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有一方石碑，名为“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其实它并不属于英国，而是19世纪英国从法国人手里夺来的。这要从拿破仑远征埃及说起。 重见天日的罗塞塔石碑 1798年7月，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把埃及作为打击英国的战略目标。准备占领埃及后再东征印度，取代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地位。拿破仑的这次远征，最后在军事上以失败告终，但却意外地打开了古埃及历史文化宝库的大门。 拿破仑本人十分重视埃及古迹，在南下进军埃及之前，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从历史学、天文学等诸多领域精心挑选出175位学者，组成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学者们负有收集和研究埃及历史和古迹的重任。 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三角洲西支流入海口附近的拉希德村（Rashid）修筑防御工事，偶然掘出一块布满稀奇古怪文字的黑色玄武岩石碑断片。这块石碑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刻有三种不同的文字，下部为古希腊文。工程兵军官布夏尔（P.Bouchard）对古希腊文略知一二，遂报告了上级。拿破仑对其十分重视，下令把石碑运到开罗，供他在那里创立的埃及研究院的学者们进行考证，并且立即下令从巴黎召来两名专家，用石膏把石碑复制下来，将碑文拓片送给欧洲一些知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进行研究。 按照考古学惯例，这块石碑应以发现它的地点拉希德命名，称作“拉希德石碑”。然而，发现石碑的法军士兵却将阿拉伯语“拉希德”一词误译成罗塞塔（Rosetta），这样一来，这块著名的石碑在西方就有了一个以讹传讹地名字——“罗塞塔石碑”。久而久之，就连出土石碑地点的那座建于15世纪的拉希德城堡也被人改称为“罗塞塔城堡”了。 1801年，法国被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打败，英国夺取了埃及的宗主权，根据协议，战败国法国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文物，转交给英国人。法国人表面上遵守协议，暗地里却留了一手，他们千方百计地想保住罗塞塔石碑，企图偷偷将石碑运走。但警惕性很高的英国人还是在一艘最后即将开往法国的船上，发现了这块无比珍贵的石碑，把它夺走。于是法国随军科学艺术考察团学者苦心珍藏的这块石碑，最终成了英国人的战利品。1802年2月，罗塞塔石碑被运往伦敦，存放在英国文物协会，同年12月，移至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厅，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时至今日，石碑上的标签仍写着：“不列颠军队征服埃及的战利品“。 破解罗塞塔石碑的最初尝试 在罗塞塔石碑发现之前，古埃及遗址中发现的铭文数量就非常多了，但是一直人们都无法释读。罗塞塔石碑历经2000多年的风沙侵蚀，碑文已有些模糊不清，价值石碑残缺，给碑文的释读带来很大困难。按照古埃及人刻碑的习惯，碑顶应呈弧形，并雕刻荷鲁斯（Horus，古埃及王权的保护神，其外形为兀鹰，或是人身鹰头形象，象征带有双翅的太阳）。因此学者们推断罗塞塔石碑的上方应该残缺30厘米左右，后来借助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达曼胡尔（Damanhur）发现的石碑，以及菲莱神庙（Philae Temple）内的壁画，互相校对，才把碑文补齐。 1802年4月，英国学者斯蒂芬·威斯顿（Stephan Western）首先把石碑的古希腊文字译成了英文，弄清了碑文的内容。那是公元前196年埃及祭司为年幼的托勒密五世（Ptolemy V Epiphanes，公元前205~前180年）刻写的颂词公告。托勒密五世即位后对埃及祭司广施恩典，包括修葺神庙、赠予谷物、取消神庙所欠税款等，并对神庙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公元前196年春天，埃及境内的祭司云集圣城孟菲斯，纪念托勒密五世作为全埃及的法老登基一周年，决定在全国各地的神庙为他立像，并分别把他出生和即位的日子定为节日。 古希腊文铭文的最后一段话说，祭司们想将此消息晓谕天下，决定把他们的决议用三种文字刻写出来。这段话至关重要，极有可能成为揭秘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因为罗塞塔石碑是古埃及的一种官方文告，它刻写三种字体对照的碑文，目的是让各族人都能读懂。因此，三种碑文的内容应该完全相同。当时欧洲的学者们已经熟练掌握古希腊文字知识，如果进行准确无误的翻译，就有可能探明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当时无人能识的通俗体铭文，进而挖掘出古埃及所有被遗忘的历史，了解这个一度强大的古国人们的生活、风俗习惯以及思想信仰。罗塞塔石碑成为释读古埃及文字的一把“钥匙“，鼓舞着众多学者为弄清埃及象形文字的来龙去脉努力着。 当年，拿破仑把拓片印发到欧洲各国后，吸引了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国的许多知名学者，他们纷纷热情投入到译读罗塞塔石碑的工作中，破译碑文的工作几乎是在众多的学者中同时进行着。 1802年5月，享有国际声望的法国东方学家德·萨西（S.de Sacy）获得了一份罗塞塔石碑拓片，首先进行了认真研究。德·萨西多年从事东方学研究，熟悉阿拉伯语，他反复琢磨拓片上的通俗体文字，发现它们的写法与阿拉伯字母有相似之处，于是断定碑文的通俗体文字中有字母的成分。他从希腊碑文中的专有名词切入，试图在对应的通俗体铭文部分找出同样意思的文字，结果只找出了代表“托勒密“（Ptolemy）和”亚历山大“（Alexander）之名的近似字组，书写方向是从右向左进行的。然而，释读罗塞塔石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实际工作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由于未能取得新进展，德·萨西便放弃了继续释读研究将石碑拓片转送给他在巴黎的学生、对古代东方语言研究有很大兴趣的阿克布拉德（J.D.Akerblad），希望他的这位高徒能有所突破。 