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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思想是道教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构成而言，道教科技思想 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隋唐北宋时期的道教科技思想也是如此。不 过，就时代的侧重点而言，天文历算以及医学养生思想则是最有代表性的, 故而本章拟就这两个领域进行论述。 第一节隋唐道教的天文历算思想 出于某种政治诉求和延年益寿需要，道门素有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传 统。这一传统在隋唐北宋期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隋代道士张宾、马赜和隋 末唐初道士薛颐®都因“洞晓星历”、“尤晓杂占”受到朝廷重用。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唐初先后五、六位道门中人出任太史令，司掌国家的最高天文历 法机构。这五、六位道门太史令依次为傅奕®、傅仁均、薛颐、李淳风、尚 《旧唐书》卷191《薛颐传》云：“薛颐，滑州人也，大业中为道士，解天文律历，尤晓杂占， 场帝引人内道场，亟令章醮。武德初追直秦府。颐尝密谓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 爱。’秦王乃奏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6册，第5089页。 《旧唐书》卷79《傅奕传》云：“傅奕，相州邺人也，尤晓天文历数。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 谅，……高祖为扶风太守，深礼之。及践祚，召拜太史丞，……遂迁太史令。”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第8册，第2714页。 献甫®。其中张宾、傅仁均、李淳风影响较大，被清代阮元作为著名天算家列 人《畴人传》中。傅奕原为道士，在天文、历算方面很有造诣，后弃道人佛。 隋唐之际，道教在天文历算方面曾作出过积极贡献，涌现了一批像丹元子、 李淳风、傅仁均这样的杰出天算家，推动了中国传统天文历算思想的发展。 一、《丹元子步天歌》中的天文学思想 汉代以降，随着天文星象观测的深人，人们认识的星数和星官（星座） 数剧增，需要有一种能够帮助辨认和记忆全天星官的工具，因此出现了许多 星图。三国时代，吴国太史令陈卓把石氏、甘氏、巫咸三派星占家所占的星 官，加以综合，求同存异，编成一个具有283官1464个恒星的星表，并绘 制了星图。星图的优点是形象，使人容易辨认星官。但是星图复杂，难于记 忆。于是人们便开始借用带有韵律的诗文、歌诀来描述全天星宿。在这方 面，道教天文学家作出了突出贡献。 隋代道号为黄冠子的道士李播®就曾作《天文大象赋》，采用歌赋形式 对星空作了文学描述。李播的这一尝试有助于人们认识星空，但惜流传 不广。 隋唐还出现了一部署名为《丹元子步天歌》的天文著作，圆满地完成 了这一工作。关于《丹元子步天歌》的年代、作者，文献记载不一，学术 界目前尚存不同看法。®但就丹元子这一称号来分析，此乃典型道门道号。' 不管《丹元子步天歌》的作者是否真为王希明，但可以判定，《丹元子步天 歌》肯定出自隋唐道徒之手。 丹元子按陈卓所定星座，把周天各星的步位，编成一篇七言长歌，名之 《旧唐书》卷191《尚献甫传》云：“尚献甫，卫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初出家为道士。则天时 召见，起家拜太史令，固辞曰：‘臣久从放诞，不能屈事官长。’则天乃改太史局为浑仪监，不隶秘书 省，以献甫为浑仪监，数顾问灾异事，皆符验。又令献甫于上阳宫集学者撰《方域图》……”北京：中 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6册，第5100页。 李播即李淳风之父。据《旧唐书》卷79《李淳风传》载：“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 弃官而为道士，颇有文学，自号黄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图》，文集十卷，并行于代。”北京：中 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8册，第2717页。 《新唐书·艺文志》载有“王希明《丹元子步天歌》一卷”；郑樵《通志·天文略》卷6则称： “隋有丹元子者，隐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见者可以观象焉。王希明纂汉、晋志以释之， 《唐书》误以为王希明也。”详见《通志二十略》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乃年版，第450页。 为《步天歌》®。其独特的天文学思想主要有以下二点： “步天识星”的天文学思想 《步天歌》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以文辞浅近、带有韵律的歌诀来介绍陈卓 所总结的283官和1464星（文中加点的即为星名）。 例如： 东方七宿之一 厚，两星南北正真着，中有于導上年甲，总是黑星两相连。别有一 乌名每f，于導右畔独渊然。最丄圣星*·形，考下芩丨〕左于旱，双双 横于參·上。參學十星屈曲明，學中五孕+五星，三三i着形。其 中四iiij名f，楼外两星横。 北方七宿之一 擘，两星下头是ff，五星横着行，次之口四方。擘上卞 辱十ii黄，学f五星傍。 、 紫微垣（三垣之一） .中元北极紫微宫，半參五星在其中，冬亨之半第二珠，第三之星举 子居，第一号曰为太子，四为后宫五天枢。i右四星是四辅，天一太一 · · · · · · · 当门路。丰準夸準夹亨丨'；]，两面营卫一十五。丰两相对，才亨丰 f次才苹，44+旱^丄孕，后门东边大赞府。门®^作一彳孕，丄次 i向imf。$·门里两tf,辱卞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i一户，， 孝四星五i柱。·尖理两星啰·边，睁尾指氺翠颜。夸呼六星亡甲前·， 尽專独在里。！亨蚤门是，肀苹并六星，·年作椤象盖伞 形，盖上ii九个星。i曰兮幸如连丁。垣外·左右各六珠，右是$吃左 。吩前八星名Af，五个宿。$率六星丰f在，申卓m星 +奉对。·冬學千上本A形，·稀疏分士 i个星。· i昌之+士手兮，· i尊只 士三公明。天i六星太尊边，太阳之守四势前。一个宰相i阳侧，更有 · · · · · · · · · · · · · ①《步天歌》内容现存《灵台秘苑》，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乾象图》等多种典籍中。 手今，西偏，即是字孝一星圆。$學四星4里暗，等旱近着子序淡。；1.匕 +之i七星，，第一主帝名i二第k攀$星：裱四名·年·第五令.， 举六i名。① .. .. _ · 现存《步天歌》中每句还配有星图，今略。从以上摘录的《步天歌》 内容来看，《步天歌》采用朗朗上口的歌诀形式形象而生动地描述了星官的 名称、星数和位置。人们读着步天歌，如同沿着天上的星官，漫步在天空繁 星之间一样，所以有“步天歌”之称。全歌条理分明，易于记忆。譬如, 我们只要先认识一颗甲星，然后由甲星向东走去，便到乙星，或向南走去， 便到了丙星。这样，人们念着有韵味的歌诀，按着方向，一颗一颗地走过 去，就可以辨认全天星座。这种步天识星的方式十分便捷，所以《丹元子 步天歌》一经问世便广为流行，成为初习天文学的必读著作。宋代史学家 郑樵就曾借助步天歌观测星斗，自云：“一日得步天歌而诵之。时素秋无 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 矣!”®清代著名天算家梅文鼎也曾高度赞扬《步天歌》，云：“句中有图， 言下见象，或半或约，无余无失由于《步天歌》在传习天文知识中发 挥了巨大作用，以至从宋郑樵《通志·天文略》起，朝廷往往将其视为秘 笈，限定只能在灵台传诵，严禁传入民间私习。 “三垣二十八宿”的星空划分思想 ' 在中国天文学史上，《丹元子步天歌》首创了采用三垣、二十八宿的星空 划分法，即把北极附近的星象分为紫微、太微和天市三垣，其余分属于二十八 宿，将全天的星空分为三十一大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 的起源很早，《周礼》中已有“二十有八星之位”®、“二十有八星之号”® 《通志·天文略第一》，《通志二十略》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51—487页。 《通志·天文略第一》，《通志二十略》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50页。 转引自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6页。 古人观测天象，以二十八宿为基础，即东方七宿（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北 方七宿（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宿（白虎）：奎、娄、胃、昂、毕、觜、参；南 方七宿（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 《周礼·春官》，《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818页。 ©《周礼·秋官》，《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889页。 的记载。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内有一个书写二 十八宿的漆盖箱。