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8年度业务交流报告会（一）

　　2019年1月11日——13日，2018年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业务交流报告会在杭州举行。11日的报告会由王海明副所长致开幕词，15位学者汇报发言。

王海明副所长致辞

　　王宁远介绍了考古与保护中心建设和良渚遗址考古。历史沿革方面，考古工作站从吴家埠、反山、八角亭，发展到现今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良渚管委会联合建立的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配备了完整的库房和实验室；良渚遗址考古从单体遗址考古、遗址群考古走向都邑考古，团队建设逐渐完善。理念方法上，逐步形成了清晰的大遗址考古理念，以良渚古城为中心将整个1000平方公里区域整体纳入统一观察；同时保持高度的遗产保护理念，在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的核心区域不间断地开展主动性发掘和精细勘探，古城遗址外围区域开展全面勘探。多学科合作领域，围绕“资源与环境”、“水利与工程”、“技术与信仰”等专题，与国际国内学术界开展了广泛而精细的合作研究，取得丰硕成果。80年来，积累了丰富的良渚大遗址考古实践经验：以工作站为依托的不间断工作、学科齐全和稳定的人员梯队、可信赖的长期合作团队、发掘调查与多学科研究并重、和谐的省地合作共赢关系。

王宁远汇报场景

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

　　宋姝介绍了动物考古的进展。首先实验室动物标本在逐步完善中，现已收集仙坛庙等9处遗址的出土标本和17种现生标本。庄桥坟遗址动物遗存的研究显示，该遗址出土各类动物遗存681件，共11个种属，包含 181件骨、角、牙制品；其中成年雄性猪的下犬齿、下门齿是制作小型工具或者装饰品的主要原料，大型哺乳动物的长骨制作骨镞、骨锥、骨簪，成年鹿科动物鹿角制作成对靴形器；人类对于制作骨器的动物种属有一定的选择标准，成年猪、鹿和牛是当时骨、角、牙料的主要来源；鹿和鱼类、软体类是野生动物，说明当时遗址附近存在树林、灌丛和河流，狩猎是当时人类的生业方式之一；大量猪骨表明当时的养猪业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殉狗较为普遍。未来计划进一步收集浙江各个时期遗址中的动物遗存材料，并制作和收集现生标本，开始建设浙江地区各遗址内动物遗存数据库。

宋姝汇报场景

动物考古实验室

庄桥坟被截断的雄猪下犬齿

　　姬翔介绍了良渚遗址群石器岩性鉴定和石料来源研究课题的新收获。在距离良渚古城7.5公里的仇山发现了疑似制作花石钺的石料，与汇观山、反山部分墓地中出土的标本较为相似；在距离良渚古城75公里的河桥古镇，发现了可能用来制作石锛的纹层状硅质岩。此外介绍了地质考古实验室的建设情况：现今地质考古实验室有岩石样本400多件，各类设备十余台，包括偏光显微镜、金相显微镜、便携式激光拉曼光谱仪、便携式X荧光光谱仪、离子色谱仪、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等，可以开展岩石薄片鉴定、微痕观察、珠宝玉石鉴定、常量元素分析、陶瓷岩相学观察等方面工作。2019年将完成石器课题的阶段性报告，岩石矿物标本库的补充，以及石器、陶器、玉器数据库的建立等工作。

姬翔汇报场景

河桥古镇纹层状硅质岩与良渚遗址出土石锛

　　武欣介绍了钱山漾、山崖尾、陇东遗址的植物遗存调查收获。钱山漾遗址浮选获得了800余粒植物种子，其中粮食类作物数量最多，包括水稻和粟黍，共计651粒，占80%以上。山崖尾遗址浮选获得炭化植物种子遗存468粒，分属19个种，其中粮食类种子有水稻、粟、黍，共计331粒，占70%以上。陇东遗址浮选获取炭化植物种子遗存共421粒，有11种大植物遗存；粮食类种子有水稻、粟、黍等，共377粒，占90%左右。较高的出土概率说明这些遗址的居民以种植水稻为主；驯化型粟黍及其伴生杂草马唐、狗尾草的发现，暗示了遗址里的粟黍应该是当地种植，因此长江下游地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了旱作活动；起源于黄河流域的旱地作物出现平原湿地类型的钱山漾遗址，说明文化传播存在惯性和同化的过程，同时具有时代性和多样性。目前这三个遗址出土的粟黍是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旱地作物遗存。

