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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苏则 （原创） 庄子，姓庄名周，字子休（亦说子沐），宋国蒙人 他是东周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 创立了华夏重要的哲学学派庄学。
庄子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太陌生的名字，他是著名的隐士，生活在战国中期。但讨论他的思想和生平，仍然麻烦不小。首先是他的文字风格，恣肆放纵，虚构很多，如云气江水，难以把握。其次，《庄子》其书也存在争议，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子》，都经西晋人郭象整理过，一共三十三篇，分为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其中的思想，存在不少矛盾。 从形式和内容来看，内篇七篇相对独特。《庄子》外篇和杂篇的各篇目，绝大多数是像《论语》、《孟子》各章那样，以文章开头的两三个字作为篇名，没有什么意义可言，而内篇的篇名则不符合这个规律，而且那几个题目——如著名的“逍遥游”、“齐物论”——是有意义的，往往提点了本篇的主要内容。
刘笑敢曾对内篇和外、杂篇做了一些关键词频的分析，发现外、杂篇中较普遍出现的“道德”、“性命”连用现象，是到战国晚期才普遍出现的，而内篇就没有这类用法。由此判断，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和杂篇是庄子后学所作——当然学界也存在其他不同的看法。然而，无论如何，《庄子》内篇与杂篇、外篇的地位存在差别，传统上学界也确实是以“内篇”作为庄学的主流。我们今天主要也以内篇为依据讨论庄子的思想，并用外篇和杂篇加以印证。
从现存资料来看，先秦诸子绝大多数志在治国，除了实用伦理政治之外，对世界很少有探索的兴趣。这种对统治学说的痴迷到战国时期的法家，发展到了引火自焚的愚蠢程度。 站在狼的立场上思考的羊 《老子》、《庄子》这两部，视野则相对较为宏大，也更接近于今日所说的哲学。过去的学者，常以“老庄”并称，称他们都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近几十年来，人们更多关注老庄不同之处。但老庄的思想确实非常类似。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关注点的不同。《老子》重宇宙观、世界观，而《庄子》重人生观。用一个儒家的比喻来说，庄子类似道家的内圣，老子类似道家的外王。
宇宙观、世界观宏大。《老子》因此也常讨论治国，后世法家帝王术，常常奉老子为前辈知己。人生观不必被“天下”局限住，因此《庄子》内篇几乎不谈治国，即使偶尔谈论“治理天下”，最终仍然会归结为个人的修养。
《老子》和《庄子》都有“圣人”理想。区别在于，《老子》的“圣人”，往往是统治者的姿态，因此会有 “弱民”，“让民众如何如何”这样的口吻。庄子虽然同样赞美 “弱”，却绝没有继承《老子》的口气。庄子的“圣人”，主要是个体，而非统治者，是修身的，不是去治国的。中国两千年帝王史，有时以儒治国，有时以法治国，有时以黄老治国，但以庄学治国，则闻所未闻——《庄子》没有给帝王留下什么利用它的机会。
我们也可以从《庄子》对其他学派的评价中，看到它独特的个体立场。《庄子》杂篇中有一篇《天下》，虽然不是庄子本人所写，但却是一篇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综述，非常珍贵。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庄学的关注点，和其他学派不太一样。例如，儒法著作批评墨学，一般是从墨学的社会影响上着眼，而《天下》篇论墨学，批评的却是墨子“不够自爱”。《韩非子》主要以政治、军事角度来解读、阐释《老子》，而《天下》篇阐述老子学说，却只选用了其中个人修身的部分。这里的取舍眼光，反映了庄子和包括老子在内的先秦诸子之间的重大区别：正统的庄学，完全采取个人的立场；《庄子》所关心的，都是个体的人生。历史上如曾国藩等很多名人，正是从庄学中，吸取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直到今天，阅读《庄子》，也会对我们的自我调节和个人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人如何过好这一生？我们一翻开《庄子》，就可以看到第一篇的篇题：“逍遥游”。这是庄子人生观中重要的一部分。 “逍遥”这个词，其实也是庄子哲学独特的概念。据刘笑敢统计，先秦子书中，《论语》、《孟子》、《周易》、《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种种，均没有出现“逍遥”一词，这个概念只在《庄子》中出现了六次。我们下面就来具体看看《庄子》对“逍遥游”的阐述。