但早期二十八宿名称，仅仅表明星座个体而已，而且二十 八宿体系最初只是古人用来作为标志日、月、五星运动位置等目的而采用 的。到了战国时期，二十八星宿的区域划分已经相当流行，以至于《黄帝 内经》把二十八星宿也用于人体气血运行的度数说明之中，该书之《灵 枢·五十营第十五》称：“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人气行一周，千八 分。日行二十八宿，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 以应二十八宿。”在此基础上，《丹元子步天歌》进一步把二十八宿作为星 空分区的主体。二十八宿星空区域的划分，是以二十八宿星官为基础，把天 空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域。因为二十八宿星官在天上的分布疏密并不均匀，所 以这二十八个区域的大小也相差很大。最大的井宿所占的赤经范围达三十多 度，而最小的觜宿、鬼宿则只有几度。由于岁差的影响，各宿的距度在不同 时代也有些变化。 《丹元子步天歌》还采用三垣来划分星空。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 市垣。同样，作为星官来说，这些名称的起源也很早。但在丹元子之前，人 们并没有把它们直接作为划分天区的主体。只有在《丹元子步天歌》一书 中才首次将三垣作为三个天区的主体，应用于星空的划分。紫微垣简称紫 垣、紫宫，其所在的天区是北极周围。①丹元子把二十八宿星官与紫微垣天 区之间空隙较大的区又划出二垣，即将星宿、张宿、翼宿和轸宿以北的天区 称做太微垣；而将房宿、心宿、尾宿、箕宿和斗宿等以北的天区称做天市 垣。这种采用三垣、二十八宿作为全天星空的划分主体，将整个星空划分为 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三十一个区域系统，这是《丹元子步天歌》中又一独 到的天文学思想。这种分区方法使得每个区域都有一个主体，范围得当。正 是由于这种星空划分方法较为合理且又十分形象,®故一直被历代所沿用， 直至近代。 二、历法新思想 古代天文学，重在历法。隋唐道士积极参与了官方的历法制定工作。隋 紫微垣乃三垣的中垣，居北天中央位置，故又称中宫。 例如，三垣中每垣都有若干颗星作为框架，如同围墙一般界限出这三个天区的范围。 统一南北朝之后，于开皇四年正月，正式颁用道士张宾所制开皇历。《隋 书》卷17《律历志》记载： 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 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 由是大被知遇。® 道士张宾是因为擅长面相和星占之术而被隋高祖重用。占星术主要是以 桓星为观察坐标，视彗星、流星、新星的出现，日、月、五星的位置移动， 以及星气、云气的变化，推定人事的吉凶祸福。因此占星术士往往都具备一 定的天文历法知识。所以隋高祖后来又命张宾与仪同刘晖、骠骑将董琳等人 “议造新历”。于是“宾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损，四年二月撰成奏上”®。 隋高祖披览后，下诏“颁行天下，依法施用”，是为开皇历。随着新历的颁 行，在刘晖的推荐下，张宾升迁为太史令。张宾的开皇历只是将南朝刘宋何 承天所造的元嘉历略加增减而成，并无多大创新。而且开皇历本身还存在一 些缺点。开皇历颁行后，就遭到当时刘孝孙和刘焯等人的批评，指出其主要 缺点是不用破章法，不考虑岁差，不知用定朔，不会计算上元积年而立五星 别元等。所以张宾的开皇历只施用了 13年，不久就被张胄玄的大业历所取 代。相形之下，唐代道士傅仁均的戊寅历和李淳风的麟德历则较为先进，其 中包含有不少历法新思想。 据《新唐书》卷25《历志》记载：“唐终始二百九十余年，而历八改， 初曰戊寅元历。”®戊寅元历即东都道士傅仁均所造新历戊寅历。“高祖受 禅，将治新历。东都道士傅仁均善推步之学。太史令庾俭、丞傅奕荐之，诏 仁均与俭等参议，合受命岁名为戊寅元历。乃列其大要，可考验者有七 傅仁均在太史令庾俭、丞傅奕推荐下，受命造新历。由于高祖受命岁即武德 元年的干支为戊寅，因此这一新历取名为戊寅元历或戊寅历。戊寅历在历法 《隋书》卷17《律历志》，北京：中华书局所3年版，第2册，第42〇页。 《隋书》卷17《律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册，第似1页。 《新唐书》卷25《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册，第534页。 《新唐书》卷25《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册，第534页。 思想上有创新，它指出：“月有三大、三小，则日蚀常在朔，月蚀常在 望，……立迟疾定朔，则月行晦不东见，朔不西眺。”®这表明戊寅历在我 国历法史上首次正式使用定朔法，这是我国官方历书用定朔思想来编排历谱 的开始。 以前我国古历法，都用平朔法，或叫经朔法。它是按日、月的平均视运 动来计算朔望的方法，即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轮流交换，有时配上两 个连大月，使几年或几十年平均，得每月的平均朔望月约为29.5306日。由 于日月运动的不均勻，采用这种平朔法，就会发生历面日期和月相盈亏不相 一致。早在南北朝时，刘宋何承天就意识到日食发生在晦日或初二，月食发 生在望的前后，很不合理。所以何承天曾主张用定朔法，即计算太阳月球的 真位置，从它们的关系来确定朔日及月的大小。采用这一方法，则日食一定 发生在朔日，月食一定发生在望日。由于当时何承天还不知道太阳运行有盈 缩，所以何承天只考虑到月亮视运动不均匀性的问题，其定朔思'想还不完 善。加之他的主张当时遭到守旧派的顽强反对，未能实行。所以傅仁均所造 的戊寅历首次采用定朔法，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历法史 上的一次思想大改革，X^t后世历法的制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因此载誉史册。 在唐代所颁行的十多部历书中，道教学者李淳风所制麟德历被历家公认 为唐代的好历。李淳风出身于道士之家，“淳风幼俊爽，博涉群书，尤明天 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初，以驳傅仁均历议，多所折衷，授将仕郎，直 太史局”®。李淳风在贞观初年，因指出傅仁均戊寅历的不足，在天文历法 方面崭露才华，得以进入太史局供职，先后担任太史丞、太史令等职。李淳 风所造麟德历于唐麟德二年颁行，它是以刘焯的皇极为基础，但在具体制历 技术上有着独到的天文历算思想。主要有二点： 其一，进朔法的新历法思想。李淳风针对定朔法有时会造成连着三个或 四个大月，小月也可能发生三次的不足，提出进朔思想。即朔的小余在曰法 的四分之三以上时，则以翌日为朔日。用这一进朔新思想来定朔，可以避免 历法中连续四个大月或三个小月之情况，所制历法更精密。因此，这一进朔 《新唐书》卷25《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乃年版，第2册，第534页。 《旧唐书》卷79《李淳风传》，北京：中华书局19乃年版，第8册，第2717页。 新法就为唐宋历法所遵用。 其二，“总法为母”的历法计算新思想。李淳风在历法计算上有独特的 造诣。“古历有章、都、元、纪日分度分，参差不齐。李淳风为总法以一 之，凡朞实朔实，及交转五星，并以总法为母。”®过去历法中表示基本常 数曰数的奇零部分，都用不同的分母。李淳风则引进了共同分母的新思想， 在历法计算中废除了传统的章、都、纪、元之法。麟德历的回归年、朔望月 和近点用的日数都用1340为分母，李淳风并且废除了闰周®这一传统做法， 完全由观测和统计来求得回归年和朔望长度。此外，李淳风还在日食计算中. 提出蚀差的校正。所有这些制历技术上的新思想无疑使得麟德历更加符合天 象变化。清人阮元在《畴人传》中曾髙度赞扬李淳风历法计算的新思想， 称其“运算省约，则此为最善，术家遵用，沿及宋元。而三统四分以来， 章都纪元之法，于是尽废。斯立法巧捷，·胜于古人之一大端也。”®李淳风 以“总法为母”的计算法是一种先进的科学思想，为以后的历法所沿用， 成为元代授时历以一万为小数记法的先声，推动了古代历法科学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李淳风在天文观测仪器的制造上也有独创之处。李淳风 于贞观七年设计制造了一台新浑仪，®在设计制造技术思想上有很大创新。 李淳风在古浑仪的六合仪和四游之间，增加了一重具有黄道环、赤道环和白 道环的三辰仪。经过这一创新所制造的新浑仪，测天功能大大增强，可、 “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故“时称其妙”。唐以后 所制造的浑仪，原理思想和基本结构都与李淳风仪相似，只是fe规环或其他 零件、部件增减一些而已。李淳风本人也因此著《法象志》7卷，“论前代 浑仪得失之差”。 李淳风作为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其对天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现今 《晋书》、《隋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和《五行志》都为李淳风所 撰写，保存了大量古代天文历法材料。《晋书》、《隋书》的天文志除搜集大 阮元：《畴人传》卷13,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58页。 闰周即设置闰月的周期。 阮元：《畴人传》卷13,北京：商务印书馆193S年版，第159页。 《旧唐书》卷79《李淳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册，第2718页。 《旧唐书》卷《李淳风传》，北京：中华书局1们5年版，第8册，第2刀8页。 量天文、气象记录外，还对这些记录进行了分类，对一些特殊天象的名称做 了解释。