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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需 要 10 min 编者按： 儿童是希望和未来的象征，他们是这个人类未来所有的可能性，梁启超一篇《少年中国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自古以来，对儿童这个群体的关注永远能上升到国家层面，关爱“熊孩子”，让他们带着希望走向未来。 少年儿童作为“未来”的象征，身上总是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但同时，小孩子们也十分脆弱，在一些社会新闻中，他们总处于受害者的位置。所以保护孩子，向来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在现代，我们颁布了许多法律来让保护孩子有法可依，在古代的社会政策和制度中，也有相当部分是为了保护儿童存在的。
我国古代将保护儿童作为一桩要事，主要源于“仁爱”和“民本”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从殷商以来历代王朝都以民本思想作为立国之根本。未成年的儿童群体是民众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存状态直接关系到社稷安危，因此《周礼·地官司徒》中提出的保息六养万民，首先就要慈幼，《管子·入国》提出的“九惠之教”也包括了慈幼恤孤，信奉君为舟、民为水的民本思想的荀子亦提出国君应当“收孤寡，补贫穷”。另外儒家所倡导的仁义思想，把“仁”“义”作为施政的基本准则和规范，仁义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废存亡。孔子的先王仁政之说就涵盖了慈幼的主张。到了汉代，董仲舒继承了儒家的仁爱之说，主张“养长老，存幼孤，矜寡独，赐孝弟，施恩泽”。唐代韩愈进而提出“博爱为仁”。宋代以后宋儒理学繁荣昌盛，慈幼恤孤的理念已经成为统治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共识。
《婴戏图》册之《斗草图》，清 图源故宫博物馆
在这种“仁爱”思想的引领下，保护儿童在实践上成为古代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各个朝代都为此颁布了不少法律，推出了不少惠利政策。
 对幼孤的赈济和抚恤 中国古代社会各朝政府都设有专门官职负责恤孤事宜。春秋时期“凡国都皆有掌孤”，汉唐年间颁布了有关赈济和抚恤幼孤的政令，到了宋代，宋武帝即位后便颁布了赦令，“高年、鳏寡、孤幼、六疾不能自存，人赐谷五斛。逋租宿债无复收。
在古代，有时因为家庭困窘和灾年饥荒等问题，弃婴的事情时有发生。为了解决这种问题，保护幼孤的安全和成长，各朝均以法律禁止弃婴。秦律规定“擅杀养子者法当弃市”，之后唐律沿用此法，此外，官府还出资为饥民赎子。 例如北魏和平四年，文成帝曾通令全国将因饥寒交迫而被迫卖出的儿女，赎回原先家庭。唐初贞观时关中大旱，饥荒使民众被迫卖掉自己的孩子换粮食和钱财，面对这种惨况，太宗同样下令让政府出钱赎回孩子，归还给他们的父母，让天下父母无骨肉分离之苦。
《秋庭戏婴图》（局部）北宋 图源：故宫博物院
另外，各个朝代针对弃婴和幼孤问题，还鼓励民间收养。唐朝咸亨元年便规定无法自己生活的小孩，可以由异姓家族收养，且不许将这些孩子变成家里的奴仆。 并且对于被流放贬谪的年幼后代不能自己生活的，会发给他们财物，用以维持生活。这一做法为后代沿袭，宋齐梁等朝曾对军人中需要抚养幼孤的人，享有遣还、减免田租的优待。 对于战争中阵亡或者病死军兵的遗孤，则由政府负责收养。宋朝政府对于愿意收养的人家还要按月给予钱粮等经济上的资助，收养年龄也从3岁以下扩展到了10岁以下，并且奖励收养弃儿人数较多的家庭。 在政府的大力倡导和奖赏下，宋朝时期有的士大夫家收养的弃儿达到两三百口之多。另外还有寺院收养以及有乳之家寄养的情况，皆由地方官吏州府知县直接负责， 官府提供钱米以保障基本生活所需，并且定期监督查问孤幼的身体健康疾患状况，甚至丧葬的棺木都由官府负责。
古代法律对未成年的保护 我国古代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首先体现在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上。秦朝律法以身高作为犯罪的人是否需要负刑事责任的宜居，对于身高不足一米的儿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汉代律法则规定不满八岁的孩子，除非是他亲手杀人，否则都不追究刑事责任。 《唐律》中对是否追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规定的更为明确：至十五岁的少年，对所有犯罪行为都有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减轻处罚，并可用赎金的方法代替刑罚；七岁至十岁之间只对反逆、杀人、盗及伤人这几种犯罪须负刑事责任，且仍可通过赎金替代；七岁以下，虽犯死罪，亦不处罚。 明朝实行唐明合制，对违法犯罪青少年及儿童的处理，基本上与唐朝相同，但对于不罚者如“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这里所说的“教令者”即今日之教唆犯，一经查实，则严惩不贷。