武欣汇报场景

大植物遗存实验室

钱山漾遗址植物遗存

　　刘亚林汇报了钱塘江上游旧石器考古调查。洞穴调查以浙西岩溶洞穴调查为主，涉及少量浙中红砂岩洞穴，共记录和踏查洞穴70多个，未在地表采集到史前遗物，对其中12个洞穴进行试掘，仅出土少量动物骨骼和历史时期瓷片；该区域水土流失严重，第四纪阶地堆积极不发育，缺乏网纹红土剖面，在4处地点采集到石核和石片，但数量很少，没有明确的工具，因此旷野调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此外，在常山球川采集到数量丰富的印纹陶片和磨制石器，属于肩头弄类型；在衢江北岸的黄甲山塔土墩剖面中，发现钱山漾文化地层，采集大鱼鳍形鼎足、石镞等遗物。总体来看，该区域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并不频繁。

刘亚林汇报场景

衢江灰坪前叶洞及其出土动物化石

　　此外，刘亚林汇报了慈溪茂山地点的试掘及翠屏山北麓考古调查工作。茂山地点是翠屏山北麓的一个山丘，文化层分布在缓坡下，试掘面积2平方米，出土大量史前陶片，可分为上下两个文化层，上层的文化特征与钱山漾遗址一期阶段基本一致，属于典型的钱山漾文化；下层侧扁足占绝对优势，不见大鱼鳍形鼎足，这与三亩里遗址晚期遗存、茅草山晚期遗存、尖山湾遗址、文家山遗址有相似之处，首次在地层上证实了此类遗存与典型钱山漾文化的叠压关系。考古调查采取地面踏查的方式，围绕翠屏山北麓的山岗以及近山平原的孤丘展开，共发现地点12个，横河镇胡家山为钱山漾时期遗址，其余多为春秋战国时期遗址，其中翁郎桥、白南云和老虎山头3个地点遗物较密集，可能是居址。通过本次调查，可看出翠屏山北麓商周时期的遗址，线性散落在山前平缓坡脚，地表踏查的结果显示，遗物均集中在小范围内，呈现出分布广泛、点状散居的聚落形态，这种布局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海洋生态景观的关系，值得探讨。

东眺慈溪茂山遗址

慈溪茂山遗址上文化层部分遗存

　　蒋乐平首先介绍了义乌桥头遗址发掘。本年度桥头遗址主要发掘环壕所包围的中心台地，试图理解中心台地的功能。揭露了一处环壕内侧的双排柱洞遗迹，底部铺垫有石块。中心台地南部发现红烧土房子，未见柱洞，北缘有一条清晰的界线。另外在F1南侧发现复原率较高的陶器遗迹一处，无明确的边界，修复陶器约20件；北侧发现一器物坑，器物叠加，可复原上山文化器物约40件，这些器物的分布应该与中心台地的功能有密切关系。随后汇报了金华下伊青阳山遗址附近区域考古调查：下伊青阳山地点、下伊半盘山地点和东祝三塘山地点的调查和试掘，证明该地区存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层，是研究世界稻作起源、浙中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演变的重点区域；此外，还对贞姑山遗址、龙口遗址等商周时期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采集和出土了一批商周时期遗物，为研究金华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和探寻姑篾古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蒋乐平汇报场景

