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隧道：探索三星堆文明的三段旅程

图1：《汉州志》对三星伴月堆的描述

“在月亮湾的南面约一里许，与马牧河隔河相望的台地上，有三个长约两三百米的圆丘状土堆，传说这是玉皇大帝从天上撒下的三把土，落在了马牧河的南岸，变成了三颗星，故称‘三星堆’。当地人把三星堆、月亮湾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风水宝地，并赋予‘三星伴月’的美称，后被清同治年间的《汉洲志》誉为‘汉洲八景’之一。”（图1）

——陈德安《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

一位农民唤醒沉睡千年的三星堆文明

民国十七年（1929）二月的一天，对于世代居住川西广汉平原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一家（图2）来说，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早春的天府之国仍有些寒意，但这是新一年辛勤劳作与祈盼丰收的开始。为了这个祈盼，燕道诚带着儿子打算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挖一条深坑，安装水车，给田里灌水，当地农民称之为挖“龙窝”。燕道诚的儿子燕青保正值壮年，也最卖力。这个中年汉子手拿锄头，高高举起又重重落下，然而，就在这突然之间，他听见锄头狠狠磕到一个东西的声音，同时握着锄头的手被震得一麻，燕青保嘴里骂骂咧咧嘀咕了几句，蹲下身用手扒开泥土一看，原来是一块大石板。不过这石板有些不同寻常，看上去十分光滑规整，不像是田里常见的普通石头。燕青保心里有些犹疑，这时，燕道诚凑了过来。燕道诚虽然是个农民，但年轻的时候也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里闯荡过，颇有些见识，还被人尊称为“燕师爷”。燕道诚看了一眼石板，也觉得有些蹊跷，燕青保用手摸索着石板，打算撬起，一刹那，石板被撬开，露出一个堆满玉石器的长方形土坑。父子二人看着满坑磨制细腻的玉石器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最后还是见多识广的燕道诚先反应过来，嘱咐儿子将石板归回原位，用土掩盖好，装作一切如常，打算等夜深人静再悄悄来取宝。

图2：最早发现玉石器的燕道诚（中）和他儿子燕青保（右）

对于彼时的燕道诚来说，这个石板下掩盖的玉石器有着怎样的价值，尚不清楚，但直觉告诉他“挖到宝了”。可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一个在地下埋藏了整整数千年的光辉灿烂、远超想象的古蜀文明即将重见天日。

等到夜幕降临，燕道诚一家再次来到此处，他们这次共挖出三四百件玉石器，有刀形的牙璋、有杯形的玉琮、有手镯形的玉瑗，以及玉圭、玉璧、石璧等等，不过令燕道诚失望的是，这其中并没有他们预想的“值钱”金银器。尽管如此，燕道诚还是将这些玉石器藏起部分，剩下的分送给乡邻亲友。林名均在《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中这样描述：“（燕氏）疑其下藏有金珠宝物，乃待至深夜，始率众匆匆前往掘取，除获完整之石璧若干外，复拾得古代圭、璧、琮、玉圈、石珠若干。然颇不知重视，夸示乡邻，馈赠戚友，璧及玉圈数十，遂致分散无遗，圭琮石珠等物，亦大部散落损毁，致不能集中加以研究，诚可惜也。”（图3）

图3：1929年出土存放在燕家院土砖墙侧的大玉、石璧

“广汉古玉”的争夺战

“1931年春，我听到当地群众议论，离该地不远，发掘出石刀和石璧。后来又获知：农民挖水洞时，又出现许多器物，可是都分送给乡邻和戚友。作为一个外国人出面获得这批散失在私人手中的器物，是不妥当的，理应通过当地县官办理。为此我催促陶旅长出面，做必要的宣传，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

——节选自葛维汉（David C. Graham）《汉州（广汉）发掘简报》一文中董笃宜的记录

在这个悄无声息却意义非凡的夜晚过去的一年后，1931年春，当时正在广汉传教的英国牧师董笃宜（V.H.Donnithorne）得知了这一消息。董笃宜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些了解，他认为这批器物很有科学价值，应该及时保存下来，不过考虑到自己外国人的身份，董笃宜找到了关系较好的当地旅长陶氏，托他出面，希望能为博物馆收集此类器物。陶旅长从燕道诚处购来几件器物，转而送至华西大学博物馆。彼时在此任教的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 Graham）看到这批玉器后十分惊讶，他未曾料想在川西竟会出土如此精美的器物。经过仔细观察和摩挲，葛维汉推断这是一批商周时代的玉器。1933年，葛维汉想获得更多有关这批玉器的信息，于是再次联系董笃宜牧师，二人通信之后葛维汉萌生出一个念头，“就是想找更多类似的器物，可补原资料确切年代之缺略，并鉴定这种文化的族属。”（《汉州（广汉）发掘简报》）

