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丙 商周金文 金文又名钟鼎文，起源于夏末商初，本比甲骨文早200年左右，终止于战国，约1200多年。铸于青铜钟、鼎、盘、盂。据容庚《金文编》记载，金文共有3772字，可识别者有2420－2420字。包括：商金文（西元前1500年左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西元前1046年左右－前771 年）、东周金文（西元前770年－前222年）。商初之金文， 简单图像化，每鼎或无铭文，或铭文仅一二字；且虽早于甲骨文，却因铸鼎艰难并曾一度被异族洗劫首都，整个商代所保存钟鼎金文数量尚不及晚商甲骨文 数量成千上万。直至西周，金文始有数量之扩充与气质之飞跃。故金文总体成熟反迟于甲骨文，却较甲骨文大为完善。金文盖形近于籀篆体，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脱去甲骨文之简陋零散，变为整齐而丰富。周宣王时《毛公鼎》金文最具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为出土青铜器铭文最长者，其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弛不急，行止得当，乃金文作品之佼佼者，与《散氏盘铭》《虢季子白盘铭》《大盂鼎铭》同属金文上乘之作，被称青铜器铭文中“四大国宝”。金文内容大体关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之记载。（下左图：毛公鼎铭文拓片。右图：吴大澂《大盂鼎铭文》拓片） 《大盂鼎铭文》释文：“周盂鼎铭，隹九月王才玟王受天有厥匿匍有四宗周令盂……朕令盂雕王廿又三祀……。”说明：1.钤印“斋鉴藏”即吴大澂（1835-1902）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斋。江苏吴县（属今苏州）人。同治进士，官至广东、湖南巡抚。精于金石学、古文字学，曾搜集钟鼎、玺印、陶器、货币等文字，撰《说文古籀补》十四卷，为古文字学重要著作。另有《字说》、《古玉图考》、《斋集古录》等。参见《中国美术家名人辞典》。汉武帝时已发现金文，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一尊鼎送进宫，武帝因将年号定为元鼎(西元前116年)。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金文书法，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清代吴式芬将商周铜器铭文编成《捃古录金文》一书，收集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民国时，1925年容庚编《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汉字，按《说文解字》顺序编为字典。金文出现于商代早期，下限断在秦灭六国，强令推行小篆时。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金文铭文，如吕大临《考古图》等；也有专门摹刻铭文者，如王俅《啸堂集古录》等；将铭文中汉字编为字典者则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清代《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铭文研究进步较快 ，不断出现专家 ，如吴大《 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 古籀拾遗 》、《 古籀馀论》、《名原》等，皆有创见。金文年代长，使用区域广，材料整理清理不易。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序》对时间地点观念很清楚。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在金文研究中可谓划时代创举。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之字2420字，附录尚未能确定之字)1352字，共3772字。 丁 大篆、小篆 大篆也称籀（音“咒”）文，因著录于字书《史籀篇》而得名。《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周室太史籀作大篆。”因秦下令废毁大篆，致极少留传，《说文》仅保留籀文225个。 大篆较甲骨文和金文有改进。如：“耳”字：甲骨文、金文、大篆分别为： 然而大篆之真迹则为“石鼓文”。唐初于 天兴县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之畴原出土径约三尺，上小下大，顶圆 底平之十个鼓形石墩，刻有秦献公十一年所作十首四言诗，是我 国最早刻石文字。经过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原刻700多字现仅 存300馀字，现存北京故宫。石鼓文结构整齐，线条均匀，横竖 行笔，遒劲凝重，开始摆脱象形字拘束，打下方块汉字基础。唐诗人韦应物定名曰“石鼓文”，现作为大篆之代表。