例如他指出彗星尾“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常背太阳的规律, 比西方天文学早九百多年。此外，李淳风还擅长天文星占，“淳风每占候吉 凶，合若符契”®。他所撰写的《乙已占》一书，堪称古代星占理论的集大 成著作。书中虽然包含大量神秘主义的东西，但也蕴藏了不少天文学思想。 如在总结前人天文成果，记录某些天象和气象，对某些天象作出比较合乎实 际的推测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深人挖掘的地方。 三、算学思想 > 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天文学和算学相互融通、共同促进。 天文星象的观测、定位离不开数学计算，故有“步数一家”的说法。阮元 撰集《畴人传》其旨就在于“综算氏之大名，纪步天之正轨”®。畴人即筹 人，书中所载传主皆以算得名及知星之人。 历史上兼通天文算学的道人很多。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南北朝 时期北魏高道寇谦之就曾向算学高手成公兴习七曜之学： 后（寇）谦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兴谓谦之曰：“先生 何为不怿？”谦之曰：“我学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 愧。”……兴曰：“先生试随兴语布之。”俄然便决。③ 从上面这段描述不难看出，成公兴的算术是很精的。 隋唐之际在中国数学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道教学者首推李淳风。据 《旧唐书》卷79《李淳风传》载云：“淳风复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 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五曹》、《孙子》十部算经。书成，高宗令 国学行用。”®李淳风所注的十部算经对中国数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 作用。 《旧唐书》卷79《李淳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册，第D19页。 阮元_·《畴人传·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页。 《魏书》卷114《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W4年版，第8册，第3049页。 《旧唐书》卷79《李淳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册，第2719页。 中国古代数学在秦汉时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其标志是《九章算 术》。该书以其独特的方式与方法，奠定了以算为主、以术为法的中国传 统算法体系。经过魏晋南北朝刘徽、祖冲之等数学家的不断努力，到了隋 唐时期，历经千余年的发展，中国古代数学日趋完备，形成了以10部古典 数学著作为中心内容的体系。这10部算经为：《九章算术》、《周髀算经》、 《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 经》、《缀术》、《辑古算经》，俗称“算经十书”。现今传本的算经十书每 卷首页上都题有“唐朝谏议大夫、行太史令、上轻车都尉臣李淳风等奉敕 注释”字样。 李淳风所注算经十书有不少创获。 其一，运用寒际观测结果验证、校正传统算学理论的科学思想。例如， 李淳风在对《周髀算经》作注时，结合实际观测结果，指出经文认为南北 相去一千里，日中测量八尺高竿的影子相差一寸不符合实际；赵爽所注释的 二十四气八高标竿的日中影子长，用等差级数计算也与实际不符；李淳风还 对甄鸾注释中对赵爽“句股圆方图”的种种误解，逐条予以校正。这种结 合实际观测进行校书的方法是十分先进的科学思想。 其二，重视算术教育的思想。李淳风所注算经十书对中国古代数学教育 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李淳风注释有一特色，就是对算经十书中一些内容 深奥难懂的经文予以详细演算释解。例如《海岛算经》原本是刘徽附于 《九章算术》之后的“重差”一卷，原著解题方法略而不详。李淳风在注释 时就详细列出演算步骤，极大地便利了初习算术者。故李注算经十书完成 后，高祖下诏作为教科书在“国学行用”，足见李注算经十书在培养古代算 学人才方面的重要作用。 此外，李注算经十书还保存了许多珍贵古算史料，为研究古代算学思想 的流变提供了资料。例如在《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注释中，李淳风 引述祖冲之父祖暱之说，介绍了球体公式的理论基础，使得祖冲之父子对球 体研究的详情得以流传至今。目前，学术界对李注算经十书中的科学思想的 研究还远未深人。因此，李注算经十书中的科学思想值得我们作为一个中国 古代科学思想的专题进行深人研究。 第二节隋唐至北宋道教的医学养生思想 隋唐至北宋，是道教医学养生思想蓬勃发展的兴盛时期。道教医家在传 统医学的各个领域中都格外活跃，颇有建树，有着许多堪称一流的医学思想 和医学创获，成为推动中国传统医学向前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道教医学养 生理论与方法已日趋丰富、完善，特别是随着道教内丹术的兴盛，更加密切 了道教与医学的关系®，道教医学养生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一、孙思邀的道教医药学思想 隋唐时期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道教医家，孙思邈就是这一时期融通传统 医道与道教医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孙思邈，陕西京兆华原人。通百家之说， 崇尚老庄，兼通佛典。据《旧唐书·孙思邈传》，孙氏擅长阴阳、推步, “善谈《庄》、《老》”且“自注《老子》、《庄子》”，隐于山林，修道著述, 并以医术济世救人。孙思邈著述甚丰，其中医药养生方面的著作有《备急 千金方》30卷（简称《千金要方》）、《千金翼方》30卷、《神枕方》1卷、 《医家要妙》5卷、《千金髓方》20卷，以及《孙真人摄养论》、《枕中记》、 《保生铭》等。 《千金要方》30卷收人明《正统道藏》，称为《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 总计232门，合方论5300首，包括了传统医学的内、外、妇、儿、五官各 科及解毒、急救、食治、养性（包括居住法、按摩法、调气法、服食法、 房中补益等）、脉学、针灸等内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 书。《千金翼方》是孙思邈晚年的著作，作为对《千金要方》的补充，内容 涉及本草及临床各科，尤以本草、伤寒、中风、杂病、痈疽的论述最富特 色。孙思邈作为一代道教医学大师，在广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 诸多领域都有许多独到的医学思想和成就。 1·以《备急》为指南的治疗学思想 中国传统医学治疗疾病的特点在于辨证论治。因此尽管临床上病情千变 参见盖建民：《道教医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23页。 万化，但只要根据病情的性质、病变的部位和症候的轻重、缓急，制定并采 取合适的治疗原则，合理用药，便能取得满意的临床效果。孙思邈在《备 急千金要方》卷1《序例·诊候第四》就指出：“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 其病机即对病人首先要通过听声、察色、诊脉、辨阴阳表里虚实，弄 清症状，然后对症下药。值得重视的是，孙思邈认为治病用药要根据患者地 域、体质的差异有所不同： 凡用药皆随土地所宜。江南岑表，其地暑湿，其人肌肤薄脆，腠里 开疎，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腠里闭塞，用 药重复。② 孙思邈强调医师处方用药必须考虑水土、气候及患者的体质、年龄、性 别等因素，反对“多从旧方，不假增损”的做法，主张临床用药“宜应随 病增减”®，这是十分先进和科学的医学思想。 道教医家在治疗学思想上不仅承袭了《黄帝内经》中所奠定的一些传 统治疗原则，诸如调整阴阳、扶正祛邪、因势利导和因时、因地、因人采取 相应治疗措施的“三因制宜”原则，以及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所确 立、发展的“辨证论治”基本原则，而且在长期的济世行医的医疗实践中， 形成了处方用药以“备急、方便、实用”为特色临床治疗学思想。这一思 想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和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表达 得尤为突出。 《肘后备急方》是一部在中国医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的医药 学专书。葛洪在序言中对著述这部医书的动机作了说明： 抱朴子丹阳葛稚川曰：余既穷览坟索，以著述余暇，兼综术数，省 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秩、黄素方，近将千卷。患其混杂烦 《备急千金要方》卷1《序例·诊候第四》，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据日本江户医学影摹 北宋刊本加句影印本，第3页。 《备急千金要方》卷1《序例·治病略例第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2页。 