与此同时，成都金石名家龚熙台于民国二十一年（1933）秋，从燕家购得四件玉器，并写成名为《古玉考》的文章发表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的创刊号上。这一举动引起轩然大波。古董商们纷纷探听这批玉器的来源，得知出自广汉一农民之手后，如潮水般涌向燕家，意欲收购几件古玉，转手倒卖，大赚一笔。一时间“广汉古玉”声名在外，成为各方争夺之物。

为了保护这批古物，也为了能通过正式的考古发掘了解更多关于这一文化的历史，1934年3月，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与副馆长林名均及其他成员组成发掘队，在广汉县县长罗雨苍的帮助下，开始对广汉三星堆第一次科学性考古，拉开了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序幕。（图4）

图4：参加1934年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合影

据收录于《三星堆图志》的《三星堆考古志》描述，考古队先后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溪底及溪北田间发掘清理。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记录了此发掘过程：“于是先沿溪开一长四十英尺广五英尺之第一坑，经时四日，深达七英尺。其地表面为近代之黑土层……其次即瓦砾层，平均深度，约有三英尺，其中所含陶片及破损陶器，最为丰富，具有若干石器及其残块葬于其间，吾人发掘所得，皆在此层之内。”清完溪底之后，又在溪北的第一条探沟南北边，挖第二、三条探沟，长宽与第一条探沟相同，地层和出土陶器残片类似，另外也出土了小孔珠、玉管穿和一些薄玉片。此次发掘，按照林名均的整理，溪底出土“石璧、石珠、琬圭、琰圭、琮、玉圈、小玉块七类”；溪岸出土“石器、陶器、玉器三类”，共获玉器、石器、陶器、陶片等物600余件，全数藏于华西大学博物馆。

然而，由于“临近匪风甚炽”，这次由中外专家主持的考古发掘只经10天便匆匆告终。

广汉发掘工作结束不久，彼时尚在日本的著名学者郭沫若听闻此事立刻写信给林名均，表达对此次考古发掘的看法。他在信中写道：

“你们在广汉发现的工艺品，如方玉、玉璧、玉刀等，一般与华北和中原地区的出土器物极为相似。这就证明，西蜀（四川）文化很早就与华北、中原有文化接触。在殷代甲骨文上就载有‘蜀’称，武王伐纣时，蜀人协助周王作战。此外，在广汉发现的各种陶器是极古老的器型，你们判断为周代早期的文物，也许是可靠的。现在我只能说这么多。有朝一日四川别处会有新的发现，将展现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并且肯定会出现更可靠的证据。”

林名均也在《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的绪言中作出总结：“蜀之情况若何？其文化究与中原有何关系影响？史家均缺言之，时犹有待考古学家之努力追寻者也。十年前，广汉太平场忽有古代器物之发现，复经华西大学博物馆前馆长葛维汉博士（Pr.D.C.Graham）与作者前往该处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甚多，经研究结果，知古代蜀国文化，非若吾人想象中之幼稚，且与中原文化有若干相关之处，可补古史之缺略。”

震惊世界的两个祭祀坑

“他们每天来看，可天天看到挖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些‘碎石、烂瓦片’，而不是什么金银财宝。因此，有些心地善良的人劝告考古队的人说：‘你们不要挖了，这样挖下去，你们是要赔本的。’”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第二章“三星堆遗址首次正式发掘”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文物调查征集小组到广汉月亮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之后的十多年间，考古学家陆续对广汉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调查。直到1963年9月，在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指导下，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组成发掘队在月亮湾遗址发掘。这是建国后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的首次考古发掘。据《三星堆考古志》记载，整个发掘过程持续40天，在月亮湾阶地上选取了3个点，第一点在燕家院子东南的稻田中；第二点在倒流堰沟北的真武宫后的稻田里；第三点在月亮湾梁子上。出土的遗物有陶器残片、石器、玉器、骨器及青铜器残块、孔雀石、铜炼渣等。冯汉骥当时有预见地指出，“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1963年首次发掘之后，遗址附近一直有农民挖出各种陶片、玉石器等遗物。1980年，鉴于以往的发现和调查，考古专家认为有必要对三星堆遗址进一步深入发掘，专门组织了一支发掘队，成员有王有鹏、莫洪贵、陈德安和陈显丹。彼时陈德安和陈显丹尚是刚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新手，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次参与，竟让他们亲身经历并发掘了日后震惊世界的两个祭祀坑。