（见上图） 秦丞相李斯将大篆书写形状进行一番简化和规范，是为小篆（右图），又称秦篆，刚柔并济，圆浑挺健，形体优美，对汉字规范化作用甚大。李斯等人并写《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范本供人临摹。今留传典范小篆刻石有《嶧山刻石》、《泰山刻石》、《會稽刻石》等。 三 漢字完美於一千八百年前之漢、魏隸書和楷書 汉字起源渺远，成熟缓慢漫长，终于无比完美。 汉字完美于最后一次造字高潮之东汉时。竹简、帛书、造纸和毛筆书写之便利，激发起文人学士疯狂美化汉字和补充造字之热情和风气，铺叙獭祭式诗赋创作又提供发明新字之空前绝后最佳机会，汉赋中大量生僻字实即辞赋作者所补充发明，而并非经过所谓“约定俗成”之漫长渐进过程，以至于此时大量“生僻字”颇有人为淫滥之弊，此时汉字总数当在小篆一万字基础上倍加。(上图：湖南里耶出土秦简局部)真正完成全部造字乃汉代隶书，而汉字之最后美型则在汉魏之间楷书。至此，汉人祖先造字之历史使命遂告完成。 甲 隶书 隶书古称“八分书”。晋朝时书法家钟鎐，言隶书为秦末掌管 文书之小吏程邈于狱中所创。程氏总结前人书写隶书经验，将周篆大多数字化曲为直，变圆为方，去繁就简，尤其改连笔为断笔，変线条为笔划，写出一部官吏用字《八分书》。程邈以献书立功，赐官御史。“隶书”，原意乃指其为胥吏所创之书法。 隶书盛行于汉朝，尤成熟定型于东汉，成为臻于完美之主要书 体。初创时之秦隶仍留有许多篆意，后不断发展加工。汉隶结构由 小篆纵势长方，初变为正方，再变为横势扁平方正，笔划厚实工整。具有雄阔严整而又舒展灵动之气度。东汉隶书笔划更形成“波、磔（音“折”，入声字，捺）”之美。所谓“波”，指笔划左行如曲波之撇笔；所谓“磔”，指笔画右行到头时笔锋开张、形如燕尾之捺笔。写长横时，起笔逆锋切入如蚕头，中间行笔有波势俯仰，收尾有磔尾。于是，方、圆、藏、露诸法俱备，笔势飞动，姿态优美。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价值。同时，又派生出草书、真书、行书各书体，并逐步为真书奠定基础。 2004年3月14日，四川雅安荥经县民建小学老师刘大锦、牟建在荥经县烈士乡冯家村游泳时发现《何君阁道碑》（下图：东汉初《何君阁道碑》），实乃摩崖石刻。刻石镌于高约350厘米，宽约150厘米之页岩自然断面，其上岩石呈伞状向前伸出约2米，形如屋顶，有效保护刻石免遭日晒雨淋。全文共52字， 7行，随字形简繁，每行7字、9字不等。其铭曰：“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 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字迹清晰完整，最大字径宽9厘米，高约13厘米。书法风格极具早期汉隶典型特征。结体宽博，横平竖直，波磔不显，古朴率直，中锋用笔，变圆为方，削繁就简。章法错落参差，洒脱大度，反映了由篆至隶之演变过程。东汉摩崖石刻《何君阁道碑》，乃至今发现之我国年代最早汉隶，以书法名世，虽失踪千年，但典籍多有记载，并评价极高。荥经旧县志对此记录甚详，谓《隶释》《碑式》《字原》《墨宝》《金石索》等名著中都对之称道不已。尤其是洪适在《隶释》中把它推上了隶书的颠峰。洪适说：“东汉隶书，斯为之首。字法方劲，古意有馀，如瞻冠章甫而衣缝掖者，使人起敬不暇。虽败笔成冢（注释：秃笔成坟），未易窥其藩篱也。”洪适所记该碑全文52字与今最近发现之摩崖刻石内容完全相同。瞻仰此石刻，率性自然，古朴典雅，气魄夺人。加之一千九百馀年日月精华、沧桑磨洗，掺和大自然神工造化，大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气，令人想入非非，心灵得到极大美感享受。洪 适之言，实不为过。 乙 楷书（距今1850年） 楷书即真书，定型于汉末蔡邕楷书与魏之钟繇小楷《宣示表》（右图）。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王导东渡时将此表缝入衣带携走，后来传给王羲之，羲之又传王修，王修却携之入土为安，从此不见天日。今所传乃羲之临摹本，字体端整古雅，结体略呈扁形，笔画已脱八分古意，全是楷书笔法，实属杰作，可称楷书之祖。 钟繇学楷书于汉末蔡邕（蔡邕楷书犹带隶意），传授于卫夫人，卫夫人传授于王羲之，王羲之楷书精妙空前绝后，世称书圣。 《荐季直表》（下图）为钟繇又一著名楷书法帖，率意如涌，欣朗流畅，如音乐之跃动；又收放有度，紧凑而舒展，疏朗而有序；且质朴若金，闲静淡定气息跃然纸上，内敛稚气活泼味尤醉人心魂！ 从钟繇时代起，楷书逐渐定型，行书、草书成为楷书灵便表达，后来之宋体则是楷书版刻性形体。楷书较之汉隶，更为简明、便捷、完美，于书法发展史属重大创新——汉字书体最现代之造型，亦最终之定型，至今一千八百年不变！钟繇作为楷书之祖留给人类文明之贡献重大久远。而汉字之无数世代薪火相传，更令人感叹无已！
第六章 文字創義乃有深厚 民族意識載荷而異於交際語言