阿克布拉德是瑞典的一位外交官，同时也是一位业余东方学家，对埃及古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热衷于古埃及铭文研究。他曾多方搜集古代埃及铭刻，公务之余潜心研究。他对罗塞塔石碑的研究也是从专有名词入手，继而扩展到那些不表示专有名词的符号。1802年，阿克布拉德发表了《给德·萨西先生的信》（Lettre a M.de Sacy），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他在埃及通俗体铭文中找出了全部见诸与古希腊铭文中的专有名词，初步确定了可能是16个埃及通俗体文字符号的读音；在通俗体铭文中找出了一些单词，如“神庙“、”希腊人“等，表示人称代词”他“和物主代词”他的“等符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阿克布拉德误以为埃及通俗体文字是一种纯字母文字，这种偏见使他的研究工作无法继续取得新的进展。 继阿克布拉德之后，在破释罗塞塔石碑的学者中，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扬（Thomas Young）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考证，他掌握了86个古希腊文字和埃及通俗体文字互相对照的词汇，这些词汇多数是正确的。托马斯·扬纠正了阿克布拉德先前研究中的错误，并明确指出，埃及象形文字和通俗体文字中都有大量的表音成分，进一步证实了先前某些学者的看法，即写在装饰性的椭圆框里的象形符号代表古埃及国王或王后的名字，这种椭圆字框称为“王名圈“（Cartouche）。通过观察罗塞塔碑文中的人像、鸟和动物符号朝写的方向，他还发现了埃及象形文字的正确读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托马斯·扬未能掌握丰富的古埃及语言文学知识，所以他注明的埃及通俗体文字的读音一般来说都是错误的，但对罗塞塔石碑的破译，到了他的手里毕竟又前进了一大步。 埃及学的奠基人——商博良 这些学者费尽心思进行多方面考证，但是谁都没有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认真研究并最后成功释读罗塞塔石碑的，却还是法国学者。这就是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cois Champollion）。 1790年12月23日，商博良出生在法国南部小城菲热克（Figeac）的一个书商之家，从小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对古埃及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806年，年方16岁的商博良已通晓拉丁文、古希腊文和6中古代东方文字，还学习了埃及方言科普特语。 从1808年起，商博良凭借他那深邃的科学素养和古代东方文字功底，着手实现自己少年时代定下的奋斗目标——释读罗塞塔石碑。1814～1818年间，托马斯·扬就已证实，刻写在椭圆形框里的象形符号是古埃及国王和王后的名字。据此，商博良对照古希腊铭文部分，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铭文中毫不费力地找出了托勒密的名字。他将其变换成拉丁字母，再同希腊文拼音对比，发现少了元音字母，在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这类文字中，元音通常脱落不写，他相信，在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中也有同样不写元音的情况。 商博良进一步把埃及通俗体铭文与象形文字铭文加以比较，发现通俗体文字符号和象形文字的笔画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他猜想这两种文字存在着内在的联系。1821年夏天，商博良出版一本介绍埃及祭司体文字的小册子，毫无困难地把他所知道的一组通俗体文字变换成祭司体文字，然后又变换为象形文字。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他确信埃及古文字的三种形式不过是相互修饰而已。他继续对比埃及通俗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符号，把相似的符号全部分门别类，编成对照表。1821年，他在一份用埃及通俗体文字书写的《卡萨蒂纸草》（Casati Papyrus）上，发现了埃及女王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根据对照表他把女王的名字变换成象形文字符号，只是暂时还无法验证是否正确。1822年，他受托考证古物收藏家威廉·约翰·班克斯（Willian Jonh Bankes）从尼罗河第一瀑布以东、阿斯旺的菲莱神庙发现的一份方尖碑拓片，这份拓片碑文是用古希腊文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对照这刻写而成。令他高兴的是，在方尖碑碑文中不仅发现有托勒密的名字，而且还有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这跟他不久前从《卡萨蒂纸草》中变换出的这位女法老的象形文字名字一模一样，符号排列顺序也相同。他把托勒密和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进行比较，又辨认出几个新的人名符号。他顺着这条线索，继续研究专有名词。几个月后，他又成功地释读了亚历山大、伯林尼斯（Berenice）、提比略（Tiberius）、多密善（Domitian）和图拉真（Trajan）等王名。然而，释读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一项非常缓慢而艰巨的工作，在罗塞塔石碑被发现23年以后，商博良只破译了碑文几千个符号中的111个，但这已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古埃及文字之谜已经揭起一角，全部解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822年9月，商博良得到两份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神庙浅浮雕拓片，很快就释读出图特摩斯（Thutmose）和拉美西斯（Ramesses）的象形文字。