“这次发掘工作历时三个月。发掘期间，一边是农民在挖土方制砖，一边是考古发掘。每天看热闹的人不少，因为当地农民认为考古队就是‘挖宝队’。在他们之间‘摆龙门阵’也是这样称呼我们的。”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第二章“三星堆遗址首次正式发掘”

这支发掘队在1980年至1981年之间进行几次发掘整理工作，并在1982年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报告中根据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的基本特点和考古学文化命名的要素，正式将此遗址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挖“神仙土”挖出一号祭祀坑

1986年7月18日是值得被考古学界铭记的日子。这天酷热无风，烈焰炙烤着大地。民工们仍在工地上挖土制砖。他们挖土的方式很有意思，先从最底部开挖，挖到一定进深后，再从最高处插入钢钎，用力往外撬，这样一来外层大块的土就会倒下。他们称之为挖“神仙土”。然而就在某时，土层之下忽然露出了玉器，这让在场的民工们兴奋不已，大家哄抢一团。其中有一个民工飞奔去告诉他以往相识的、常在这片“挖宝”的考古队员。听闻消息的陈显丹、陈德安等人立刻赶到现场。在查看现场伴随玉石器出土的大量木炭、灰烬和骨渣后，陈显丹心里隐隐觉察，这很可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墓葬”发现！意识到这一点后，陈显丹和队友商量，一方面向有关单位汇报了情况，一方面即刻着手准备发掘工作。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21日下午，陈显丹和队友在距地表约50-80厘米的地方，终于见到了该墓葬的大体开口处。到第三天，整个墓葬的平面全部暴露出来。据陈显丹记录，“这座‘墓葬’的平面结构是一个长方形，中间有一条主道，两侧各有一条边道。此‘墓’长442厘米，宽370厘米。”这种规格的“墓”绝不是一般墓葬，作为发掘人员，陈显丹此刻既激动又好奇，“是否是哪一代蜀王的‘墓’呢？”带着这种心情，陈显丹和队友们从墓道开始清理，时间就在他们认真专注地工作中飞快流逝。7月29日，坑内表面的填土基本清理完毕，这时坑内发现了牙璋和残破的铜器，随着清理工作不断进行，翌日凌晨，一位民工忽然用手碰了一下陈显丹说，“小陈老师，你来看，这里好像有一条‘鱼’。”陈显丹随即清扫出来，发现竟真是黄金质地的器物，这可是重要发现！此刻他越发激动和紧张。这时耳边突然响起民工的声音，“陈老师，这是不是黄金的？”彼时的陈显丹不过是20多岁的年轻人，亲身参与这么重大的考古工作，难免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情绪，但显然他很快意识到现在是凌晨两点多，工地上没有任何安全防范措施，为了文物的安全，年轻的陈显丹立刻镇定下来，他冷静地对这位民工说，“这不是黄金，只是黄铜合金。”看得出民工心中还有疑问，并没有再多说什么。经此一事，陈显丹自觉这是十分重要的发现，于是立刻召集队友商议措施，尤其是向当地政府请求调来武警部队保卫现场出土的文物。就这样，在这些考古工作者连续数日的辛苦发掘之后，坑中器物被全数清理出来。

关于此次发掘，另一位发掘队员陈德安在其《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一文中介绍，“这种形制的土坑，不是简单的器物埋葬坑。出土的许多器物被火烧过，如牛、水牛、羊、山羊、蚌壳及人骨渣，这些迹象应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有密切关系，因此，考古发掘者将该坑定为‘一号祭祀坑’。”（图5）

图5：一号祭祀坑鸟瞰图

陈显丹和陈德安合著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简洁有力地总结了此次发掘：“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是巴蜀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祭祀坑。坑内出土的金杖（图6）、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青铜容器、青铜兵器、玉石礼器，遗迹十余根象牙和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对于了解相当于商代的蜀族祭祀礼仪、宗教意识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其中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文物，在我国冶金史和雕塑史上尤其有特殊的意义。”（图7）

