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裘锡圭论汉字形成 马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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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权威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的观点只能作为学术参考，绝不是定论，新的发现完全可以推翻他的观点，就象所谓首席科学家李学勤组织300多专家搞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一样，最后被陕西眉县农民发现的青铜器彻底推翻，最后成了一堆学术垃圾。
【内容概要：裘锡圭对汉字起源的理论和观点，是受了郭沫若的很大影响产生的，他主张劳动人民造字，他认为汉字是从大汶口的文字画演变而来，怀疑否定仓颉造字，实际上，他的汉字形成理论是建立在郭沫若的主观臆测之上,不会符合汉字起源的真实情况。】
裘锡圭对汉字形成，发表了许多观点，影响很大。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其观点，会发现很多观点是互相矛盾的，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这样的观点还被称为主流观点，这说明古文字界在汉字起源的问题上，思想是混乱的，研究方法是单一的，没有正确的掌握汉字起源的真相，还属于处在盲人摸象阶段，究其原因，完全是怀疑否定仓颉造字的结果，现在是到了该反省的时候了。
裘锡圭是一位视事业为生命的古文字学者，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古文字，按理说，他对汉字的起源最熟悉不过了，但由于受郭沫若的影响很深，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想创立新的郭氏汉字起源学说，而陷入泥沼，不能自拔，也不能自圆其说，致使造成当今汉字起源之乱象，甲骨文研究后的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古文字界的学人，弄不清汉字是从哪里来的，汉字是谁造的，汉字是怎么造出来的，被称为学术主流的代表人物的裘锡圭，谈起汉字起源，也是模凌两可，含含糊糊，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不能不是时代的局限，也是个人的局限，裘锡圭是否也应进行一下个人反思呢。
笔者最近读了裘锡圭的几篇关于汉字形成的文章，觉得有些观点大有商榷的余地，现在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一，文字是什么？
众所周知，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与语言不搭界的各种符号和图画，都不在文字的范畴之内。按理说，这个定义够明确，具体的了。而裘锡圭作了如下解释：
“狭义文字：文字是纪录语言的符号。（本书采用的立场）
广义文字：具有信息传递功能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
笔者认为，文字的定义无须搞两个，搞两个就是开两个门，前门和后门，为领导走后门开方便之门。裘锡圭特意为刻划符号和图画制定了另外一个标准，广义文字。实际上，裘锡圭制造的狭义文字及广义文字定义，就像他制造的矛和盾一样，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冰火两重天，很难合二为一。文字是纪录语言的符号，反之，不纪录语言的符号就不是文字。裘锡圭一反常态，为领导专门制作了一套皇帝的新衣，这就是为文字制造出了双重标准，其目的显而易见。广义文字的出笼，为不是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图画，披上原始文字的外衣，为郭沫若的汉字是起源于刻划符号和图画大开方便之门。
文字从没有什么前文字阶段，文字一发明创造出来，就是文字，文字就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不能记录语言的其他符号和图画，应该说与文字不搭界，不沾边，刻划符号与结绳记事一样，只是在少数人的范围内，传达一定的信息，但仍然与文字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裘锡圭用广义文字这一定义，将不是文字的东西，纳入文字范围，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不应看作是合理的文字标准。裘锡圭说他使用的是狭义的文字标准，而实际情况却不然，他用的例子仍然是广义的标准，说与作互相脱节：