至此，商博良已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可以读懂的。他非常细心地翻阅大批古埃及文献并检查自己的每一个结论是否正确，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之处。他意识到埃及象形文字即非纯字母文字，也非纯表意文字；埃及象形文字众多的符号中，其中有的是单音符号，有的是音节符号，另一些放在它们后面的则是表意符号，这些符号本身并不发音，只表示前面所叙述的全部概念或一个词所属的意义范畴，即限定符号。他确认埃及象形文字的书写体系中除了作为限定词等特殊用途的符号之外，主要有两大符号构成，即表音符号和表意符号；这是一个复杂的书写体系，是同时兼具表意和表音的文字体系。商博良是识破埃及象形文字这一结构的第一位学者，先前的许多学者，虽苦心钻研终不能豁然贯通，乃在于他们断言古埃及文字或全为表意，或全为表音所致。 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宣读了著名的《关于象形文字拼音问题致达西尔先生的信》（Lettre a M. Dacier relative a l’alphabet des hireoglyphes phonetiques），就释读埃及象形文字的情况做了报告，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这一天是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Egyptology）的诞生之日。商博良从11岁起，为释读古埃及文字呕心沥血，奋斗了20多个春秋，在众多学者一个个受挫而放弃研究时，惟有他毫不气馁，知难而上，锲而不舍。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找到了释读古埃及文字的正确途径，获得成功。商博良曾说：“生活的真谛在于热情”，他的一生就是这句话的写照。 在成功破译罗塞塔石碑象形文字铭文之后，商博良顿时成为法兰西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本人也终于实现了到埃及实地考察的夙愿。1828～1829年间，他和意大利埃及学的创建者罗塞利尼（I.Rosellini）一起，率领一支联合考察队亲赴埃及进行实地考察，引起了极大轰动，当地居民成群结队地跑来看望这位“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在考察期间，凡有石刻之处，考察队员们皆尽力摩拓，悉心绘制建筑图形，收集了大量的古埃及资料。商博良的成就终于得到了承认，他于1826年被任命为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古埃及文物收藏馆馆长。1831年，法兰西学院设立了一个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学讲座教授职务，这个讲座是专为商博良本人而设的。然而不幸的是，长年的幸苦工作是这位埃及学奠基者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他的健康一直在恶化。在担任法兰西学院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学讲座教授后的第二年，即1832年，商博良便与世长辞，永远告别了他所热爱的埃及学事业，享年仅42岁。 商博良的生命时间是短暂的，但他的生命之光是夺目的，作为科学的埃及学奠基人，商博良是当之无愧的。 商博良生前对古埃及文字的语法和词汇作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他所著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概要》（Précis de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des anciens Egyptiens ）一书，系埃及学“开山之作”，这部著作阐明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本概念，打开了通往古埃及文字宝藏的大门，使古埃及象形文字在沉寂数千年后终于被人们读懂了。商博良的三部重要遗作《埃及与努比亚古迹》（Monuments de l’Egypte et de la Nubie），《埃及语法》（Grammaire egyptienne），《古埃及象形文字典》(Dictionnaire egyptien en ecriture hieroglyphique)，成为欧洲第一批埃及学家的典范；特别是后两者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对古埃及的研究，在欧洲的学者们中掀起了一股研究埃及象形文字的热潮。商博良的这两部著作为他们研究古埃及语言文字提供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和宝贵的资料。 罗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破译，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古代埃及这个人类文明宝库的认识。自埃及学创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已有很大的发展。日新月异的埃及学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商博良破译象埃及形文字进程： 1808年3月：在象形文字铭文中找出托勒密的名字，变换成拉丁字母，再同托勒密的希腊文名字对比。 1821年夏：出版一本介绍祭司体文字小册子，将通俗体文字变换成祭司体文字后再变换成象形文字，确信这三种字体之间只是修饰关系。 1821年：变成通俗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符号对照表。 1822年9月：识破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构：兼具表意和表音的文字体系。 同年9月29日：宣读《关于象形文字拼音问题致达西尔先生的信》，标志埃及学的诞生。 以上内容为用户在观察者网风闻社区上传并发布，仅代表发帖用户观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