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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粮食的仓储是国家或地方是否富足的标志之一。古代，京城里有庞大的粮食仓廒，所囤积粮食每年要靠各地运来，以充朝廷官员碌用及部队军粮。粮食的贮存相当重要，发生灾荒或战事，它是第一位重要的，俗话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古代粮仓称仓廒。地方上的粮仓也是官衙里的重点机关，它建造坚固，占地面积大，还要有重兵把守。在明代，每个建置县都要有仓廒，甚至下伸到镇。据清嘉庆《嘉善县志》载，历代来，包括置县之前，魏塘镇属嘉兴管辖时就有仓储，置县后逐渐扩大。到了清代康熙时，在县衙西的便民仓已有400间，按当时每间贮谷350石计算，有1.4万石可贮。 由于自明代以来不断灾荒，仓储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故在清康熙年间对粮仓的加固扩大，年年修缮，便利农民粜谷入仓与守卫。《魏塘政略》有记：“周围筑墙，外空夹道，以严巡守门，仍东、北两座俱临河埠，以便兑纳。廒檐宽出两架，以便里户堆垛。米、谷翼分左右，中砌甬路以总出入。” 仓廒的大门称“石库门”，是以条石砌成门框，用近10厘米厚的大门锁上。掌管库门钥匙的库领匙不离手，管看很严。 在仓廒大门内有厅堂，以办公之用。厅内大柱有抱联，上书： 一粒悉属民膏，睹千仓万箱，当惜辛勤物力； 五斗漫叨国俸，念三农九府，敢渝清白臣心。 此联足以证明当时守仓官员及库守对粮食的珍惜，和对工作职责之重的深刻认识。 我县最早的便民仓在建县后的成化二十一年（1485），由当时的知县汪贵在原有基础上扩建。里面设有官厅，上有匾额，书“藏富在民”四个大字，还设有土地神祠，因防火烛，禁止烧香。其后面就是一排整齐的库房了。明代库房的编号用汉字，如：“天字号二十楹”“地字号十七楹”“玄字号二十楹”“黄字号二十四楹”“宇字号二十四楹”“宙字号二十二楹”…… 石库门所谓楹就是柱子，一楹就是两根柱子间的尺寸，俗话称“一通壁”，其阔度约1米。当然一号之内还要分间，贮藏不同类型、不同年份入仓的粮食。 地方上的粮仓其实是一个融收缴、保管、发放、外运于一体的粮食集散中心。古代农户所缴纳的税赋大多以粮为贷，甚至当官的利碌也以粮米计量，到了清代为银粮通用，所有官差的俸薪也一样，因此粮仓是一个十分忙碌的单位。粮食的进出都有关大事，按文收发，严格规章更是仓廒人员必守之律，一旦有差错，那谁也吃罪不起。尤其是往朝廷运送的皇粮，对数量质量都有严格规定。 除此之外，仓廒还另有一些附属功能。 首先是区分谷子与白粮（即米）。农户粜进之粮都为谷子，因为晒干了的谷子易贮藏，谷皮包着米粒，不会受潮，宜于长期保存。如所交白米，则容易发霉变质。故有谷仓与米仓之分。米仓是用来贷付俸碌或充军粮的，即为流转时间短或需及时食用的。 古代由谷成米是用于手工舂的，如驻军要粮，不能给谷子，让他们自舂，如果是这样，部队变成了加工厂了，所以这个职能只能由仓廒来完成。据清代嘉庆《嘉善县志》载，当时的粮仓里设有39间房，安置了270副地臼，专门雇一批人在里面把谷子加工成米。 现在我们吃的白米都由机器脱去谷皮，古代无机械可用，只能用一石臼（本地也用砖臼），把谷子倒入后用一根木杵舂，有用脚踩的，也有用双手舂的。以前的农户家里也都有石臼。农民也一样，贮存的是谷子，要吃饭的时候才舂米。 古代管理仓廒之人对农业生产应该是行家，由于水稻谷的种类很多，粗看都一样，但舂成米后就大不相同了。各种米煮成饭以后的口感、香度、涨性、软硬等就更不相同了。许多年来我县所种的品种有：香杭稻、早白稻、早中稻、麻雀青、八月白、荔枝红、早八哥、六十日、金鼓黄、白芦籼、宁波籼、乌稻、黄芒大种、晚白稻、铁杆青、雪里青、女红稻、三朝齐、闲人忧稻、赶陈糯、芦花糯、羊须糯、九月熟、香杭糯、麻皮糯、观音糯、乌须糯、枣子糯、葡萄糯、芝麻糯等。 这些不同种类的谷子成熟期、产量、价格、档次、口味都不一样，农民们粜谷时各有千秋，管仓人出库舂米也会不一样，所以管理有一定难度。 关于稻种，一般农民自己选留，根据上年产量和田间劳作的难易，还要根据田脚肥料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仓廒是没有专门供应种子的，但如果因饥荒原因，农民把稻种谷都吃光了，那只有向仓廒借贷，有时官府也会赈贷发放谷种。 除了官仓之外，还有民间的社仓、义仓之类的仓廒，主要是靠平时捐赠积累贮仓，到灾荒时赈济之用，这等于是社会公益事业。因为当时有义田，义田收获的稻谷肯定存入义仓。义仓有时官方也参与，成为半官方性质。 还有一种叫“社仓”，这完全是民间自筹的了，它的功能也是为了赈灾，但也有乡绅和官员助捐。崇祯八年（1635），知县陈玉看官仓钱粮所剩无几，乃发动民间建社仓，并带头捐俸银50两。乡绅陈龙正积极响应，捐银300两。其他乡绅和商家也纷纷乐捐，当然他们手中没有粮食，就用这些钱去购买粮食，贮进仓内。 社仓还有另外的功能，因老百姓可向仓借贷，那就有利息积累，这些积累被用来支持办社学。社学有聘社师，其朿修也在社仓开支。嘉善人崇文尚学，鼓励后人读书，当年在魏塘的家学（即私塾）有10多家，在西塘、干窑等镇也有多家，但在农村里，欲读书的穷孩子不少，没有家学可求。社仓支持办社学，就会下伸到农村里，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很大作用。 明、清两代在嘉善的粮仓设在魏塘镇西门仓桥之南，也有在太平桥北的称“太平仓”。仓桥位于西门官塘上，河阔桥宽，便于农民停船、挑担缴粮。20世纪50年代末，仓桥圮。