《备急千金要方》卷1《序例·处方第五》，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4页。 重，有求难得。……又见周、甘、唐、阮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 状，兼多珍贵之药，恺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又使人用针，自非究习医方， 素识明堂流注者，则身中荣卫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针以治之哉！…… 虽有其方，犹不免残害之疾。余今采其要约，以为《肘后救卒》三卷， 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兼之以 灸，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篱 之内，顾眄可具，苟能信之，庶免横祸焉。① 葛洪深感当时医家诊病，既抓不住主要症状，又喜用贵重药品，远非穷 苦百姓所能置办，致使误人无数。因此，葛洪认为医家为病人治疗时，其选 择方药要以价廉、简便和灵验为标准。葛洪这一医学思想为孙思邈所继承和 发扬。孙思邈在长期的行医济世实践活动中，同葛洪一样也深感过去的一些 方药医书部帙浩博，分类也不太妥当，且医家处方用药也多用“贵价难得 之药”，非一般庶民所能受用。特别是孙思邈自己家族早年也因“汤药之 资”而“罄尽家产”，所以他对此感触尤深，立志编写一部“务在简易”的 新医方书，以备一般庶民阶层诊病疗疾急需。孙思邈自序云： 吾见诸方部帙浩博，忽遇仓卒，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已不救 矣。呼乎，痛夭枉之幽厄，惜堕学之昏愚，乃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 在简易，以为《备急千金要方》一部，凡三十卷。虽不能究尽病源， 但使留意于斯者，亦思过半矣。® 《备急千金要方》是孙思邈在博采群书、汇各家之长、删繁就简的基础 上，结合其本人数十年临床医疗经验写就的。书中立论简要，条理清晰，处 方用药多切实用。这方面的实例很多。例如，孙思邈认为“凡人居家及远行” 都要随身备有熟艾、备急丸、心肌药、蛇药等药物，以备不时之急需与 [①葛洪：《肘后备急方·序》，《补辑肘后方》，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②《备急千金要方·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6页。 ③参见《备急千金要方》卷27《养性·居处法第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 [ 页。] 此同时，他还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特设《备急门》，专门记载治疗卒死、 缢死、冻死以及虫蛇咬伤、战伤、火伤之类的救急方药。孙思邈在方药的选 取上也注意以价廉、实用的易得之药代替贵重药物，例如在《备急千金要 方》卷10《寒伤下·伤寒杂治第一》中就以价贱易得但疗效显著的青葙、 苦参代替价格昂贵且又难求的细辛、桂和人参来除热解毒。 为了便利医家临床治疗，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2至卷4《本草》部 分中，对药物采取了按自然形态并结合药效进行分类的新方法，将药物分为 玉石部（上品22种，中品29种，下品31种）、草部（上品之上40种，上 品之下38种，中品之上37种，中品之下39种，下品之上35种，下品之下 29种）、人兽部（56种）、虫鱼部（71种）、果部（25种）、菜部（37种）、 米谷部（28种）及有名未用（196种）、唐本退（2〇种）等9部。 孙思邈之所以采用按药物功效来对本草药物进行分类，其目的就是为了 医家“临事（症）处方，可得依之取诀也”。由此可以看出《备急千金要 方》处处贯穿了以“备急”为特色的医学思想。 2·炼丹制药及“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的药物学思想 孙思邈在中国医学史上被尊奉为“药王”，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本草学领 域内有杰出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药物学新思想。 第一，孙思邈明确提出炼丹目的在于“救疾济危”的化学制药思想， 意义深远。众所周知，道教金丹术以金石类矿物为原料，用水火相济的方法 人工炼制丹药，其目标在于“借外物以自坚固”达到举形升虚。虽然金丹 术目标是虚幻的，但它扩大了药物的来源和品种，提供了化学制药的技术和 设备，客观上促使了化学制药的创始与发展，成为近代化学制药的先声。历 代道教金丹家在积极不懈地从事烧炼活动的同时，对所炼制的丹药的医疗作 用也有所认识。例如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陶弘景在《肘后百一 方》都记载了一些金石类药物和合成丹药的临床医疗作用。但明确提出化 学制药思想，并将金丹术从一个虚幻的目标引向制药的实用领域的当推孙思 邈。孙思邈在行医济世的同时，还以“不惮始终之劳，讵辞朝夕之倦，穷 研不已”的态度，积极从事烧炼金丹活动，著有《太清真人炼云母诀》、 《太清丹经要诀》、《烧炼秘诀》、《龙虎通玄诀》、《龙虎乱日篇》等丹书。 但是，孙思邈经过长期的炼丹实践，深深感受到“神仙之道难致，养性之 术易崇”®。因此，孙思邈怀着医药家的强烈责任感，大胆提出炼丹的目的 不在于“趋利世间之意”，而是在于“救疾济危也”，这在《太清丹经要 诀·孙思邈自序》中表达得十分明确_· 余历观远古方书，云：身生羽翼，飞行轻举者，莫不皆因服丹。每 咏言斯事，未尝不切慕于心。但恨神道悬邈，云迹疎绝，徒望青天，莫 知升举。始验还丹伏火之术，玉醴金液之方，淡乎难窥杳焉。……不惮 始终之劳，讵辞朝夕之倦，研穷不已，冀有异闻，……意在救疾济危 也。所以撰二三丹诀，亲经试炼，毫末之间无一差失，并且言述，按而 t 行之，悉皆成就。® 在这段自序中，孙思邈明确提出炼丹的目的不在于飞升上清，而在于制药以 救疾济危，将炼丹术视为制造医用药物的一种重要手段，这是对前人丹道理 论与方技的继承与创新。孙思邈本人就运用炼丹技术炼制合成了许多治疗疑 难杂症的医用丹药，至今仍散见在他传世的医学著作中。例如《备急千金 要方》中载有一则以砒霜为主要成分的医用丹药——“太一神精丹”，这是 孙思邈在峨眉山用丹砂、曾青、雄黄、磁石等为原料，历经艰辛合炼出来 的，主治“客忤霍乱、胀痛胀满，尸痊恶风、癫狂鬼语、蛊毒妖魅、温疟” 等症。所以，孙思邈在中医药学史上的又一个特殊贡献就是把道教炼丹术从 一个虚幻的目标引向制药的实用领域，促进了炼丹术与医药学的结合，加速 了中国古代制药化学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孙思邈在药物的品种、采制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和思 想。在药与医的关系上，孙思邈非常重视药物在除病去邪中的重要作用。认 为：“救疾之道，惟在于药。……不明药性者，不能除病”。又云：“天地有 斯瘅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这一重药思想对于矫正当时医药界 “医不识药”、“药不通医”的积习及其所带来的弊端有积极作用。 在论及药与物关系方面，孙思邈吸取了古印度“天下物类皆是灵药” 《千金翼方》卷12《养性禁忌第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第142页 《云笈七籤》卷71《太清丹经要诀并序》，《道藏》第22册，第492页。 的药学思想，认为“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冲破了过去狭隘的药物观 念。对此i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强调指出： 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 者，斯乃大医也。故《神农本草》举其大纲，未尽其理。® “天竺”是印度的古称，而耆婆则是古印度的“医王”，其药学思想随 着中印文化的交流而传人中土。孙思邈赞同耆婆“天下物类皆是灵药”的 观点，也主张万物之中无一物不是药。基于这一药物思想，孙思邈认为 《神农本草经》并没有把药物穷尽，因为药物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故孙思 邈继《备急千金要方》之后，又专门撰写了《千金翼方》，其目的之一就在 于“述灵药品名，欲令学徒知无物之非药耳”。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卷 2、3、4为本草，共收录853种药物，比《神农本草经》多了 488种，其中 有些就是自海外输入的，如“庵摩勒”、“毗黎勒”等。可以看出；孙思邈 的药物观在中医本草学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极 大地促进了人们去寻找、开发新的药物品种和来源。 孙思邈根据自己长年的采药、用药经验，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对比， 认识到药物的质量、疗效与产地、采集时节密切相关，并主张医家要亲自采 制药物： ' 古之善为医者，皆自采药。审其体性所主，取其时节早晚。早则药 势未成，晚则盛势已竭。今之为医，不自采药，且不委节气早晚，只共 采取，用以为药；又不知冷热消息，分两多少，徒有疗病之心，永无必 愈之效。② 这段话包含了一个深刻的药物学思想，即本草药物的采取要讲求时节时宜， 要取其药势最佳时节采取和正确炮制法，以便保证药效。孙思邈在这一药物 《千金翼方》卷1《药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第2页。 