义乌桥头遗址环壕内部双排柱洞遗迹

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上山文化彩陶

　　楼航汇报了临平玉架山遗址的新收获。遗址位于太湖西南部的近山平原地带，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共发现了由六个相邻的环壕围沟组成的良渚时期聚落遗址，其中环壕Ⅰ在整个聚落中具有重要地位。本年度环壕Ⅳ的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清理良渚文化墓葬49座，建筑遗迹1座、灰坑2座，并对北壕沟进行了解剖、清理。共出土遗物约200余件（组）。该环壕出土遗物的年代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因此各环壕的起始年代可能存在不同。另外，环壕Ⅴ发掘了200平方米，发现良渚文化晚期墓葬8座。这种聚落模式在良渚文化中是首次发现，是田野考古上的新突破，反映了良渚文化社会的基本单元，为研究良渚文化社会的组织结构、氏族内部和氏族之间的等级差异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视野，对于本地区以及良渚文化以后的考古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楼航汇报场景

临平玉架山环壕Ⅳ建筑遗迹

临平玉架山M490

　　孙国平介绍了余姚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前期基坑工程施工及钻孔出土文物情况。井头山遗址在为引孔进行的旋挖钻孔过程中，从地下8～10深的文化层出土和收集了大量文化遗物，包括大量古人食用后废弃的各类贝壳，以及与河姆渡文化、跨湖桥文化、甚至上山文化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陶片，还有少量木器、石器和骨器，更加可靠和清楚地证明井头山遗址的独特内涵和重要价值。

孙国平汇报场景

余姚井头山遗址发掘基坑位置

余姚井头山遗址基坑东段6米深的地面

余姚井头山遗址陶片

　　此外，孙国平还介绍了富阳瓦窑里遗址发掘新收获。遗址北距富春江约3公里，处于山前和江边之间的低缓台地上。2016-2017年进行小范围发掘，发现马家浜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的遗迹遗物。2018年在原发掘区南侧发现20多座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中期的墓葬，从分布情况和年代关系看，可构成一处小型氏族墓地，随葬陶器基本组合为鼎、豆、罐、过滤器，对认识和复原富阳这一区域的史前社会和文化早期阶段的发展过程，具有突破性意义。此外还发现了史前村落砂石路、石器作坊，及历史时期墓葬、砖窑等遗迹。共出土陶器、石器、玉器、印纹硬陶器等遗物400多件。本次发掘表明，丘陵山地型农业是决定浙西南地区社会发展状况和进程的基本因素；确定了富春江两岸沿江区域是浙北史前文化向浙江中部和西南部地区传播的重要通道，是浙北史前文化核心区外围具有密切亲缘关系的次级分布区，具有进一步开展野外考古工作的潜力和价值。

富阳瓦窑里遗址M14随葬陶器

富阳瓦窑里遗址出土石器

　　王永磊介绍了河姆渡文化核心区区域系统调查的进展。本次调查主要覆盖了余姚东部地区翠屏山南麓沿山地带、龙山与凤凰山的周围。调查采用了地面调查、勘探与剖面观察相结合的方式，共复查以往发现的遗址14处，新发现新石器时代到汉六朝时期遗址36处，基本摸清了翠屏山南麓山前地带遗址的分布信息。此次调查发现，河姆渡文化早期，这一区域仅有3处遗址，河姆渡文化晚期遗址数量明显增加，达到15处；良渚时期，遗址数量略有减少，共有9处；钱山漾-广富林时期没有明确的遗址；马桥时期遗址数量再次增多，也有15处；西周时期遗址数量再次减少，约有11处；东周时期遗址数量激增，达到38处，这一阶段遗址数量剧增，可能与地理环境的稳定，越国的建立导致人口的增多关系密切。总体来看这些遗址面积不大，基本都是基层村落。

