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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彦谦碑》由碑首、碑身、碑趺三部分组成，形制华美而庄穆，碑首和碑身用一整块巨石雕成，碑首为拱形顶，两侧各有三条螭龙盘绕，碑额为篆书，题“唐故徐州都督房公碑”九字，正文为隶书（兼有楷体）。碑阳36行，行78字；碑阴15行，行13字。碑高3米，阔1.3米，厚0.4米。碑侧三行，前两行十二字，后行九字，此碑之撰书人及年月均刻在碑侧。明清拓本，均不拓碑阴、碑侧，至乾嘉开始拓之，此时始认为欧阳询书无疑。因年代久远，碑趺现已沉埋于地下，不复得见，墓地尚有唐刻石虎、石羊各一，至今尚存，另有清同治年间章丘知县蒋庆第记事碑一幢。 关于此碑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人赵明诚《金石录》的著录，清王昶《金石萃编》中也有记载。另外，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李光映《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阮元《山左金石志》、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若方《校碑随笔》等金石文献均有相似记载。 欧阳询一生历陈、隋两代，入唐已是古稀之年，其名望在贞观前后正是如日中天之时，书艺已炉火纯青。他66岁前的作品未曾见有传世。欧阳询存世的隶书作品甚少，据清人吴玉缙《金石存》载：“询分书如，隋工部尚书《段文振碑》、唐《昭陵六马图赞》、《司空窦抗碑》之类，今皆不复可见。”现存世的两方，一为《房彦谦碑》，唐贞观五年（631年）刻，一为《宗圣观记》，唐武德九年（626年）刻，在陕西周至，但现存者为元代翻刻。此外，未见其它著录。所以，《房彦谦碑》在欧书中是极为罕见和珍贵的。 《房彦谦碑》是他75岁时所书，阮元《山左金石志》，王昶《金石萃编》，孙星衍、邢澍《环宇房碑录》，《中国书法艺术·隋唐五代卷》等文献均以“八分”、“隶书”称谓。细观此碑，然已非正宗“八分”或“隶书”。就用笔而言，结体介于隶楷之间，且杂用部分楷书、魏碑，存有较多六朝气息。其字形方正峭拔，间架坚实整齐，于平正中见险绝，笔法刚健森严，苍老骨劲。清吴玉缙评此书云：“极挑拔险峻之妙，与正书正是一律。”欧阳询的隶书以瘦劲挺拔的线条，平稳中见险绝的结体，展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求自然而不雕琢，平稳中可见峭拔。熔铸了汉隶和魏晋楷书的特点，参和六朝碑刻，不少地方还保留了楷书的笔法，少数楷书又留有一些隶书的余味，继承了汉代隶书和北魏楷书的写法。由此可见，欧阳询不仅在楷书方面是开创唐法的第一人，而且兼通诸体。张怀瓘《书断》载：“（询）八体尽能，笔力险绝，篆体尤精。” 对于《房彦谦碑》有人曾提出质疑，认为不是出自欧阳询之手。说法有两种，其中之一，就是根据此碑有些字看去有狞犷之习。此说虽不尽然，但表明了此碑的美中不足。由此，笔者想起书法界常谈论的书写与刻工的问题，刻手技术的高低、认识的不同，以及对墨迹的体会，都会使之发生某些差别。隋唐以来，书家书丹，匠工刻字，乃是通例。沙孟海先生在《论书丛稿》中认为：“碑版文字，先书后刻，刻手佳恶，所关非细。综览墨本，有书佳刻不佳者，有书刻俱劣者，不可一概而论”。启功先生则谓：“无论哪一类型的刻法，其总的效果，必然都已和书丹的笔迹效果有距离有差别。” 欧阳询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划时代的书家，“尺牍所传，人以为法”。因而，此碑树立以后，引来不少骚人墨客瞻仰凭吊，轮蹄麇集，络绎不绝，观风炽盛，邻墓禾田遭受践踏。赵山乡人，遂夜聚柴，将碑焚裂，弃置荒野。时章丘知事蒋庆第闻知此事，亲辅察看，申之以爱护乡贤遗迹之大义，并严饬各地户，限三日内将碑石聚齐。后虽经嵌合，但裂纹仍清晰可见。唐刻石虎、石羊，因此也得到保护，能够存留到今天。 此碑经一千三百余年风雨侵蚀、人为损坏，故存字较少。碑侧题刻，字迹剥蚀颇甚，只能模糊辨识出十几字。碑文字划多漫漶，石花斑驳、脱落部分较多，字口模糊，碑下截损泐严重，加之历朝椎拓者不绝，每拓后必遭剜凿，致使碑面行行皆有缺字，其中有两行达十余字。椎拓者故意损坏，以示已拓在先，因此，屡拓屡坏。 此碑在一九七七年被列为山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七八年有关部门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修建了砖砌碑楼。这一碑楼对于保护珍贵刻石艺术虽能起到一定作用，但终未解决其根本，碑身仍裸露在外，受阳光之暴晒，雷雨之侵蚀。四年前历城区文化局再次将碑石阴阳面用砖简易封存。 此碑资料难以得见，自清代始认定确为率更所书            图片前后颜色不一致，我猜测是因为碑阳、碑侧、碑阴拓的不一样 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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