《备急千金要方》卷1《序例·处方第五》，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4页。 学思想指导下，还具体论述了 210多种药物的采药时节和阴干、暴干等相应 炮制方法，兹不一一详述。 “上医治未病之病”的预防医学思想 道教医学是以道教修炼成仙、长生不老为主要目的的医学，因此历来重 视养生保健和预防疾病。被道教奉为经典的《道德经》中已有防患避害的 思想。葛洪生活在东晋社会动荡的年代，目睹了瘟疫流行所造成的惨状，自 然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防治，主张“消未起之患”和“治未病之疾”： 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 之后。® 葛洪还主张对疾病的预防要和日常养生保健结合起来，要在无病、年轻时就 应及早进行。他告诫道：“凡为道者，常患于晚，不患于早也。”®葛洪这种 防患于未然的预防医学思想与《黄帝内经》中“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 传统思想一脉相承。 道教医学的预防医学思想在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得到了系 统阐述和发展。 首先，孙思邈明确指出：对疾病要防患于未然，要以预防为主；孙思邈 有一句名言：“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只有防微杜 渐，积极预防，注意日常的养生保健，使身体机能保持健康、旺盛的状态， .才能消除疾病产生的条件和因素。正如他所告诫的“常须安不忘危，预防 诸病也”®。孙思邈为此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特辟养性一门，专论通过养 性之法来预防疾病。孙思邈云： 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 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善养性者则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6页。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4页。 《备急千金要方》卷9《伤寒上·伤寒例第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173页。 《备急千金要方》卷27《养性·居处法第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481页。 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 孙思邈将养性之义定位为治未病之病，足见他对疾病预防的重视。孙思邈甚 至还把是否懂得预防疾病及是否擅长治疗未发之疾，作为划分、衡量医师医 术水平高低的尺度。云：“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 之疾。”®这是因为在孙思邈看来，“五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 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所以， 孙思邈认为只有那些善于医未病之病的医师才称得上是妙手回春的上医，而 那些只会医已病之病的则不是上医，充其量只是个下医罢了。 其次，孙思邈本着“方学之要，以救速为贵”的精神宗旨，认为对疾 病不仅要以预防为主，而且要及时治疗，防止病情蔓延，以致酿成固疾。 凡人有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冀望自差，须 臾之间，以成固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若小有不和，即须治疗， 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早治，鲜不愈者。® 孙思邈认为对待已发疾病，只有力争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取得满意治 疗效果，否则“过时不知，便为重病，遂成不救”。这一医学思想与现代医 学不谋而合。 ' “药食两攻”的食疗学思想 食疗，顾名思义，指利用食物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包括食养和食治这两 个方面的内容。食养是通过汲取食物中的各种营养来摄生保健，防止疾病产 生；食治则是利用某些食物配合药物来促进病体康复。俗话说，“药食同 源”。原始社会，古代先民为了生存，在寻找和尝试野生物种的过程中，发 现了食物、药物。从一定意义上讲，药物起源于先民寻找食物、鉴别食物是 否有毒、可食的过程之中。 《备急千金要方》卷27《养性序第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476页。 《备急千金要方》卷1《序例·诊候第四》，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3页。 《备急千金要方》卷1《序例·诊候第四》，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3页。 《备急千金要方》卷9《伤寒上·伤寒例第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173页。 我国先民很早就懂得将食物和药物加工制成汤液或甜酒一类的饮料来防 病和治病。《黄帝内经》就声称上古之人专以汤液醪醴之类的膳食治病。 《周礼·天官》云：“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又云：“凡疗病，以五 药疗之，以五味节之。”这里所说的五药，据汉代郑玄注释，指的是草木虫 石谷。另外，我国古文“醫”字从酉，与酒通；又有“酒为百药之长”一 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药食同源”。 及至周朝，我国已出现了专门从事帝王饮食调养的医生，称为食医。食 医的职责就是“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崔、百酱、八珍之齐”。即 根据帝王的身体状况，随时调配膳食，采用珍禽异兽、鲜果时蔬与高级滋补 萍材搭配，烹调成色、香、味俱佳的美味佳肴。 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收集了许多既是药物又是食物 的本草品种，如杏仁、大枣、芝麻、葡萄、蜂蜜、山药、核桃、龙眼、百 合、芝菌等，并记录了它们所具有的“轻身延年”功效。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我国最早的食疗著作，是约成书于先秦的 《神农黄帝食禁》一书，但可惜原书已早佚。而现存最早的食疗学专论和专 书则是出自唐代孙思邈和他的弟子孟诜以及道士张鼎之手。 道教自汉末创兴以来，道教医家在长期的济世行医活动中不仅发现一些 食物具有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作用，而且还有抗老延龄的特效。所以，应用食 物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引起了道教医家的浓厚兴趣，被看做是延年益寿的一种 重要养生手段。许多道教医家都对食疗学的发展着力甚多，其中贡献最大的 当推孙思邈。 孙思邈认为食物对于养生、治病防疾的意义十分重大。他在《备急千 金要方》卷26中特别列出《食治》一门，又在《千金翼方》卷12《养性》 中特辟“养老食疗”专论，在这中医史上是一大创举，意义深远。孙思邈 在他的食疗学专论中，对食疗法在治病养生中的重要作用作了专门探讨，系 统阐述了道教食疗学思想。 第一，孙思邈论述了食疗法的重要意义。 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 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除病也。斯之二事，有灵之所要也，若忽而 不学，诚可悲夫！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 食平痫、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 术也。® 孙思邈指出，食物是安身立命之本，生命的物质和能量基础。由于食物营养 丰富，又无药物常有的副作用，能有效地补充体内营养，达到调理脏腑机 能、增强体质、祛病去邪的医疗效果；而且一些富含营养、味道鲜美的食物 也是一种生活享受，能使人悦神爽志，有利于身心健康，饮食调养本身就是 一种重要的养生之术。所以，孙思邈高度评价了那些善于运用食物来“平 痫、释情、遣疾”的医师，并把他们称之为“良工”，即良医。 第二，孙思邈认为对疾病的治疗应当药食并重。 孙思邈指出要把药疗与食疗结合起来，提倡“药食两攻”的方法。他 在《千金翼方》卷I2《养性》中指出：“药食两攻，则病无逃矣 由于考虑到食物性味平和，又无副作用，而药物则不然，“药性刚烈， 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 ”因此，孙思邈认为用药要十分谨慎。孙 思邈还告诫人们对疾病的治疗不仅要采取“药食两攻”的方法，而且要优 先考虑食疗： 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 后命药。® 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医生在为病人治疗时，首先要弄清楚病人的症状及发病 原因，优先选用相应的食物进行食养和食治，俗话所说的“药补不如食补” 就是这个道理。如果食疗无效，再考虑用药。 孙思邈这种“药食两攻”并优先考虑食疗的食疗学思想，从现代医学 角度来看也是相当精辟的，值得提倡。