图6：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

就这样，震惊世界的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伴随着坑中珍贵的器物，在数千年后重见天日。而这一发现过程极其偶然，与50多年前燕道诚在田间劳作时无意中挖出玉石器如出一辙，令人惊讶又欣喜，彼时的陈显丹、陈德安就沉浸在这样的欣喜中。不过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另一祭祀坑也在地下静静等候他们到来。

图7：一号祭祀坑出土文物全貌

二号祭祀坑的青铜大发现

“1986年8月14日，我们正在砖厂整理祭祀坑发掘资料，下午6点左右，砖厂挖土民工杨永成、温立元二人来到考古队整理文物的地方。一进门就喊：‘小陈老师，快！我们挖出东西来啦，你赶快去看。’‘真的，挖到什么了？’我一边问，一边起身，‘挖出人头来啦！’我一听吃了一惊：‘你们说清楚，挖出什么人头了？’他们才说是‘青铜人头像’。我放下手里的活，一边问，一边向现场跑去。”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第四章“一号祭祀坑的发掘与收获”

图8：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纵目面具现场

从陈显丹记录来看，二号祭祀坑的发掘同样也是砖厂民工取土时无意发现的。这样的惊喜伴随着一周的发掘清理工作，终于在大型青铜纵目面具出土时达到高潮。当时，在坑的南边发现一件不知道是什么器型的大铜器，这些器物形体大，大家以前都没有见过。在尚未完全清理出土时，从露出的形状来看，很像“椅子的靠背”，有人开玩笑说是“皇帝老儿的宝座”，随着泥土逐渐清除，首先看到半圆形铜器上的“鹰钩鼻子”，接着是两只长长的向外凸出的眼球，阔口微张，舌头外伸，角尺状的大耳左右张扬，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青铜面具（图8），在面具的额正中还嵌有一条龙。“蚕丛！”有人马上联想到传说中蜀人始祖神“蚕丛纵目”的形象。（图9）

图9：《蜀王本纪》记述古蜀国的历史

在青铜纵目面具之后，接连发掘出青铜人头像、象牙、太阳轮器以及著名的青铜神树和青铜大立人像。其中一棵由树座、树身（杆）、树枝和龙四大部分组成的青铜神树高近4米，被称为一号神树（图10）。而在将青铜大立人像抬出坑时，因为没有起重设备，全靠人力。尽管它在埋入土前已被拦腰砸成两段（图11），但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最为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加上基座高达262厘米，重180千克，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抬出离地面2米深的二号祭祀坑，显然费了大家不少力气。陈显丹在书里说，“起动之前找了四个有力气的民工，加上我和陈德安一共六个人，分别抬腰、扶手、举头，各司其职。我喊着‘一、二、三，起。’把大立人像的上半身从坑里抬了起来……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大立人像的上半身抬到坑口边缘时，站在坑口的‘第二梯队’人员立即接过去，慢慢把它抬到平地上。”（图12）

图10：四川省考古研究所文物修复人员杨晓邬修复青铜神树

图11：残断的大立人像

图12：二号祭祀坑出土大立人像现场

二号坑的清理工作前后花了28天，出土各类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9件、石器15件、牙骨器194件，共计1494件，几乎是一号祭祀坑出土物的3倍多。《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这样总结：“二号祭祀坑与一号坑相比，出土遗物不论种类还是数量都丰富得多。其中大型青铜立人像、大型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等是一号祭祀坑没有见到的。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进一步反映了古代蜀族的祭祀规模和祭祀内容，同时也展示了古代蜀族的青铜文化水平和青铜艺术特点，为研究祭祀坑的时代以及古代蜀文化的政治、经济、艺术、冶金、宗教、礼仪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图13）

图13：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器

结语

图14：三星堆遗址平面示意图

从燕姓老农无意中发现广汉玉器，到一号、二号祭祀坑重见天日（图14、15），这期间经历了多少世事沉浮与历史波折。但幸运的是，这段千年之前的古蜀文明最终被今人所知。人们对三星堆神秘器物及其背后隐藏的蜀国历史、文化、宗教与社会，兴趣浓厚且高度关注。而如今，回顾完这三段穿越时空的发掘历程后，当我们再次吟诵起李白《蜀道难》中“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诗句时，心中是否会有“一抔黄土掩风流”的别样感慨呢？

图15：一、二号祭祀坑出土地点外貌（上图斜坡处，一号坑在右，二号坑在左，相距20余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