裘锡圭在《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1978）认为“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跟古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大汶口文字符号与古汉字的一脉相承关系，也就是与商代甲骨文的一脉相承关系。这个结论下得过早，绝对，完全是一厢情愿。其实，用相似程度之高低，来决定一脉相承，是不能成立的。这只是个人的主观判断，一脉相承需要作多方面的求证，才能下这个结论。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跟其他遗址内出土的刻划符号，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单个出现的符号，独立使用，独立完成陶工的任务，独立存在，它们从不连在一起使用，也没有连在一起的功能。而文字则不然，文字总是组成与词语对应的句子出现，文字可以记录口语，因为它是系统文字的一个组成部分。大汶口的刻划符号和图画显然不具备上述功能，文字可以自己说明自己，大汶口的刻划符号和图画显然什么也说明不了；文字是一个管理万国的朝廷，在全民族共同使用的书写工具，大汶口的刻划符号和图画，只局限一个小地方的陶工用的记号，使用范围狭窄，这样的少的可怜的十几个符号，怎么能说与古文字一脉相承，简直是生拉硬拽，信口雌黄。
裘锡圭从不解释大汶口的刻划符号和图画，是怎样变成文字的，质变点在什么地方，是谁让刻划符号和图画变成文字的，还是它自己变的。大汶口的刻划符号和图画，与甲骨文中间的环节，在哪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连郭沫若都说不清楚的事情，裘锡圭就更难解释了。古文字界的学人，已经进入了一个误区，他们以为文字是逐渐演化而来，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演化而来，是经过劳动人民的集体之手，演化才形成的。这种假设完全是建立在主观臆测之上的，而后的一切解释，也逃脱不了这个主观、武断的模式。
二，文字是谁造的？
“原始汉字在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的时候，是劳动人民的创造”。选自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P27—28。
裘先生主张或同意，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人民都是文盲，拿什么造字？造文字是一种有心人的个人思维活动，两者相去甚远，你研究一辈子古文字，请问，你造过一个字吗？如果连你都一个字未造过，那么你所主张的劳动人民造字，又该作何解释？
劳动人民的长项是体力劳动，干体力活计，是劳力者。动脑筋，舞文弄墨是劳心者的事情，古人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动人民造字有着许多不可信之处和不合理性，请问，劳动人民怎么集体造字，劳动人民用什么方法造字，劳动人民用了多长时间，才完成了汉字系统的发明创造，谁能解释清楚？这连郭沫若都说不清的问题，裘锡圭能替他打下这个圆场吗？你说原始汉字在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的时候，是劳动人民的创造。在这里，你说的原始汉字，是指什么字而言，是指那些陶片片上的刻划符号说的，原始文字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名词，原始文字的孑遗更是一种子无虚有的东西，可以说有些人在玩文字游戏。象你这样有古文字深厚功底的人，也卷入了一场政治游戏，实在遗憾的很。劳动人民造字不可信，劳动人民造字是在改天换地的时代，才会出现异常现象，劳动人民造字是文革时期产生的政治口号，历史已经逝去，有人还在坚持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学活用的发明创造，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裘锡圭强调劳动人民造字的同时，对仓颉造字怀疑和否定，这绝对是一种只顾眼前的短视行为。
1.仓颉造字的传说
这一传说最早见于战国晚期的文献：
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吕氏春秋·君守》）
沮诵、仓颉作书。（《广韵》鱼韵“沮”字下引《世本》）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韩非子·五蠹》）秦代李斯所编的字书《仓颉篇》也是由于首句是“仓颉作书”而得名的。古人称文字为“书”，作书就是造字。
仓颉作书的传说在战国晚期显然已经很流行。这一传说无疑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它有没有某种程度的可靠性呢？汉字当然不是个别人造出来的。不过在汉字形成的过程里，尤其在最后阶段，很可能有个别人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仓颉也许就是这样的人。早在战国晚期，就有学者作过类似的解释。《荀子·解蔽》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认为仓颉只是众多“好书者”中由于用心专一而最有成就的一个。
但是上引《吕氏春秋》所举的六个人，除仓颉外都是见于时代较早的典籍的古史名人，唯独仓颉在现存的早于战国晚期的古籍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在战国晚期的古籍中也没有关于仓颉的时代以及他在造字之外的事迹的任何记载。汉代人多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尚书·序》孔颖达《正义》：“司马迁、班固..皆云仓颉黄帝之史官也。”），恐怕未必有确据。魏晋以后人把仓颉说成早于黄帝的远古帝王，就更荒诞无稽了（参看唐兰《中国文字学》53—54 页。以下引作“唐书”）。也许仓颉只是古人所虚拟的一个文化英雄。
【选自裘锡圭{汉字的起源和演变}一文】