语言以交际为天职，人与动物皆然。人类原始语言，其所表达之意义，尽皆交际意义也，诸如飲食、求偶、居住、劳作、猎杀、抵抗、逃避、迁徙、求助、恐惧、欢庆、悲痛、抚慰……诸如此类，皆仅关乎生存而已，全人类皆然，非有民族文化意义也，自无民族意识可言。此无民族意识之原始语言，最能表明语言之纯交际本质。其后，文字由发明至发达之后，逐渐植入、改造和提携语言，产生文明语言及记录文明语言之寄生文字——白话文。此种语言性质之白话文，囿于语言交际而非民族文化之本性，仍以社会交际为最高天职，仍然民族意识淡薄；故以外文翻译汉文言，难以表现所载荷之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观念、民族情趣、民族文字韵味，等等），而以外文翻译汉白话则毫无障碍。 文字则不然。文字本身无交际目的，而以记事、文学、教化、启智、拟言等文化功用为目的，以深广周遍记载意识为天职。故上古智者群发明民族文字时，势必一空依傍，脱离极端贫乏浅薄之原始蛮荒语言，而独立另行创造文字意义，诸如卜祭、记事、文学、教化、启智、拟言等文化功用之意义。而正由于文字创义，于创造卜祭、记事、文学、教化、启智、拟言等文化功用之文字意义时，便无可避免带上民族意识载荷（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观念、民族情趣、民族文字韵味，等等）——民族文化基因。且尝试举例说明之：
（一）漢字文言虛字之民族意識載荷
汉字之文言虚字，数量甚少，却最重要，为汉字文言主要标志。 汉字之文言虚字，其共同特色为半虚半实性质——实字词与词 之间以及句与句之间意义联系之“艺术虚化”。此种半虚半实之意义联系，朦胧、宽广而灵活，重意会而不重逻辑，且起调和文气与节奏音韵之艺术作用，不同于白话虚词及西洋文字虚词之纯虚词性质，尤其不同于白话虚词及西方文字虚词之明确、逻辑、机械性。 汉字之文言虚字，其载荷民族意识，主要在于表现中国人龙型心理之混合性、水流性。兹举数例说明如下： ① 之 汉文言虚字“之”字，意义和用法极其广泛多样，不下数十种， 如表代词“他”、动词“往”、几种助词、主谓连词、音节虚词（“久而久之”、“奇之怪矣”）等等。主要特色有二：一为为有虚有实，虚实兼备，用途广泛，灵活朦胧，表现一种混合性心理；二为对调节文气，包括文句之节奏缓急，音韵之抑扬顿挫，均起重要艺术性作用，此种文气音节之艺术作用在赋体和骈文中表现尤为突出，充分表现出一种水流性心理。是故无论以白话文和外文翻译汉文言诗文中“之”字，均甚感为难，主要即难在无法译出“之”字所实际载荷之微妙空灵民族性文气和诗味。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 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 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 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继之以血。钓台 移柳，非玉关之可望；華亭唳鹤，岂河桥之可闻？ ② 也 汉文言虚字“也”字，看似简单，实则更为奇妙。无论句末“也”字和句中“也”字，均往往无法用白话文和外文翻译出来，无论用“呀”、“啊”、“呢”、“了”等字均大异其趣，难以代替。然而，自中国人看来，则此文言虚字“也”字在句中意味十分实在，十分明白，十分妥帖惬意，可又“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此现象亦只能解释为汉文言虚字天然带有独特之民族意识载荷。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 ·生也何辜，杀之何咎？ ③ 者 汉文言虚字“者”字，显然载荷龙型心理之 “混合性”、“水流性”（灵活性）：“者”字用于句中，可指代“的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的物”——“动者恒动，静者恒静”、“的事”——“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时候”——“昔者”、“今者”；尤其可以混合人、物、事、时而不分——“所见者、所闻者、所爱者、所憎者、所思者、所忆者”；却又不同于白话“的”字——“王者”、“僕者”；而且妙在可任意专指——“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前一“者”字专指水流和时间，后一“者”字则专指“月亮”。“者”字直接作代词，用于诗词中相当于白话之“这”字，却更文雅空灵而富诗味——“难补者回心缺”、“者情难舍”、“者心依旧”。 ④ 而 汉文言虚字“而”字，用作连词时，其载荷民族意识之水流性可谓极为鲜明，其无条件连接，以及连接辞句时之文气流动韵味之强烈，妙不可言！如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戮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 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处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趋。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连用八“而”字而无重复与拖沓之感，只觉文气愈益流畅而活泼，诗味愈益浓厚，节奏更顿挫铿锵。倘非确有水流性龙型心理之民族意识载荷在其中，曷克臻此？ （倘分别翻译为“地”、“来”、“然后”、“以后”、“才”、“就”、“却”，则笨拙机械，文气不贯，诗味尽失矣！） 其他文言虚字，大抵如此，几无例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