王永磊汇报场景

河姆渡文化核心区范围示意图

河姆渡文化核心区钻探作业情景

　　陈明辉汇报了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2018年度考古收获暨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良渚课题成果。对桑树头遗址进行长探沟发掘，在其南部共发现两排6座房基土台，推测是城内一处贵族居住区。对南城墙进行了小规模解剖发掘，了解到该段城墙堆土呈块垄状，局部可见明显的草裹泥痕迹，铺底石也呈块垄状。毛竹山台地目前仅清理良渚晚期小墓一座。钟家港中区完成了河道内巨型木结构的整体揭露和提取。石前圩东遗址发现两条古河道及一处台地，清理良渚晚期墓葬1座。水利系统方面，继续对高坝中的蜜蜂垄进行发掘，对坝体南部的沟进行重新揭露和解剖。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郊区聚落的全覆盖式勘探，良渚古城东部新发现大量遗址，遗址密度是原调查的4-5倍，目前遗址范围内共发现台地遗址300多处。古城周边存在1000平方公里的王幾腹地，拟开展持续的区域系统调查，2018年与山东大学考古学系合作，完成古城以南200平方公里调查工作，发现了遗址26处，包括2处马家浜文化遗址、7处良渚文化遗址、1处广富林文化遗址、11处马桥文化遗址，面积基本都在1万平方米以下，最大的遗址约3万平方米，并对新发现的喻家斗门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属于良渚时期的古河道和河岸台地，在良渚文化堆积中包含大量马家浜时期的陶片。2019年将继续在德清东部和余杭中东部进行区域系统调查，涉及面积400平方公里，并开展环境考古，寻找良渚时期的古河道。

陈明辉汇报场景

良渚古城桑树头中南部遗迹分布图

良渚古城南城墙解剖

　　朱叶菲介绍了德清中初鸣良渚文化制玉作坊群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作坊群距离良渚遗址群仅18公里，被纳入国家文物局十三五重大专项课题“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从崧泽到良渚”。2018年对其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考古勘探表明该区域存在由数个加工作坊组成的玉器加工作坊群，其中中初鸣遗址面积约为7.5万平方米，田板埭遗址面积约为14万平方米。考古发掘面积约1100平方米，发现和清理良渚文化晚期土台1处、墓葬4座，灰坑15个，灰沟4条，井3个。出土玉器（含成品、半成品、残件）共100余件，玉料1600件，石器200余件（其中砺石、磨石、燧石等50余件）。玉料种类有透闪石、蛇纹石、叶腊石、滑石、萤石等，器型包括锥形器、管、坠、隧孔珠等。碳十四年代为距今4800-4500年。德清中初鸣和杨墩玉器加工作坊群，面积大，年代明确，虽然产品原料、产品种类较为单一，但生产规模大，是迄今为止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时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玉器加工作坊群遗址，对这一时期生产经济模式的研究，以及与玉料来源、产品流通有关的人群和社会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后续将开展聚落形态、玉器流通与经济模式、古环境、与良渚古城的关系等方面的学术研究。

朱叶菲汇报场景

德清中初鸣遗址台Ⅰ

德清中初鸣遗址出土玉器半成品

　　余金玲介绍了达泽庙遗址进展。为配合扩大杭嘉湖南排水利工程，本年度对达泽庙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清理崧泽墓3座、灰坑21个，良渚墓11座、灰坑10个、房屋遗迹1处，广富林灰坑3个，马桥灰坑6个，春秋战国灰坑13个、灰沟1条，宋井3口，宋—明清灰坑11个、灰沟5条。出土各类器物160件，其中陶器88件、石器37件、玉器26件、瓷器9件。史前墓葬依托土台分布于三片区域，分为良渚墓葬和崧泽墓葬，头向多朝南，崧泽墓葬随葬品较少，多为陶器组合；良渚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其中M71和M73的墓主应当为夫妻。在发掘区东部新发现良渚时期房屋遗迹一处，为长方形基槽，基槽内有柱洞。广富林遗存是本次发掘的一个新发现，为研究海宁地区早期历史脉络提供了一个较好案例。之后介绍了达泽庙遗址第三届田野考古培训班的情况。

