起伏，姑且起名《宋史笔谈：北宋王朝盛世梦》。此篇为163篇。 仁宗朝两大宰相相争，最后李迪走了，吕夷简却并不是很开心。 因为中枢再次重组了，参知政事为宋绶、蔡齐、盛度，知枢密院事为王随、李谘，同知枢密院事为王德用、韩亿，三司使为程琳，御史中丞为杜衍。 这些都不怕，关键是接替宰相李迪的是王曾。 王曾回朝担任枢密使半年后转任宰相。他任宰相的资历、经验、手段远超李迪，况且吕夷简曾经长期担任他的助手。 想到这，吕夷简不由得深受打击。 更让他难受的是，素与王曾交好、且曾经率领台谏官员集体对抗自己的范仲淹又回朝了！真搞不懂皇帝怎么想的！难道是因为悔恨废后吗？吕夷简疑惑了。 向着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开炮范仲淹担任的职务是天章阁待制。这天章阁本是皇帝藏书的，现在皇帝赵祯这么爱好经史，天章阁的侍从官自然是皇帝的身边人。 他入京后，不忘初心，依然时不时地向着一切不合理的事情开炮。这些事情多少跟久任宰相的吕夷简有关。 老被人挑毛病实在不爽。于是，吕夷简私底下找人向范仲淹传话，说，待制乃是侍从近臣，可不是逞口舌之利的职务！ 范仲淹答道，针砭时弊正是侍臣的职责，我怎敢不尽力！ 吕夷简见范仲淹不识抬举，就将范仲淹调任为权知开封府。他心想，天子脚下做父母官，有开封府繁杂的事务拖着，你总没空乱开炮了吧？最好你再犯点错，好将你罢黜！ 这是1035年十二月的事。 可惜，吕夷简并未如意。 炮轰吕夷简用人问题到了开封的范仲淹一面精心治理地方，一面密切关心朝堂大政。 他认为，朝堂之上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吕夷简。这吕夷简做宰相这么多年，当年太后听政他没有丝毫劝谏和担当，在废后风波上使诡计驱逐直臣，现在又玩弄手段赶跑李迪，简直是随意操纵朝政、摆弄朝臣。 他要向皇帝揭露！ 范仲淹将情报工作做到位后，制作了一幅百官图呈递给赵祯，并注明说，这个某某某是正常升迁，那个某某某是走了宰相关系，陛下不可不察！ 他还建议道，鉴于吕夷简这么多年升迁了不少人，陛下应掌握朝臣们的背景、资历，以后再有近臣进退的事，就不要再全权委托他了！ 迁都引发的党争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吕夷简听说后，很不高兴。他也要找机会反击。 就在这时，曾与范仲淹一道率领台谏官员集体进谏的孔道辅，向朝廷提出了迁都洛阳的建议。 范仲淹并不天然就支持孔道辅，他表示了不同意见。1036年五月初一，范仲淹上书表示反对。他说，洛阳固然险要，但城市空虚，素无储积，现在国家太平，岂能随便迁都？当然，安不忘危，长远之计是，借朝陵为名，逐步增加储备，以应急难之时。 这是老臣谋国之言，当年赵匡胤想迁都何尝不是这种考虑？赵祯便找来吕夷简商议。 没想到吕夷简根本就没就事论事，他上来就说，范仲淹这个人，思想迂腐且不切实际、爱好名声而无真本事。 范仲淹听了大怒，作为宰相，你不就迁都一事发表看法就罢了，反而借机毁谤他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一口气写了四篇文章，阐述治国理政之道，分别是《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近名论》、《推委论》。主要意思就是，君臣都要爱好名声！帝王要做好表率，要会选贤任能，要把控用人大权，只有执行的事务才能交给大臣！ 他的意思是告诉皇帝，我不高兴了，吕夷简对我的毁谤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是小人做派！得收回给他的权力！ 末了，他在奏折提醒赵祯，陛下你得记住西汉末年王莽之乱的教训，别被居心叵测的人蒙蔽，坏了赵宋家法！ 吕夷简简直气坏了，他只能捡着范仲淹的理论去辩驳，然后跟皇帝说，范仲淹他越职言事，他荐引朋党，他离间君臣！ 因“朋党”而被贬朋党，这是黔驴技穷的吕夷简祭出的终极大杀器，而且是今后被人屡试不爽、乐此不疲的大杀器。 哪个皇帝不怕大臣结党？果然，赵祯不再听范仲淹的进一步申诉，直接将他贬为知饶州。 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奏请赵祯列出范仲淹同党姓名，在朝堂上张榜公布，以严禁百官越职言事。 这搞得人心惶惶，大家都担心受牵连，纷纷远离范仲淹。 他出京时，只有天章阁待制李纮（李昌龄侄子，范仲淹亲戚）、集贤校理王质（王旦侄子）前往饯行。 王质安慰他，能够被认为是你的朋党，我的荣幸！ 喝完最后一杯酒，估计范仲淹会不禁感叹，生平得一二知己，足矣！ 可能大家都以为，谏官、御史都不说话，这事鸦雀无声，就这么结束了。 没成想，万马齐喑只是在积蓄力量，轩然大波很快到来。 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他与范仲淹平日本没有什么交往，这次却主动上书，说，范仲淹以前针对陛下母子夫妇言事，得到优奖；现在批评一下大臣，反而被论罪，所以请求修改诏命！ 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上书，说，我跟范仲淹亦师亦友，朝中大臣也多说我是被他举荐的；朋党，自然少不了我，请一同降官贬黜！ 两人都被贬往外地，做个管酒类专卖的小官。 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欧阳修则写信指责右司谏高若讷，说，身为谏官，却不能为范仲淹鸣冤，简直不知羞耻，还有何面目见士大夫，有何面目位列朝中？ 