“民以食为天”，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营养成分是人体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样也是人体抗御疾病能力的基础。而利 《备急千金要方》卷26《食治·序论第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464页。 《备急千金要方》卷12《食治·序论第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464页。 用中草药与膳食的合理搭配，能有效地增强人体机能，提高人体免疫能力， 达到治疾、防病和强身健体的目的。孙思邈本人在行医济世过程中，就曾用 谷糠预防脚气病，用动物肝脏治疗夜盲症，用海带治疗甲状腺肿大，取得良 好疗效，为医界所传颂。 第三，孙思邈还对食疗法的基本原则及饮食宜禁也都作了具体阐述。 作为一名道教养生家，孙思邈继承了《养性延命录》中的养生思想， 认为养生有十“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 曰言论，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①将饮 食列为养生第六大要，并特别强调饮食有节： 凡常饮食，每令节俭。若贪味多餐，临盘大饱，食讫觉腹中彭亨短 气或致暴疾，仍为霍乱。又夏至以后迄至秋分，必须慎肥腻、饼臛、酥 油之属，此物与酒浆、瓜果理极相仿。夫在身所以多疾者，皆由春夏取 冷太过，饮食不节也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道教养生家以道法自然为养生宗旨，故要求人们的生活起 居、饮食卫生都要取法自然，顺天应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摄生保健的目 的。孙思邈上述食疗学思想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在中医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奠定了中国传统食疗学的理论基础，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食疗学的形成与 发展。继孙思邈之后，其弟子孟诜与道号为月吾玄子的道士张鼎撰写《食 疗本草》一书，标志着中华传统食疗学的形成。® 二、“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道教医学伦理思想 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医生作为掌握 一定的医药卫生知识，进行疾病防治工作的专业人员，其首要任务是运用自 己掌握的医学知识和技术为患者消防疾病痛苦，维护和保障患者的健康和生 命。因此，对一个从业医生来说，是否具备高尚的医德和良好的医疗作风是 《千金翼方》卷丨2《养性》，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第141页。 《备急千金要方》卷26《食治■序论第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464页。 参见盖建民：《道教医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154页。 至关重要的。以孙思邈为代表的道教医家在济世救人的医疗实践中，把医术 视为“救生死之术”，强调医家要对患者生命健康高度负责，必须具备“人 命至重”和“志存救济”的高尚医德和医疗行为准则，从而形成了极为有 现代意义的道教医学伦理思想。 道教医学伦理思想早在《太平经》中就已露端悅。《太平经》经文一再 强调，医师处方用药要“慎之慎之”，“此救死命之术，不可易，事不可不 详审也”®。此后，历代道教医家从重人贵生的道教教义出发，普遍强调习 医从医者要有良好的医德医风规范，其中葛洪、陶弘景在这方面都有过深刻、 论述。及至唐代，孙思邈对道教医学伦理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其医学 伦理思想集中体现在《备急千金要方》卷1《大医习业第一》和《大医精 诚第二》中。 锲而不舍、顽强进取的思想品格 孙思邈认为一名医生在业务上要有锲而不舍的顽强进取精神，要精勤不 倦地学习前人的医药典籍，博通医学源流，这样才能具备精深的医药知识和 高超医技。这是成为一名大医即良医的首要条件。孙思邈在《大医习业第 一'》中指出： 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 《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 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并须 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 可与言于医道者矣。® 孙思邈把医学视为一门“至精至微”的学问，要想做一名大医，必须 广泛涉猎医书，不仅要熟读，而且要精读并深研，这样才能有所收获。孙思 邈告诫习医者要做到“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能“道听途说”，以“至 精至浅之思”来对待医学；更不能不求甚解，囫囵吞枣，否则就会陷人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I960年版，第173页。 《备急千金要方》卷1《序例·大医习业第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1页。 “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医；及治病三年，始知天下无方可用”的愚蠢 可笑境地。 专施救济的高尚情操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第二》中明确提出医家要身怀“救济之志”，要有 不为名不为利、扶危救急的高尚情操和伦理修养：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 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 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 ，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峻，昼夜寒 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孙思邈指出，行医者不仅必须具备全面、精湛的医疗知识和技术，而且 还必须有一颗“大慈恻隐”、“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济世活人之心。他主 张医家对待病患者要不论贵贱、贫富、长幼、美丑、亲疏、种族，是聪明还 是愚笨，都要本着同情和怜悯之心，像看待自己亲人一样认真对待。医家要 把病人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为病人治疗时应聚精会神，摒弃一切私心杂 念。即使遇到凶险病症，也不能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瞻前顾后，而要做到不 畏险阻，不分昼夜寒暑，不怕饥渴疲劳，全身心地投入救治工作，这样才不 愧是一名“志存救济”的苍生大医。 孙思邈还特别强调，作为一名医家要树立“人命至重”的思想，要有 不为名不为利的高尚品质，即要把抢救患者生命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 孙思邈之所以把他的医著取名为《千金要方》，也正因为在他看来，“人命 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孙思邈并且在书中 对那些利欲熏心，借行医之便来“邀射名誉”、“专心经略财物”的不义之 徒予以严厉斥责： 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 ①《备急千金要方》卷1《序例·大医精诚第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1页。 病诊候，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 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 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 财物。® 在上述文中，孙思邈反复强调：医家治病一定要认真负责，切不可粗枝大 叶；诊断病症要一丝不苟，扎针下药不得有半点差池。虽说病宜速治，但尤 须深思熟虑，不能不顾病人安危，草率诊治，只图快捷以捞取个人名誉。更 不能借行医之便，凭借一己之专长，邀功牟利。孙思邈明确表示，作为一名 医生，只有树立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的高尚情操和道德修养，才能在行医中 做到“至意深心”、“审谛覃思”地为病人排忧解难和去病除疾。 谦逊不骄的从医态度 孙思邈认为作为一名医师还要具备谦逊的品质，不要有一点成绩就骄傲 自大、目中无人，更不能医人相轻。他在《大医精诚第二》中云： 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 耀名声，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差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 貌，谓天下无双，此医生之膏肓也。