庄子先以充沛的想象力，构造了“大”和“小”的区别。“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翅膀如同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九万里。之所以作这样宏大的虚构，是为了和后面一些小动物狭隘的世界作对比。这些动物，例如知了和斑鸠，即便努力飞翔，飞上小树，也就是极限了——这就是它们的境界，因此它们无法理解大鹏：“它辛辛苦苦飞到九万里的高空干什么呢？” 如果我们感觉，庄子的这些描述似乎过于荒诞、夸张——大鹏的背怎么会有几千里？扶摇而上九万里岂不是到了平流层？——那就对了。庄子的虚构，恰恰展示了不同境界之间的隔膜。庄子指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境界小的人，难以理解大的境界。我们难以理解比我们更高境界的人，就如同人世间的小动物不能理解虚构中的神鸟那样，又好比低维空间的生物，难以想象高维空间的世界。我们都容易被我们自己的世界观限制住，尼采说：“在猪眼中，一切皆猪”，也是类似的道理。《庄子》的逍遥，就是要脱离出这种枷锁，因此保存了华夏传统中非常珍贵的超越性。 庄子的超越性，并不仅仅满足于大鹏“身在最高层”的境界。大鹏虽然境界高远，但它的飞行仍然依赖于风的存在；如果风停止了，它也就受到拘束，无法飞翔。因此在庄子看来，大鹏仍然没有达到逍遥的境界。庄子由此比喻人间的问题：知了和斑鸠，就好比争名逐利之徒，外界的功名荣辱，决定了他们的状态。而大鹏，则好比宋荣子、列子这样传说中的高人隐士，他们不会被世俗观念牵绊，心境也不会因为外界的扰动而变化。但在庄子看来，他们有时仍然有待于外物，例如传说中的仙人列子“御风而行”，类似大鹏，但风停止的时候，他也就不那么“逍遥”了。总之，在庄子的语境中，要做到真正的、彻底的“逍遥”，就不能依赖于外物；“逍遥游”，就是对于外物无所依赖，自在游行和生活。 《姑射仙子图》元典出自《庄子·逍遥游》：画中的姑射仙子吸风饮露，不食五谷，肌肤如冰雪一样洁白，如韶华的处女，风姿绰约，相貌姣好。乘云气，驾飞龙，衣带飘飘，遨游于四海之外，逍遥无比。 还有一些学者对“逍遥游”的理解有所不同。他们认为：“逍遥游”的含义是“各自安顿在属于自己的境界中”。例如，大鹏能飞上九万里的高空，那么它就飞上高空；小鸟只能飞上矮树，那就飞上矮树：这样大家都“逍遥”了。但考究《逍遥游》的本意，其实并非如此。庄子在行文中，显然对于境界较低、一知半解、依赖于外物的人和事物，充满了讽刺，认为它们就好比智慧上的盲人和聋人。境界的高下、逍遥的程度，确实是相对的，但总是可以比较的，大鹏虽然有不逍遥之处，但相对于小鸟，显然更为逍遥；绝对不依赖于外物的逍遥，也许不是人类能做到的，但始终是值得追求的——例如现代人所说的“自由有N个段位”，初级可能只是菜场自由、饭店自由，后期就可能是财务自由、心灵自由，是一个不断递进提升的过程。如果各安其位就足够的话，庄子又何必倡导“逍遥”呢？
庄子推崇逍遥。那么，如何达到真正的逍遥境界呢？庄子在《逍遥游》中有过直接的回答：“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大意是顺从天地自然，但这还是比较宽泛的说法。紧接着庄子又作了相对具体的限定：“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其中“无功”、“无名”，没有功名心，这是列子这些人可以达到的，但庄子觉得还不够，《庄子》一书的最高理想是“至人”，“至人无己”，要超越“自我”的局限。 《逍遥游》要求“至人无己”，类似的表述也出现在另一部重要的《庄子》内篇《齐物论》中：“今者吾丧我”，“现在的我遗忘了自己”。由此可见，庄子多么推崇“无我”的境界。至于理由，《逍遥游》已经指出，我们常常被自己的世界观局限住，要做到“逍遥”，就要超越自身。《齐物论》则从认识论上，给“至人无己”做出了更细密的阐释。
《齐物论》认为，“彼我”（“对方”和“我方”）的界限，阻碍了我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很多例子表明，在判断道理的是非之前，人们就已经有一些成见了。在认识事物之前，就有了成见和结论，这就好比你今天打算去某个国家，却说自己在昨天就到了一样可笑。
人类的成见里，最普遍的一种，就是对“自我”的执着。认同我方成见的人，就是我的朋友，不认同我方成见的，就是我的敌人。人类不但在立场上站队，在思想认识上也往往有党同伐异的倾向，因此互相否定到没完没了的程度。然而庄子指出，“彼我”的区别是相对的、不可靠的，对于我方是“彼”的东西，对于对方而言，也就成了“我”。黑格尔也曾有过类似的论述，当然庄子要早很多年了。
庄子关于认识论的论述中，最常被人引用的也许是那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句话常常被用来给没有是非观念的人洗地。但这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庄子反对的，是把“彼此”（即彼我）的分别当做“是非”的根据，并不是说庄子就完全否认是非的存在了。《齐物论》在使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个观点后不久，就提出了“莫若以明”——明察事物——的说法，而且反复阐释这一概念。