裘锡圭对仓颉其人和仓颉造字，认为是传说，传说一般会认为不是真的。裘锡圭紧接着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质疑。一是汉字当然不是个别人造出来的，仓颉造字是传说。这与郭沫若所说的文字非一人一时所造完全合拍。二是《吕氏春秋》所举的六个人，除仓颉外都是见于时代较早的典籍的古史名人，唯独仓颉在现存的早于战国晚期的古籍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在战国晚期的古籍中也没有关于仓颉的时代以及他在造字之外的事迹的任何记载。裘锡圭显然对仓颉造字有点吹毛求疵了，荀子和韩非子的记载，是从上古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是用文字传下来的，他们一定看了许多仓颉造字的文字记载，才在自己的文章里，涉及了此事。战国时人也是认可的，因为没有人对荀子、韩非子的说法有异议。三是对司马迁、班固..皆云仓颉黄帝之史官也，恐怕未必有确据。也许仓颉只是古人所虚拟的一个文化英雄。所谓虚拟，就是虚构，古代的学人将神话传说，当成了信史。裘锡圭的认识是以质疑的方式，对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也没有拿出确据，只是个人怀疑而已，接着他又对沮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上引《世本》中跟仓颉并提的沮诵，也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汉魏间的宋衷的《世本》注说：“黄帝之世始立史官，苍颉、沮诵居其职。”（《初学记·卷二十一·史传第二》引）恐怕也是想当然的说法。近人唐兰、高亨怀疑“沮诵”就是“祝融”（唐书52 页、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论》 27—28页。高氏认为祝融是仓颉的官名），是否可信，尚待研究。
裘锡圭对宋衷的《世本》注说：“黄帝之世始立史官，苍颉、沮诵居其职。”认为是想当然的说法。想当然就是很随便，不负责任。究竟是宋衷想当然还是裘锡圭想当然，我们可看一看他的另一篇访谈内容，裘锡圭说:“我对“古史辨”派辨伪书的不少具体说法，当时就感到不能接受。但像“三皇五帝”的系统不是历史事实，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当时很自然地就接受了。”
——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想当然与很自然的接受是一个事物的两面，都是对五帝时代的一个否定，他认为五帝不是历史事实。在这里，裘锡圭与疑古派的观点是合拍的 ，疑古派说：中国古史是层累造成的，五帝出现的很晚，大约在汉代才出现，所以说三皇五帝不是历史事实。这正是裘锡圭怀疑否定仓颉造字的根源。一个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很正常，当要求别人拿出确据的时候，自己也应拿出确据说话，否则是不能说服人的。历史文献记载，仓颉造字，裘锡圭说，劳动人民造字。历史文献记载，仓颉造字，裘锡圭说，仓颉不过是整理文字，。历史文献记载，仓颉沮诵是黄帝的史官，裘锡圭说，仓颉沮诵是黄帝的史官未必有确信。裘锡圭是不是对自己的观点，也应拿出确凿的证据，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
在中国的文字史上，曾详细的记载着仓颉造字，仓颉造古文，仓颉造大篆，仓颉造六书，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可遇不可求，还有【仓颉书】，都是天赐的机缘，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民族独有对文字的起源有如此详细的记载，这真是万幸中之大幸。可偏偏却遇上了一些崇洋媚外，数典忘祖之辈，他们鸡蛋里挑骨头，对仓颉造字吹毛求疵，竭尽怀疑否定仓颉造字之能事，借文革之际，举起劳动人民造字大旗，天哪，真是老祖宗都不要了。
笔者是一个业外人士，看见古文字界的学人如此的对待仓颉造字，实在感觉有些不公，不能不为仓颉说几句公道话。首先说一句，仓颉造字不妨碍任何人，为什么郭沫若一些人那么反对仓颉造字，对仓颉造字十分反感，说来很简单，仓颉造字没有群众观点，为什么造字不征求五千年后科学院专家的意见，只听黄帝一人的，竞走上司路线，难怪他造字，会受到那么多人的无端质疑。
这是仓颉的不是，既然仓颉已经造字了，而且成功了，被中国人都认可，只有为数不多的学人将仓颉造字视为神话传说，让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吧,时间和历史会给出公正的答案。
三，文字是什么时候造的？
现在看第二个问题：汉字这一文字体系的形成过程开始于何时结束于何时。尽管裘锡圭手中缺乏资料，他还是作了肯定的结论。请看裘锡圭的论述：根据文字学家的考究，认为“汉字的形成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夏代”，并在“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 17 世纪)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 为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 14 至前 11 世纪) 的甲骨文和金文。