② 孙思邈在这里告诫医生要十分注意品德修养，切忌在行医时高声谈笑，自我 吹嘘炫耀，随意诋毁同行，打击别人，抬髙自己；偶然治好一病，便“昂 首戴面”，自以为天下无双。孙思邈尖锐地指出这些都是从医者致命的弱 点。孙思邈本人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表率。他在济世行医过程中，如遇“一 事长于己者”，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他也必定会“不远千里，服膺取诀”， 虚心讨教；为了获得一个单方、验方，不惜花费重金，真可谓到了为求一方 “岂惜千金”的地步。孙思邈也正是靠着这种谦虚好学、兢兢业业的敬业精 神，使得他在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及按摩、卫生保健、食 《备急千金要方》卷1《序例·大医精诚第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1页。 《备急千金要方》卷1《序例·大医精诚第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2页。 疗、老年病学等诸多领域都积累了渊博知识，并取得辉煌成就，从而成为医 术精湛的一代医学大师。 最后，孙思邈根据自己一生济世行医经验，总结并提出了“胆欲大而 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的行医准则，并把“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作 为医生道德行为规范的最高要求。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思邈 是这样概述他的行医准则和医德伦理规范的： 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 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 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①' 文中所谓“胆欲大”，系指医生要有战胜病魔的胆略和勇气；所谓“心欲 小”，则是指医生为病人治病时要谨慎小心，要认真负责地予以诊治；“智 欲圆”，就是医生处方用药要周密考虑，要对症下药、辨证施治，力争做到 药到病除；所谓“行欲方”，就是医生要有“救济”之志，处处以仁为本； 所谓“不为利回”，即不为私利而心回意转，抛弃正确目标；所谓“不为义 疚”，就是不因为没有见义勇为而内心羞愧，意思要见义勇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思邈堪称中国医学伦理思想的集 大成者，其所著的《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不愧是中国医学史上系统 阐述医学伦理思想的经典著作，堪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相媲美， 它奠定了中国医学伦理思想的基础。 三、隋唐至北宋道教预防医学与养生思想 隋唐时期，道教养生理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其临床医疗价值和 养生保健功能日益为社会所认识和肯定，引起医学界人士的兴趣和重视，许 多医家都积极汲取道教养生方术的精华，纳人医药方书之中。这在孙思邈的 医著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单列一门《养性》，其 内容分为“养性序第一”、“道林养性第二”、“居处法第三”、“按摩法第 ①《旧唐书》卷】91《方伎·孙思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6册，第5096页。 四”、“调气法第五”、“服食法第六”、“黄帝杂忌法第七”、“房中补益法第 八”，就养生保健的意义、途径和宜忌作了总结和概述。此外孙思邈还撰有 不少养生专书，仅见存于《道藏》中的就有《孙真人摄养论》、《保生铭》、 《存神炼气铭》、《枕中记》等；唐代有影响的道教养生著作还有女道士胡愔 所撰的《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等；及至五代、北宋，道教养生著作 的代表作有栖真子施肩吾述的《养生辩疑诀》、茅山处士刘词集的《混俗颐 生录》以及佚名的《太上保真养生论》等。纵观这一时期的道教养生著作， 其医学养生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1.强调养生在预防与治疗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孙思邈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强调通过养性之法来预防诸 疾，其《保生铭》就云：“人若劳于形，百病不能成，饮酒忌大醉，诸疾自 不生。”®《孙真人摄养论》则通篇论述了一年之中正月至十二月的摄f防疾 方法，例如正月，“肾气受病，肺藏气微，宜减咸酸增辛味，助肾补肺，安 养胃气，勿冒冰冻，勿极温暖，早起夜卧，以缓形神”®。书中还对每月的 饮食禁忌作了论述。作为一名医家，孙思邈还认识到道教养生诸法在临床治 疗中的独特作用。例如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卷27《养性》中就论述了通 过调气法来去除疾患，指出：“气息得理，即百病不生。若消息失宜，即诸 痫竞起。善摄养者，须知调气方；调气方疗万病大患。”®文中还具体阐述 了运用吹、呵、唏、哂、嘘等调气方法治疗五脏冷热诸病。 唐代著名道教学者司马承祯在《服气精义论》中也对服气疗病作了专 论。@众所周知，司马承祯作为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师，又传南岳天台一派。 南岳天台派以上清大洞秘法、《黄庭经》为主要传授经典，故南岳天台派其 道脉源自上清派。而上清派素有重视医药养生的传统，能自觉地将医理与道 教修炼方术结合起来。上清派的出现及其兴盛在道教与医学关系发展史上有 着特殊的意义，它开启了后世道教借医理弘扬道法之先河。上清派这一借医 《保生铭》，《道藏》第丨8册，第459页。 《孙真人摄养论》，《道藏》第18册，第491页。 《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卷27《养性·调气法第五》，第你3页。 关于司马承祯生平事迹以及其著作《服气精义论》等内容在本书第十三章已经作了论述，这里 从服气治病的角度再进行引申性的探讨。 弘道的传统为司马承祯所发扬光大，其著《服气精义论》就是典型的代表 之作。 司马承祯认为，“气之为功也，广矣，妙矣”®。气既然可以化生万物， 成为包括人体在内的生命系统的主要物质基础，那么人们也就可以通过导引 存思、以意领气来攻治疾病： 以我之心，使我之气，适我之体，攻我之病，何往而不愈焉。习服 闲居则易为存，使诸有疾痛皆可按而疗之。® 吐纳服气是道教中人最常用的治病手段。吐纳即吐故纳新，是一种呼吸锻 炼。其要则是以吸入外气为主，故也称食气；并且当外界清气吸入体内后， 往往要闭息，并以意念引导内气在体内运行，故又称行气。服气治病的关键 一点是“以意领气”，即专注意念人体某一部位，使行气达到意念所之，或 病痛之所，从而攻治病灶，具体程序如下： 凡欲疗疾，皆可以日出后，天气和静，面向日；在室中，亦向曰存 为之。平坐瞑目，握固扣齿九通，存日赤晖紫芒，乃长引吸而咽之，存 入所患之脏腑。若非脏腑之疾，是谓肢体筋骨者亦宜先存入所主之脏 也。闭极又引，凡得九咽，觉其脏中有气，乃存其气攻于所苦之处。闭 ■极微微吐气，其息稍定，更咽而攻之，觉疾处温暖，汗出为佳。若在四 肢应可导引者，则先导引其处，以后攻之。纵是体上亦宜按念，令其 气通。® 在临床治疗中，服气疗病要存想病灶、发挥意念能动作用，“以意领 气”，使体内精气向一定方向循行，如肝阳上亢、气血逆乱的病患，通过内 炼而意守丹田，引气血下行，可使人头脑清醒，肝阳下潜，达到“阴平阳 秘”的效果。导引行气过程中，通过强化心理意识的作用，即通过心理意 《云笈七籤》卷57,《道藏》第22册，第4〇0页。 《云笈七籤》卷57,《道藏》第22册，第4〇0页。 《云笈七籤》卷57,《道藏》第22册，第4〇0页。 识的定向性和定位性锻炼，可以发挥心理意识的能动作用，调动、激发体内 正气达到病灶，以驱邪愈病，即司马承袖所说的“以意消息其病”。从现代 医学观点来分析，服气疗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注重身心相关和心理治疗的 自然疗法，有其内在科学价值和养生现实意义。司马承侦在书中还针对病灶 在五脏六腑、肢体不同部位，具体说明了服气疗病的方法。“若病在藏腑 者，仰卧吸引存入其处，得五、六咽，则一度闭息攻之，皆以意消息其 病。”®若病在肢体，则可配合导引法行气攻治。不难看出司马承祯服气疗 病论与孙思邈的调气治病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在继承陶弘景《养性延 命录》六气治病思想基础上，结合各自养生实践经验加以发扬光大的。 2·医学理论指导养生 随着道教修仙的重心逐渐以外炼转向内修，道教与医学的关系日益密 切，这一时期的道教养生著作更加自觉地运用传统医学的藏象、经络、气血 精液、病因病理学说来指导内炼养生。 司马承祯在《服气精义论》中就特辟《服药论第五》、《五脏论第七》、 《病候论第九》专篇，运用传统中医理论来阐明道教养生之道。养生与防病 是密不可分的，道教医家在有关疾病发生、形成机制的认识上，通过长期观 察和行医济世实践，积累并总结了不少正确的认识和经验知识，《太平经》、 《抱朴子·内篇》及陶弘景的道教医学著作中都有相当丰富的病因病理思 想。司马承補在《服气精义论》之《病候论第九》对疾病发生的原因作了 归纳总结： 躁忧多端，嗜欲增结，或积疴于受生之始，或致疾于役身之时，是 故喜怒忧伤自内而作疾也，寒暑饮食自外而成病也。强壮之岁唯知犯 触，衰谢之年又乖修养。® 司马承祯将疾病发生原因归结为三类，一类是人体生命系统自身内在因素导 致的，如喜怒无常、忧愁过度而内生疾病；一类是因外界自然环境因素，如 《云笈七籤》卷57,《道藏》第22册，第400页。 