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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百度 1月10日，中新经纬发布了一条消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有关人士对中新经纬说：权健的人来找我，说愿意出高额费用，让我们给束昱辉做取保候审，甚至要求做无罪辩护。但我们所没有人会接他们的案子。 中新经纬的报道说，自1月7日权健实控人束昱辉等18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后，“权健”就成了烫手山芋，让许多律师事务所避之不及。 律所、律师拒接权健的案件，可以理解，但无论从什么角度说，都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没有律师敢接权健案，于法治建设无益。 刑事案件的辩护难做，几乎是律师界不成文的“共识”。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往往要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在很多人眼中，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是“为坏人说话”的，为坏人说话，还是好人吗？这是刑事辩护的“道德”风险。为什么“道德”二字要打引号，后面会说到。 刑事案件都是公诉案件，即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律师为被告辩护，在法庭上，律师与公诉人是对抗关系，似乎是“政治不正确”，其“形象”当然是负面的。经由“丁香医生”怒怼后，权健集团斑斑劣迹被一一曝光，人神共愤，这个当口，谁为权健辩护，与引火烧身无异。 那么，没有律师为权健辩护，为什么会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人人”，就包括权健集团及其实控人束昱辉等18名犯罪嫌疑人。必须经由法庭审判来确定权健的罪行并量刑，这是权健应得的惩罚；但这种惩罚同时也是权健的合法权利，即保证权健在法律框架内受到惩罚。如若对权健法外施恩，是对权健受害者的侵害；相反，如对权健法外施刑，公众就不知道权健所受刑罚与其行为是否相当。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言而喻地包含了这个原则：必须经由法庭审理，以法律保证被告所犯之罪与所受之罚的相一致，或者说相对等。在法庭审理中，辩护是重要一环；在公开原则下，控辩双方的辩驳越是充分，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就越是确凿无疑。 为什么法律要规定被告的辩护权？为什么要保证辩护人与公诉人对抗（辩驳）空间？法官、公诉人和律师，三者组成了法律共同体，在法庭上承担不同的责任；但是，三者的具体分工之上，是法律人的共同使命：保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在每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得到充分实现；唯其如此，公众的法律信仰才能得到维护，法治大厦才有坚实的基础。 权健案因该公司的经营规模、束昱辉头顶的各种光环、受害者众等因素，社会关注度极高，民愤极大，显得比很多案子特殊；但是，在法律意义上，不应有特殊性，即不能因为上述特殊性，让审理的各个环节有所变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不能有稍许损益。 以往一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往往会引发争议：法律人抱怨“舆论干预审判”，公众则要求审理的公开。这容易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审理公开与社会舆论是一对无解的矛盾。 其实并不然。包括法官、公诉人、律师在内的法律人，对待社会舆论的正确做法，仍然是“忠于法律”；关注舆论，并不等于要被舆论所左右而失去法律立场。社会公众对案件审理的评价，也不应背离法律。 对案件审理、对法律人的道德评价，不能突破法律。法律是道德的底线，罔顾法律的所谓道德评价，应该被视为是不道德的。 权健案的开庭审理不会太远。如果没有律所为权健辩护，也会有官方指定辩护律师为权健辩护，但还是不如有非指定的律所为权健辩护来得好。说的功利一点，为权健辩护，能够为律所、律师赢得知名度；说的理性一点，敢不敢接权健这个烫手山芋，也是对法律人的法律信仰的考验。 在律师行业整合洗牌的时代环境下，很多律所管理者都在思考律所的出路在哪里？未来律所该何去何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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