那么，如何明察是非呢？首先，既然彼我的分别阻碍了人类的认识，那么就要消除彼我的界限、人物的分别，由此达到“齐物”的境界。所谓“齐物”，就是把“我方”和“对方”，“自身”和“万物”等量齐观。用一种绝对客观公正的存在为标准，去认识和观照事物，这样可以达到明鉴的状态了。
然而，《庄子》确实更侧重，也更擅长论述事物中难以辩证是非的问题。《齐物论》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人类追求的美女，在动物眼中，是没有什么美可言的，鱼见了她们就会下潜，鸟见了她们就会高飞，麋鹿见到它们就会逃跑。这就是美的相对性。在这个例子里，如果用“齐物”的认识论来看，没办法根据人类的审美否认动物的审美。推而广之，整个人类美学就都没有意义了。较为实际的认识方式，当然不能把动物审美和人类审美一视同仁，而是我们作为人类，要更重视人类的审美观。
总结一下：庄子提出了是非的相对性，并非是想要完全抹杀是非；庄子提出“齐物”、“无己”，也不是为了把一切差别抹杀在虚无中，而是为了追求他眼中至高至明的认识。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庄子自己的著作。如果他确实没有是非观，那他就不必著书立说，不必倡导“齐物论”了。但庄子在相对性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一些后人片面解读他的理论，释放出了虚无的怪兽，这也许是庄子本人也没有料到的。
《庄子》一书，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喜欢打“养生”的比方，举“养生”的例子。这些比喻和例子里的“养生”，放在现代汉语里，大致可以翻译成“保命”。
比如《逍遥游》中，庄子提到，有一棵大树，长得歪歪扭扭，没法子作木材，但也正因为它没有用，所以不会被刀斧砍伐。《人间世》又重复说：那些可以吃，或者可以用的草木，都是因为自己有用，这才大难临头。你看某某地方的某棵树，就是因为没用，才保留了下来；另一个地方的某棵树，也是因为没用，才没有被砍掉⑪。到外篇《山木》，这类树木的比喻又一次出现了。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庄子》简直是不厌其烦，翻来覆去地讲这些比喻。在这个时候，庄子看起来不但不怎么“逍遥”、超脱，甚至像个缠夹不清的老太太。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很熟悉，这就是“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解牛”出自庄子内篇《养生主》，大家都很熟悉。一般读过这个故事的人，第一反应大多会是“庖丁技艺高超”，“顺其自然就能解决问题”，然而庄子的本意不在这里，他原本是要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养生之道”的——比起解牛的技术或者成功与否，他更关心刀刃的保质期。
庄子哲学讲究逍遥、超脱，为何仍然斤斤计较于生命呢？我们在《逍遥游》已经知道，庄子反对依赖外物。大鹏和列子能够乘风飞行，庄子仍然认为这是不足够的。这是因为，外物——比如名利财富——往往会变化，是靠不住的；即使藏在山沟里的船，也可能在半夜里被人偷走。而个人的身体，则相对而言是比较可靠的。因此《庄子》特别重视个体的生命，这是个人主义哲学推演的结果。民间道教后来吸收了庄子重视“养生”的那一面，形成了世界上少见的乐生主义，甚至贪生主义的宗教。道教许多分支以“长生不死”为最高理想，发展出了服食仙丹、采阴补阳等种种荒诞庸陋的学说，以外物为救命稻草。然而一旦依赖金丹、房中术这些外物，《庄子》的“逍遥”也就无从谈起了。
实际上，这些道士对《庄子》的理解是很片面的。庄子重视生命，认为个体生命相对可靠，这是没错的，但他写到这里，笔锋一转，也指出“人形”也是千变万化，朝生暮死，难以依靠。真正的圣人，需要去寻找更高的，更永恒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也就是“道”。庄子外篇中的《达生》篇，也断定了形体的不可依靠：“养形”，并不意味着就能“存生”。所以说，炼外丹、行采补的道教徒，大多是道家的乡愿，并不算真正理解《庄子》的人。
道教重视身体的保存，道家重视精神的超越。《庄子》的生死观其实是比较超脱的。用内篇《大宗师》的话来概括，就是“不以活着为快乐，也不厌恶死亡”；“人的生命像瘤子一样多余，死亡就好比这个瘤子化脓溃破了”。不只是内篇，《庄子》的外篇、杂篇，也多次表达了这个意见，应该是可靠的。