在这里，裘锡圭用了两个词，一个是汉字形成时代，一个是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两者之间相隔四百多年。四百多年是汉字从出现到成熟所用的时间。这个过程不知裘锡圭根据什么做出的结论，有什么数据没有，根据又是什么。四百多年的时间，完成了汉字的形成，比李学勤用五千年时间演变而来，短了许多。李学勤是从贾湖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八千年至商晚期】用五千年时间，文字系统才出现。不管是四百多年还是五千多年，都是在漫长的时间内，演变而成，这都是专家的主观臆测。
笔者认为，文字的形成不是演变而来，而是黄帝的史官发明创造出来的。史官仓颉最先开始造字的时候，是一个一个造出来的，以后是一组一组造出来的，最后是一片一片造出来的，此话怎讲，换句话说，仓颉造象形字和指事字的时候，一天造两个字，一年就是730个字，五年就可造3650个字，完成了汉字系统的发明创造。这是按象形字的造法作保守的统计的，如果按会意字的造法，用两个象形字或三个象形字，再组合一个新字，一造就是一组一组的，造字速度成倍增长，等到造形声字的时候，只要填一个声符、形符，就会出现一片一片的新字，造字速度极快，文字数量猛增，按着后面仓颉造字的具体情况计算，用不了三年，仓颉就可造出四千多字，形成完整的汉字系统。
笔者认为：刻划符号或文字画都不属文字范畴，换句话说，刻划符号或文字画，是现代学人的杜撰，生把与文字无关的东西，往文字上靠，说是原始文字。刻划符号或文字画，到底与文字有关系没有，文字是怎么来的，请看古人的观点：许慎《说文解字叙上》：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许慎所讲文与字，简单，明确，具体，文字具有形音义三固定的特征，缺一不可。而现代学者杜撰了原始文字，简单文字，原始文字的孑遗，象形符号，文字画，甲种符号，乙种符号，记号字等等，不一而足，都是与文字不相干的东西，无音无义，与文字三固定相差很远。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这都是郭沫若的发明创造，而裘锡圭则推波助澜，为刻划符号和图画开了绿灯。
长期以来，郭沫若还在一直讲：夏朝文字有无还是一个疑问，没过多少时间，汉字产生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这跨度也太大了一点吧。四千年的文字还未发现，六千年文字已经发现了，这简直就是文革中的假大空。裘锡圭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否定了汉字起源于六千年说，否定了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为原始文字说。然而对于大汶口的刻划符号，他却肯定了是汉字的源头，因为他主观的认为：汉字的形成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夏代。大汶口的刻划符号，就出现在夏代之前，与他想像的正好吻合。裘锡圭是一个固执己见的学者，他认为汉字出现不会早于夏代，那就是不会早于夏代，汉字系统出现在夏末商初，那就是出现在夏末商初，裘锡圭拿不出任何文献记载，只凭个人感觉和经验来定的。有时候，光凭个人感觉和经验是不够的，必须学习和接受古人的研究成果，因为今人做学问受政治的影响很大，以为背靠大树，就可以自由发挥，信口雌黄了。其实，是眼光短浅的表现，郭沫若说，夏代文字的有无，还是一个疑问，裘锡圭说，汉字系统形成于夏末商初。顾颉刚在《古史杂记》第3册的《夏王朝》条笔记中写道：“ 夏代虽成立了一个国家，但文化尚低，没有创造文字，所以现在发现的古器物中找不到夏王朝的遗迹。猜想起来，它相当于龙山文化的黑陶阶段，所以《礼记》上说“夏后氏尚黑”。三者观点，相差无几，如出一辙。
古代学者认为，黄帝时代已经有了文字，有了成熟系统的文字，两者之间相差近一千多年。在两种观点面前，究竟谁最可信呢，当然是古人更了解仓颉和黄帝的历史，他们看了许多古人的书，这些书现在人已经看不到了。如《史记·老子伯夷列传·索隐》: 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乃删以一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
《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
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史记的记载是可靠的，上古的书经和诗经各有三千多篇，由于历史原因，很多没有流传下来。就流传下来的有数几篇，还被疑古派说成是战国以后人造的伪书，今天学术界的乱象不能不跟郭沫若的信口雌黄有关。
四，文字是怎么造出来的？
到八十年代，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他明确将汉字的构造归结为：表意字、假借字、形声字，甚至把它们分出更小的类型，即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式的象形字、会意字和变体字。另外，也注意到一些不能纳入三书的特殊汉字，包括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和两声字等。最后他对自己的“三书说”做了一个完满的评价，三书中的“表意字使用意符字，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音字半表意字或音符意符字。这样分类，眉目清楚，合乎逻辑，比六书要好得多。”