被骂得晕头转向的高若讷，直接将欧阳修的书信交给赵祯。于是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 四人遭贬，被称为“景佑党争”事件。 这下热闹了。 西京留守推官蔡襄（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做了首四贤一不肖诗，他将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称为四贤，高若讷很不幸成了不肖。 这首诗广为流传，引起了轰动，文人们竞相传颂甚至购买，以至于流传到了契丹。 泗州通判陈恢上书，要求查出作者予以重罚；左司谏韩琦同情范仲淹，弹劾陈恢，说他越职言事借以邀名获宠，应予以贬黜以杜绝奸谀。此事只能不了了之。 文人偶像的炼成在吕夷简甚至赵祯看来，一些谏官、御史叽叽喳喳，就是卖直邀名。 而在大多数文人看来，三次遭贬的范仲淹俨然成了一个符号。 第一次，力谏太后还政被贬，范仲淹的刚直名声开始四处传扬； 第二次，废后风波组织集体进谏，他与孔道辅开始提升了台谏的影响力； 第三次，攻击吕夷简被贬，他已不是谏官，却俨然成了部分文官的偶像和精神符号，不断有人上书维护他、举荐他。 范仲淹自己也说，每次被贬，他都光荣，而且一次比一次光荣。 光禄寺主簿苏舜钦的上书极为典型且火药味十足。这位中进士不久的年轻人，正处于丁忧，但他守丧不忘国事。他说：
范仲淹则带着家人前往千里之外的饶州，他默默享受着这些敬意和至高荣誉。虽已两鬓微白，虽然拖累家人，但他依然决定，为帝国，为朝廷，自己仍将刚正不阿、一往无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虽九死犹不悔！ 这种信念，一直支撑着他，支撑他往后建立自己的文治武功。 斗争的延续客观想想，这一轮吕夷简所谓的朋党之争究竟所为何事？ 实际上基本也不涉及大政方针，只是在宽松的政治氛围下，对选贤任能有不同看法，从而针砭时弊言论自由，另一些当权者则坚持己见绝不低头，恨不得压制舆论，最终诬为朋党之争。 至于谁贤谁奸，如果没有大的劣迹，哪有这么容易分得清？ 比如范仲淹曾经密荐的韩亿，在范仲淹被贬后，连忙向赵祯辩白，说，我跟范仲淹非亲非故，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举荐我，要不是陛下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我跟他绝对没有朋党之事！ 就像前朝寇准老看错人一样，范仲淹拿什么保证自己不会看错？ 可文人又自视甚高，谁都不会认错！还互相指责对方！ 朋党，从此成了大宋政坛上攻击政敌甚至公报私仇的一把利器。 这种斗争仍在中书延续。 吕夷简行事专断惯了，王曾资历老自然不服，两人始终不合拍，加上宋绶向来与吕夷简不错，蔡齐则崇拜王曾，这中书分成两派争吵不休。 赵祯一看，吕夷简做事固然有不对，你王曾也言过其实。他一怒之下，将四人全部罢免。 于是1037年四月，吕夷简出判许州，王曾出判郓州，宋绶罢为资政殿学士，蔡齐罢为吏部侍郎。再加上之前知枢密院事李谘病卒，中枢来了个大换血。 宰相为吕夷简推荐的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为韩亿、程琳、石中立；知枢密院事为王德用、盛度，同知枢密院事为章得象、王鬷。 这是一届什么班子呢？ 首相王随，60多岁，但疾病缠身命不久矣，所以喜欢结交和尚道士以求延年益寿； 陈尧佐，74岁，趁着还在位，赶紧把任期未满的儿子给提拔了； 韩亿，65岁，把朝廷的群牧判官当作儿戏，一会说给这个儿子干，一会说给那个儿子干； 石中立，65岁，因父亲石熙载之功而逐年升迁，性格戏谑诙谐，让人感觉没有体统； 程琳稍年轻，51岁，但他名声不大好，当年曾向太后进献武后临朝图。 大家都说，中书坊为养病坊。这样看，吕夷简的推荐是不是有些故意？就是要让赵祯最终还得召回自己啊。 这样一群老头整天凑在一起，基本不会考虑国家大政，所想的就是怎么安排好儿孙故旧，怎样安度晚年，所以没什么建树。就是老爱吵架，一吵架就生气，一生气就请病假。 所幸还有一个石中立，时不时插科打诨，给这个行将就木的班子注入点活力。 偏偏，天灾人祸不断。 1037年五月，已经27岁的赵祯好不容易得了个皇子，结果王随等人拜贺完当天，皇子就死了！
七月，一阵流星雨向西南方向陨落，人心惶惶； 十月贡举，宰相陈尧佐的儿子陈博古中了解元，韩亿子孙四人全部上榜，一时舆论哗然； 年底，河东地震，还有火山喷发，开封都有震感，人畜死伤无数； 不用再说了，按照人们的理解，天灾肯定是人祸，这绝对是朝廷不修德政造成了，得换人了！ 迫于无奈，赵祯先将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调往离京城更近的地方。 到了1038年，韩琦一纸奏折，将这老人政府的斑斑劣迹抖露了出来，并且出主意说，像杜衍、孔道辅、范仲淹等忠正之臣要重用，实在不行，曾经的中书重臣如王曾、吕夷简、蔡齐、宋绶，也可以用嘛。
韩琦 赵祯见老人政府撑不下去了，终于再次洗牌：罢免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中书就留一个稍年轻的程琳；另任命张土逊、章得象任宰相，王鬷、李若谷为参知政事。 他没有直接听韩琦的话，因为如果范仲淹、吕夷简马上回朝，那赵祯不就自打嘴巴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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