庄子既然超脱生死，何以仍然注重养生？《人间世》是《庄子》内篇中重复养生论调最密集的一篇。在这一篇里，作者啰啰嗦嗦举了七八个“保全生命”的例子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来到楚国，楚国的隐士接舆来到他的门前狂歌：“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这个意思是说：天下有道的时候，圣人成就自我，天下无道的时候，圣人保全生命，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不被刑罚杀戮已经不错了——这是《庄子》个体注重生命的重要理由。在这个黑暗的年代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为之而死的高尚理由，也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为之而死的渺茫希望。外篇《秋水》篇则说，暴君主宰的时代，不是智慧可以挽救的。
从庄学者的角度来看，此时世事已无可为，也不值得一为。所以，楚王请庄子做官，庄子把自己比成一只神龟：与其被杀死，留下龟壳占卜而受到尊敬，还不如摇着尾巴在泥涂中活下去。比起这些庸俗污秽的权力名望，个体生命自然更值得珍惜。 如前所述，庄子其人其书，都以个体生活为关注的重点；庄子所生存的环境，也使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避世的道路。因此《庄子》长于对内，短于对外，在和外界打交道的时候，《庄子》提出的对策，有时是非常畸形的。就拿前面的“养生”的比喻来说，为了自保，庄子更多地推崇“无用”，例如，如果人们天生残疾，就可以免于苛政和兵役了。这种因噎废食的畸形愿望，就像石头底下弯曲生长的野草那样，是极端压迫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就记录了一位老者，在年轻时为了免于成为帝王春梦的炮灰，“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自残逃避兵役的例子。
新丰折臂翁：庄子用无能自保，相当于折臂翁自残以躲避兵役的做法 在一个正常合理的社会里，有用和自保不矛盾，个人能力反而可以更好地支持逍遥理想。而庄子更多地强调通过无用自保，达到逍遥。不少学者由此认为，庄子思想中有很强的消极面，确是实情，但这种消极也是不得已的。野草无力反抗大石，只好弯曲生长，庄子做不到“攘外”，也只好“安内”了。
所以，如果我们想用《庄子》来改善社会环境，解决社会问题，恐怕是缘木求鱼，但如果我们想要用《庄子》来修身养性，来调节自己内部的身心状态，那就找对人了。
庄子的“逍遥”、“齐物”，有很强的超越意味。如能领会这种意味，足以开阔心胸，摆脱世俗拘束。曾国藩一度处处碰壁，心绪恶劣，正是借此走出了低谷期，从此奉《庄子》为七部必读书之一。
《秋水》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惠施在魏国做国相，庄子前去拜访。有小人挑拨离间，对惠施说：庄子这一行是来取代你的地位的。惠施大为恐慌，在国内大肆搜查三天三夜。庄子于是自行“投案”，给惠施打了一个比方：
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鹓鶵（yuān chú），它从南海飞去北海，不是梧桐树不停，不是高洁的饮食不用。它对那些污秽低俗的东西，是没有兴趣的。而猫头鹰捡到一只腐烂的老鼠，却怀疑鹓鶵要来抢自己的食物，“仰而视之曰：『吓！』”要把鹓鶵吓走。实际上这两种鸟的生态位完全不一样，这不是很多此一举的事情吗？
这个比喻和《逍遥游》的“大小之辩”一脉相承。惠施身为国相，位高权重，但内心虚弱，反应可笑；庄子一介平民，反而自在逍遥，享受更高的幸福。庄子之所以能更为逍遥，是因为他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对外物的依赖远远小于惠施。泰戈尔《采果集》谈及：“有一种财富对世上的一切财富都不屑一顾”，是同样的道理。惠施的焦虑不安，则是因为他被自己的境界束缚住，认为所有的人也和自己一样，都是争名逐利之徒，就好像傻子被自己的影子吓了一跳，可竭尽全力，也逃不脱影子的追随。要逍遥，就要超越自己。
又比如，死亡和“丧亲之痛”至今是人类心理避无可避的一大难关。前人有研究显示，丧亲人群有3.7%到12.8%的概率罹患延长哀伤障碍，并有相当概率同时受重症抑郁症、焦虑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之苦。对死亡的恐惧让包括雍正、朱常洛在内的帝王乞灵于丹药的帮助，结果却反而更早毁灭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庄子·至乐》中，通达的生死观却让庄子平静地走出了丧妻的痛苦：
“形体变化产生生命，如今变化又回到死亡，这和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自然。死去的妻子静静寝卧在天地之间，而我却呜呜哭闹。这是不能通达天命的表现啊，我就此停止了哭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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