余金玲汇报场景

海宁达泽庙遗址M71玉石器

海宁达泽庙遗址M69全貌

　　丁品介绍了桐乡大园里遗址的发掘情况。遗址为一处约呈东西向、高出周围农田1.5—2米的不规则长方形台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现，后经多次盗掘。2018年，因钱江通道北接线从遗址穿过，而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1430平方米。发现良渚文化时期人工营建土台2个（编Ⅰ号、Ⅱ号）、墓葬3座、灰坑12个、沟3条、水井1口，马桥文化时期灰坑1个、沟2条，宋代砖室墓和土坑墓各1座、水井1口。出土陶、玉、石等各类遗物200余件。通过对Ⅰ号土台的解剖，证明其外围有断续不相连的排水沟，应是土台的附属设施；良渚时期土台在使用时不断扩建，废弃后被马桥文化先民再利用。因此Ⅰ号土台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边使用边扩展的过程，是一处居住生活和埋墓合一的聚落遗址，不同阶段可能存在主要功能的转换，而不是常见的只经过一次或几次大规模营建后形成的墓地；呈现了土台型聚落形态的复杂多样性，也为研究良渚文化时期聚落演变和模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丁品汇报场景

桐乡大园里遗址良渚文化时期Ⅰ号土台

桐乡大园里遗址Ⅰ号土台西坡下的G1

　　孙瀚龙介绍了缙云陇东遗址2018年考古发掘新收获。遗址位于缙云县壶镇东北部的陇东村，括苍山系余脉的山前盆地，2018年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487平方米。结果表明该遗址是一处好川文化遗址，并包含了良渚、钱山漾文化因素。主体以好川文化堆积为主，共发现灰坑65座、墓葬5座、灰沟3条，柱洞23处。陇东遗址是继好川、曹湾山、山崖尾之后正式发掘的又一处好川文化遗址，对于认识好川文化面貌、分布范围、聚落形态具有重要价值。根据调查，该遗址还发现了少量的上山文化采集品，为今后寻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提供了线索。遗址中良渚、钱山漾文化遗物的发现，增补了对它们影响范围的认识，对于研究公元前25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晚期浙南山区的文化发展脉络、文化交流、人群迁移、社会演变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好川文化时期大量打制石器的发现，对于研讨该时期的石器制作技术、生业经济活动具有重要作用，也使得我们有证据判断陇东遗址曾进行过专门化的石器生产活动。

孙瀚龙汇报场景

缙云陇东遗址发掘区

缙云陇东遗址好川文化遗迹遗物

　　仲召兵介绍了浙江江山山崖尾遗址的发掘收获。遗址坐落在仙霞山脉北麓的山前岗地上，东侧紧邻钱塘江上游支流江山港，面积约5000平方米。为了推动和深化好川文化的研究，2018年上半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揭露了一处好川文化聚落，清理好川文化墓葬59座、灰坑45座，商代灰坑9座及少量柱洞遗存。出土陶器、石器、玉器、漆器等遗物共300余件。遗址可分为三期四段，北部生活区可分为一期早段和晚段，二期为好川墓葬及部分灰坑，三期为商代灰坑及部分柱洞。大量测年样本的获取，将首次构建起好川文化的绝对年代框架；初次揭露了好川文化形成之前浙西南地区土著文化遗存的面貌；生活区动植物遗存的获取，将填补本地区龙山时代生业经济认知的空白；为探讨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向马桥文化肩头弄类型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基础；为探索龙山时代浙西南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仲召兵汇报场景

江山山崖尾遗址发掘区

江山山崖尾遗址好川文化随葬品

仙居下汤遗址

仙居下汤遗址出土上山文化陶器

　　此外，仲召兵还介绍了仙居下汤遗址的发掘收获。遗址四面环山，南侧1公里即为灵江上游的永安溪，是一处典型的背山面水、临水而居的史前聚落遗址。为配合下汤遗址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2018年度对下汤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第一阶段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2米，含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等多个阶段，以上山文化遗存为主。本年度已清理三个阶段的灰坑共87座，河姆渡文化时期建筑遗迹1组，上山文化陶器组合19组。该遗址对于建立灵江流域的史前文化谱系，了解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状况和生业经济结构及陶器、石器的加工技术、功能，复原遗址的古环境等都有重要意义。（摄影：孟诚磊、林城）

（图文转自：“浙江考古”公众号）

责编：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