除了在追究刑事责任时，考虑到了未成年的问题，在其他保护措施上，古代的法律也有较为完善的规定。 在秦代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规定：擅自杀害养子者必须斩首，且明确规定，如果儿女发育不全或者儿女太多，父母不愿意抚养而抛弃的，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宋朝命令禁止杀子、溺婴行为，北宋规定故意杀害子孙者，判处两年徒刑。 另外，宋朝时期对待人贩子问题，也有十分严苛的法律——不管是诱拐还是强抢，卖给其他人家做孩子的，会被判处三年徒刑，卖到其他地方为奴的，会被判处死刑。值得一提的是，在宋朝时期，拐卖儿童的案件中，不仅人贩子会受到法律的惩处，买孩子的也会受到一定的处罚。 同样的，性侵儿童在古代也是重罪，轻则发配，重则处死。到了明朝，针对虐待儿童的问题，轻则死罪，重则不仅死罪，还要被凌迟处死，甚至罪犯的家属也要受到惩罚（即使他们可能不知情）。
儿童福利机构 赈济孤儿，抚恤幼儿，法律保护未成年……除了这些之外，古代在儿童福利方面也付出了一些努力。
儿童福利问题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那时虽然没有具体的政策，但经常有关于此的圣旨，显示出了对儿童福利的关切。 到了南朝时期，出现了专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可谓是保护儿童权益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南朝的齐、梁时期，都曾设置“孤独园”，目的就是要赈济和抚恤孤儿。 隋唐时期，“孤独园”被新的机构代替，由于唐代的佛教比较兴盛，那时的政府便依托寺院开设了福田院和悲田养病坊，对儿童的救助范围也从孤儿扩大到了流浪儿。 宋代在承袭唐制的基础上，还开设了居养院，居养院设立于宋徽宗统治时期，朝廷先后颁布居养法令规范居养院的运行管理，各州县专门设置居养官管理居养院，政府用没收的户绝财产和常平息钱作为资助居养院的财政费用，并且明确规定了收养孤幼的雇乳喂养、衣食供应、读书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操作办法和标准。 南宋时，政府又创设了专门的收养机构，称作“举子仓”、“慈幼局”和“婴儿局”，专门收养低龄孤儿和被遗弃的幼儿，在抚养的同时帮他们寻找愿意收养的人家。
宋代的福利机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既不仅养护幼儿，还开始重视起了儿童教育。当时的政府提出，在这些孤儿、流浪儿和贫困儿童中，适合读书的可以送进学堂，免除日常的饮食费还有学费，并由官府提供衣物。不适合读书的，也要安排男孩学习编织、做鞋，女孩安排学习刺绣等生活技能。
元明清时期，除了政府官办的儿童福利机构之外，还出现了民间力量兴建的育婴堂和保婴局等组织，虽然职能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但相比起之前，分布的更为广泛，也算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 育婴堂 到了民国，儿童福利机构中出现了小家庭模式。所谓小家庭模式，既是以保姆1人作为家长的身份，同4-5个孩子共同生活，使孤儿也能体验到家庭的温暖。 为了完善这一做法，儿童福利机构还设立了“保姆培训班”，培训合格的保姆才能担任家长的身份，儿童们之间也要年龄相互搭配，学会家庭生活的常识，可以得见，此时的儿童福利机构已经不简单只是养活这些孩子，更是树立起了基本的“亲情养育”观念。
从赈济到亲情养育，从官方到民间，从福利机构到严刑峻法，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这个世界更安全更幸福地成长，我们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仁”、“爱”、“善”的理念穿越千年而未止，到了如今，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已不再是官方或某个群体、组织的义务，更是一种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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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重保障轻救济 我国古代妇女儿童保障》 群峰 《中国古代儿童福利的理念与实践研究》 柴鹤湉 暨南学报第226期 《我国古代少年儿童权益保护与反思》 刘永加 人民法院报2017年6月2日第007版 《从中国古代儿童福利政策看“爱幼”的中华传统文化》 陈鲁南 《中国近代儿童保护机制的历史演进研究》 王晓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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