《云笈七籤》卷57,《道藏》第22册，第4〇1页。 气候、饮食卫生不良而导致的外生疾病；还有一类是人为因素，如不知养生 禁忌，摄生不当而致疾，这一观念与传统医学养生思想是一致的。 司马承補并且还结合中医阴阳气机理论和脏腑学说阐述了疾病发生的 机理： 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流于经，血气离居，一实一虚。血并于阴， 气并于阳，故为惊狂；……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内寒，阴 盛则外热。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遂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 司马承摘对疾病机理的阐释表明了唐代道教医学理论已达到很高的水 平。此外，司马承侦在《病候论第九》中还具体论述了五脏六腑各个器官 疾病发生的具体症状和相应摄养调治方法，至今仍有很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兹不一一俱述。 自觉地运用传统医学的藏象、经络、气血精液、病因病理学说来指导内 炼养生，这在胡愔《黄庭内景五藏六腑补泻图》中最为典型。. 胡愔，唐代女道医，著有《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1卷行世。另据 《新唐书》及《崇文总目》记载，胡愔还著有《黄庭内景图》1卷、《黄庭外 景图》1卷，惜失传。关于胡愔的生平，可以从《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 中胡愔自序中略知一二。该书篇首题为“太白山见素子胡愔述”，自云： 夙性不敏，幼慕玄门，炼志无为，栖心淡泊，览《黄庭》之妙 理，穷碧简之遗文，焦心研精，屡更岁月。伏见旧图奥密，津路幽深， 词理既玄，赜之者鲜指以色象，或略记神名。诸氏纂修异斯起，遂使 后学之辈罕得其门。差之毫厘，谬逾千里。今敢搜罗管见，……按据 诸经，别为图式。先明脏腑，次说修行，并引病源，吐纳除疾，旁罗 药理，导引屈伸，察色寻证，月禁食忌。庶使后来学者披图而六情可 见，开经而万品昭然。② 《云笈七籤》卷57,《道藏》第22册，第4〇1页。 《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道藏》第6册，第687页 该序言末题为“大中二年戊辰岁述”，大中乃唐宣宗李忱年号，据此可 断定《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当撰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你年）。胡愔 自称“太白山见素子”，太白山乃道教名山。据葛洪《抱朴子内篇》卷4 《金丹》记载，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人名山，“可精思合作仙药者，有 华山、泰山、霍山……长山、太白在东阳”®。今查《中国地名大辞典》，东 阳即三国吴置的东阳郡，太白山在今浙江金华县的东阳。由此我们可以初步 认定胡愔约生活于晚唐，道号见素子，浙江东阳人（或隐居浙江东阳太白 山），幼年慕道，喜读《黄庭》，有志于道教炼养方术。 《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是一部将传统中医理论与道教炼养方术融 为一体的典型道教医学养生著作。是书以传统医学的脏象说为理论基础，分 .别阐明肺、心、肝、脾、肾这五脏及胆腑②各自的生理结构、功能，与其他 脏腑、形体、官窍的关系，五行属性，病理现象；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医诊 断理论和方法，依次对肺、心、肝、脾、肾及胆各脏腑的养生祛病之术进行 阐述。这就是胡愔在序言中强调的“先明脏腑，次说修行”。下面我们结合 具体内容略作分析。 以心脏为例，作者先应用六气治病法概述：“治心用呵，呵为泻，吸为 补。”然后详细论述心之生理功能及病理表现，五行属性，与形体官窍的关系； 治心用呵，呵为泻，吸为补。心火宫也，居肺下、肝上，对鸠尾下 一寸，色如缟映绛，形如莲花未开。丈夫至六十，心气衰弱，言多错 忘。心重十二两。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舌），在形为脉。心 脉出于中卫。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且心为诸脏之主，……心藏神， 亦君主之宫也，亦曰灵台。心之为噫，雷气通于心，于液为汗。肾邪入 心则多汗。六腑小肠为心之腑，小肠与心合为受盛之腑。五官舌为心之 官，心气通则舌知五味，心病则舌焦，卷而短不知五味也。心合于脉， 其荣色也。……血脉虚少而不能荣于脏腑者，心先死也。为南方，为夏 《抱朴子内篇》卷4《金丹》，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85页。 《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中所说的“五脏六腑”特指肺、心、肝、脾、胄“以上五脏加胆 名六腑”与传统医学将心、肝、脾、肺、肾合称五脏，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合称六腑，在 概念所指上略有差异。 曰，为丙丁辰，为已午……其性礼，其情乐。心之外应南岳，上通荧惑 之情。心合于小肠，主其血脉，上主于舌。故人之心，风者，即舌缩不 能语也；人之血壅者，心惊也；舌不知.味者，心虚也；多忘者，心神离 也；重语者，心乱也；多悲者，心伤也；好食苦味者，心不足也；面青 黑者，心冰也；容色赤好者，心无他恶也；肺邪入心则多言。……心之 有疾，当用呵。呵者，心之气，……呵能静其心，和其神。所以人之昏 乱者多呵，盖天然之气也。故心病当用呵泻之也。® 从这段论述来分析，胡愔对《黄帝内经》相当谙熟，故能以简炼的笔触将 ，心这一脏器的生理结构、.功能及主要病理特征一一阐明，为进一步结合心脏 诊断之法来确立心脏炼养祛病之术奠定了坚实的医学理论基础。其余肺、 肝、脾、肾、胆各节皆如此，故不难看出胡愔对医学理论的重视。这种将 “明医理”作为“说修行”的先决条件，使道教养生方术能够建立在比较科 学的医学理论基础之上，意义重大。 综合养生的思想特点 随着道教养生实践的发展，道教养生理法也日趋合理和科学化，由过去 偏重于某一方面或技法而逐步走向全面、综合性的养生阶段。五代道教学者 施肩吾在《养生辩疑诀》中就针对热衷服食金丹或孤修深山服气绝粒的偏 修行为作了批判： 不知虚无恬淡妙用之理，徒委志于寂默之间，妄作于形神之外，是 谓无益之用，非攝生之鸿渐也。……又服饵草木金石以固其形而不知草 木金石之性，不究四时顺逆之宜，久而服之，反伤和气，远不出中年之 内疾害俱生。® 施肩吾认为，深山独居、绝俗偏修一事有违天地阴阳运行之理，难以真正达 到“保气栖神”的养生目的。孙思邈在养生方略上也主张“兼百行”，提倡 《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道藏》第6册，第688—689页。 《养生辩疑诀》，《道藏》第册，第559页。 综合养生。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卷27《养性》中指出： 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服饵足 以遐年。® 孙思邈认为养生要“兼百行”全面进行，他在书中还引《黄帝内经》“上古 之人”的养生思想来说明养生大法，即要遵循“法则阴阳，和于术数，饮食 有节，起居有常度，不妄劳作。”这样才能做到“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 综合养生思想也体现在茅山处士刘词所集的《混俗颐生录》一书中。 《混俗颐生录》是刘词根据自己20年的日常摄生经验写就的，全书分“饮 食消息第一”，“饮酒消息第二”、“春时消息第三”、“夏时消息第四”、“秋 时消息第五”、.“冬时消息第六”、“患劳消息第七”、“患风消息第八”、“户 内消息第九”、“禁忌消息第十” 10个部分，分别就春、夏、秋、冬四季随 时养生之法及患病、日常居处、'生活奪忌等养生事项予以概述。 刘词认为：“凡居深山处穷谷，与猿揉为侣，逐麋鹿为群，弃寰中之美 乐，食炁餐霞，保寿齐于天地者，万人中未有一二哉^稍能于饮食嗜欲间消 息之，则无枉横之虞也。”®所以刘词所总结的养生之法多是从日常生活出 发，贴近人伦日用，有很强的实用性。 综合养生也是《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一书的思想特点。《黄庭内' 景五脏六腑补泻图》的编写体例特点是：“按据诸经，别为图式，先明脏 腑，次说修行，并引病源，吐纳除疾，旁罗药理，导引屈伸，察色寻证，月 禁食忌。”®依次叙述，将药疗、食疗与导引、服气、咽液、叩齿之术结合 起来从而形成某一脏腑的综合养生法。《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一书篇 幅不长，但序述井然有序。全书按脏腑分为六节，每节先绘一图，在根据脏 腑理论简要说明该脏器的生理功能、病理特点的基础上，依次论述修养法、 相病法、处方、行气法、月食禁忌法和导引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全 书中贯穿了一条综合养生的思想。 《备急千金要方》卷27《养性·养性序第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476页。 《混俗颐生录·序》，《道藏》第册，第512页。 《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道藏》第6册，第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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