这是老王卖瓜，自吹自擂。裘锡圭的新三书是他根据许慎总结的仓颉造字的六种方法改造而成的。实际上六书是仓颉发明创造汉字系统的规则，六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没有六书就没有汉字系统，郭沫若不懂这个原理，生将六书改成二书，说指事先于象形，就是随意刻划先于图画。而裘锡圭则搞成三书：表意字、假借字、形声字。裘锡圭不知道文字是怎么产生的，以为有他的三书，就会有汉字系统。全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他以为没有仓颉，文字也会产生，没有鸟迹，没有象形文字，光有他想象的三书，就够了。他的新三书，不是他的发明，是从仓颉那儿移花接木而来，改头换面而来，没有一点新意，都是一些拗口的名词堆砌。
实际上，对于汉字起源，裘锡圭研究了一辈子古文字，最有发言权了，他对古汉字熟悉程度，远远胜过他自己，他应该知道汉字起源的一些情况，然而由于他站的角度、立场不同，戴着有色眼镜，看汉字起源，只看到眼前的一面，忽略了另一面，辩证法运用的不太自如，他才有上述遗憾和感慨。裘锡圭并不是根据各种资料来论述汉字的形成，而是另有看法。
裘锡圭认为：“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早已在用实物、图画或符号记事表意了，而且所用的各种方法跟古汉字这类早期文字的造字原则有很多共通之处。所以从技术上看，文字产生的条件出现得相当早。可是文字产生的社会条件却出现得比较晚。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发展到使人们感到必须用记录语言的办法来记事和传递信息之前，文字是不会产生的。
在原始社会里，一个名「鹿」的氏族完全有可能以鹿的图形来代表自己。这并不等於记录「鹿」这个词的文字已经产生。只有用符号（包括图形）记录成句语言中的词的认真尝试，才是文字形成过程开始的真正标志。
当一个社会发展到需要记录语言的时候，如果有关条件都已具备，文字就会出现。
裘锡圭是学历史出身，他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字产生的社会基础。当国家形成，阶级出现，社会有了明确分工以后，青铜的出现，都城的出现，祭祀中心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创造才会提到议事日程。对于这些很多学人不愿涉及，主要原因与他们的理论和观点相去甚远，或矛盾重重。当他们将商朝当做中国历史的开头，他们怎会将黄帝时代当做一个国家，一个信史时代，他们根本不会相信黄帝时代会有成熟的系统的汉字产生，也根本不会承认黄帝时代会有成熟的系统的汉字产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文字的形成，不是自然而然的形成的，是人一个一个发明创造出来的。而裘锡圭则不顾这个最简单的事实，含糊其辞的说：“如果有关条件都已具备，文字就会出现。”一个受人尊敬的古文字专家，就这样解释汉字的产生，实在令人吃惊。这种观点比圣人造字还简单，还容易，还难以令人致信。说裘锡圭不知道汉字是怎么产生的，谁也不会相信。而裘锡圭的解释，又让人感到很含混、简单，有关条件具备，不知具体指的哪些条件？文字就会出现。这也太简单一点了吧，难道汉字是这么产生的吗？简单的不能不让人质疑。有关条件都已具备，只是文字产生的基础，是外因，文字的产生主要靠内因，靠人的主观能动性，离开人，它不会自己出现。如果说文字就会出现，也应该具体说明文字是怎么出现的？裘锡圭是主张劳动人民造字的，谁让劳动人民造字？劳动人民怎样造字？劳动人民造字谁给饭吃？哪些字是劳动人民造的？劳动人民用多长时间完成了文字系统的创造？劳动人民造字，发明了记录口语工具，为什么还都是文盲？这些都是需要解释清楚的问题。我从未看到过劳动人民造字派作过任何解释。说一句实在话，裘锡圭要解释汉字的起源，是很困难的，劳动人民造字不是他的发明，他未研究过劳动人民造字的情况，也未研究过仓颉造字的情况，只凭多年的实践经验，就认定有关条件都已具备，文字就会出现。这个结论模凌两可，含糊其辞，经不起任何推敲，不能成立。还不能成立的有，将仓颉造字说成整理文字，将仓颉的六书改造成新三书，将黄帝时代已经有系统文字产生，说成在夏末商初才有汉字系统，裘锡圭的上述观点，与郭沫若的观点基本一致，一切都建立在个人的主观臆测之上，唯心违心啊。为什么搞了一辈子古文字，说不清汉字是怎么产生的？难道这还不值得反省吗？心里有一块挥不去的阴影，要阳光的谈清汉字起源的真相，比登天还难。
笔者对仓颉造字还是劳动人民造字，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我不对任何一方造字抱有成见，我只是偶尔看了一些资料，用心思考后，有自己的看法而已。仓颉造字不仅仅是圣人造字的问题，它还涉及一整套汉字形成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已经经过五千年的风雨检验，象巍巍屹立的历史丰碑一样，不是哪一位有权之人，用一句话就可以轻易否定的。自己研究仓颉造的文字，还要贬低仓颉，不觉得亏心吗？自己从许慎那里学得六书，反过来想用篡改的新三书，取代仓颉六书，这还有点良心吗？用你的新三书，能造出汉字系统，还要六书干吗？自己研究一辈子古文字，一个字都未造过，生说劳动人民造字，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谁会相信他的观点。人不可以忘乎所以，还是要谨慎一些为好，尤其对仓颉造字，应该有一点敬畏之心。
怀疑否定仓颉造字，离开仓颉所用的六种造字方法，空谈汉字的形成，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是盲人摸象，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后生学人应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