《嘉善县志》便民仓图书影
圆筒粮仓，位于姚庄镇，县级文物保护点 二 翻开清代的《嘉善县志》，每提到粮食，无论是粮赋、田产、漕运，甚至官粮、仓储，其计量到斤、两、钱、分、毫。这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人们对粮食的尊重和珍惜。 吾邑虽为产粮区，至少在清代以来，算不到天下粮仓，也称浙北粮仓，算是农业大县吧！但这里的粮赋一直很重，加上历史上嵌田的原因，粮食一直很紧张，老百姓有得吃饱那是大幸了，对于产粮区来说，真是太悲催了一点！ 其实，古代的粮食制度是非常混乱的。因为粮食与银钱之间的转换可以说与现在的股票一样，每天有不同的差价。在粮食中的谷米转换、白米与糙米的转换，还有漕运中的代运折换，一直是投机取巧者赚取的得益之处。许多人在粮食中起家发财，许多人在粮食中受欺被逼，家破人亡。粮食，那是老百姓的命根子！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照样种田，照样交公粮、留口粮。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粮食生产远远跟不上所消耗的数量。许多地方，尤其是边缘地区或贫粮地区，由于粮食的缺乏而引起的动荡和人心之惶随处可闻。更有投机倒把分子从中倒买倒卖，让粮食市场出现一度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和居民定量供应，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了。 先来说说新中国成立后的粮食生产。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毕竟有局限，在灌溉施肥、除虫等关键问题显示出弱点。在1952年有一个叫孟锦山的人组织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集体的力量，生产关系得到了改进，粮食产量有了明显增产。 1958年提出的“大跃进”，其愿望是好的，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是没错的。但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往往适得其反。当年，魏塘公社的和合生产队的征购任务是92万斤，但虚报产量和浮夸风，让数字增加到111万斤。1959年平均亩产为436斤，但虚报数为510斤。其后果为农民把全部收获的粮食上交也不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些农村的墙头作画，一辆大卡车竟拉了一颗大谷子。不切实际的幻想居然充塞着现实生活。 在我们这个地区粮食生产的单一性，也造成了度过困难时期缺少办法。1960年年底和1961年年初，是粮荒的最低谷。开始是“瓜菜代”，南瓜、胡萝卜、青菜都吃光了。接着就吃糠、吃还未成形的紫英云、吃湖羊草等。 那个时候的城镇居民每家都有一张购粮证，这是全家的命根子，比钱还重要！如果把购粮证丢了，那谁也帮不了你，只得挨饿。那时的出差有流动粮票补贴，有机会出差又能拿到流动粮票补贴的实在令人羡慕。出差在外要上馆子吃饭，不给粮票是不行的，这粮票又不能买卖，而出差的人也尽量缩食，尽量省下一些粮票以备不测。出远差的人还可以到粮管部门换取全国粮票，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积攒全国粮票成为每个家庭一定要做的事情。在取消粮票的年时里，有的家庭积了好几百斤呢！这不是粮食富裕余下的，而是千方百计节省下来的。 记得那时我还很小，秋收后早已巡视过几遍的稻田里，还有人在那里细细寻找稻穗或脱落的谷粒，我就是其中之一。把拾回来谷子放在两块砖头之间搓，谷皮就会磨掉，吹去后就剩下米粒。还有，记得那年田里稗草特别多，稗草籽常被打落在谷中，谷轧成米后稗草籽也会常常出现在米中，往往要被剔捡掉，听说稗草籽吃下肚子去会掉落在盲肠里得盲肠炎。但我发现稗草籽里面也有“肉”，就在每天吃的米中一粒粒地拣出来攒着。稗草籽很小，与芝麻差不多，但芝麻长长的，而它是圆的，呈细珠状。壳硬且厚，里面的肉实在太小了。可是十分耐心的我一颗颗地积累起来，半年后，居然有半斤多。祖母笑话我怎么吃，我却胸有成竹，晒干后放在石磨里磨碎。 我家有手牵的小石磨，我把半斤多的稗草籽牵了两遍，然而用筛筛去皮壳，剩下的就是粉了。令人兴奋的是很香，且有三两多。我就把粉和上水，放点糖精，问祖母要了点油，煎成一个碗口大的饼。我邀祖母同享，她摇摇头说：“亏你想得出，你吃我就开心了。”稗草饼又香又糯，真是天下美食！因为没时间，后来再也没耐心做第二个了。 居民的户口粮每月1日发放，如果人死了，不管死在月初或月末，当月的粮食计划就不会回收了。记得我祖父是在1961年4月4日故世的，祖母说他照顾我们，把口粮省下来给我们……当年的粮食，金贵到如此地步。 我的祖母一直教导我说：“要惜食，稻米是人向它跪求出来的。”她所说的跪求就是耘稻，农民耘稻是跪在田里进行的，而且每一季稻要耘三遍，跪三次。粮食来之不易，要珍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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