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岭南，本土，乡村与城市
陈
文学的“本土性”，一直是我追寻的梦想。当我认识到大都市不适合自己生活的个性后，甚至不顾家人的反对，辞去收入丰厚的工作回到乡间，回到小县城重新开始我散漫的生活。接触江冰教授，他对文学“本土性”热情而专注的研究，点燃了我心中一盏“乡土文化”的灯，仿若乡间油灯灯芯的拔长，那团忽明忽暗的火，开始燃亮。
我出生长大于清远，这块气候宜人，山青水秀，岭南与中原的主要通忂，历史文化颇为深厚的土地，滋养着我，也育就了我那种敢奔向大海冒险，却又喜欢蜗居乡村，莳花种竹之人。故而在我的文学创作历程中，本能地向下深入土地，履步田野，倾听乡村。在我的一系列散文与诗歌的创作中，这种本能靠向“本土性”的作品为数不少。譬如我的一篇散文《鼓舞》，所描述的就是我在家乡的土地上寻找和挖掘已失传的一种民间舞蹈——鼓舞。这种鼓舞，真是精彩绝伦。它起源于狄青平南时流落清远的军中乐鼓乐。一个人可以在数只大皮鼓的中间打出象一支军队冲锋陷阵般的沙场呐喊，也可以是儿女唧唧的私语。然而，它失传了，就在这三十年间，它销声匿迹了。文章以伤郁的心情结尾，这可能写作的当时只有“眼界”而不具“眼光”所致。
“本土性”，从字面理解并不难，难的是当深入下去才发现我能抓住什么样的“本土性”，我能写出怎样的“本土性”。我在广州工作生活达十年之久，广州的区庄以及黄花岗公园常常是散步所在。但我从来没感受到广州能带给我多少创作的启示或冲动，即便我游览了广州的诸多古迹，即便象西关那样原汁原味的老广州，也没能激起我太多的创作冲动。反而是它让我更加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河一溪，一禾一稻。我很奇怪，广州是岭南文化的重镇，是广府文化的重要脉动，而清远是岭南文化源头之一，是广府文化不可或缺的区域，两者相融应该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不单融不了，还产生“抗体”。我在一篇写于九十年代的散文《霓红灯在我的视线里变得灰蒙蒙的》正是表达了我这种郁闷的心情，随后也写出了《再见，广州》的无奈。
在都市与乡村之间，常常来亦且去，去亦且来。往往返返的脚步，田野的一丝风，浪一样的金色稻田，常令我驻足。甚至除掉鞋子，挽起裤脚，跑到田间，要过叔伯兄弟手上的犁把，呼吁大水牛，在田间里耙田。赤着双脚，浸泡在水田里，痕痒的脚气立马不见了，心的浮躁也变得安静了。都市物欲的压迫，让人心浮起思念家乡的情愫，家乡的一草一木，仿如神灵的指引，令人不可抗拒，着迷一样产生写作的冲动。写于九十年代中期，也曾获过一二个文学奖项的一篇散文《禾楼歌乐》，就是把这种天、地、人、神共处一个空间的写作——千亩竹园的空间里，人与神灵的和谐相融。在这里，我捉摸到谓“本土性”的某些东西。家乡的民间歌谣——禾楼歌，每年中秋时节都会开歌堂，需要在地坪上搭起七尺楼台来歌唱，歌者轮番上去对歌。楼台的高度几与竹子高度相等，故歌者仿佛是坐在竹尾尖上歌吟。千亩的竹园随夜风纱纱作响，歌者的歌吟之声仿若是神灵对众生的告诫，听众黑压压的一大遍，都是来自四乡五邻，却竟寂静得如同风中的禅定。这是少时对家乡禾楼歌歌堂的记忆。但如今已找不到这种神化一样的景象，偶尔的禾楼歌会，也只是乡间老人的自娱。都市与乡村的距离，让我从“逆向”中思考“本土”。当然，这种距离有一定的物理距离，但更多是文化距离或曰心理距离。
2006年开始，我国开展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与保护工作，我参与到这一项工程浩大的文化保存工作之中。我的“纯文学”创作基本停顿，全心全意投入到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非遗”会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只是按要求做好田野调查与学术标本。这几年一路走下来，当找寻到上百条“非遗线索”，成功申报了十多项市、县级“非遗”保护名录和一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时，我忽然明白，我一直苦苦追寻的文学“本土性”，就在自己的手掌之上。“岭南本土”写作的想法开始孕育我胸。
江冰教授于去年在清远对我的作品评点和指导的时候，更确信自己找到了这样一种方向。在田野与历史间穿行，一脚深一脚浅，我开始对“本土性”的觉悟转向“岭南本土”的思考，并不断尝试“岭南本土”的写作，尝试分析具有这样一种“倾向”的文学样本。它基于这样一种思考方式：粤语方言，并对普通话的介入；粤人的说话方式和语法习惯；粤人的生活态度；粤人的文化根源；姓氏与乡村祠堂的突显；俗神崇拜；价值与信仰；村落结构、布局与命运的符号；建筑、祠堂，海外与乡村的联系。等等。在岭南大地，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或许不同民系，却是具有大同小异的“共性”。从岭南历史来看，展开中华版图，广东人大部分可以指认“我来自中原那里”。也就是说，无论广府系、客家系、潮汕系，其实都是从中原迁徙岭南，或经闽入粤的“客家人”。这里有一个故事。前些年，我和一些当地政协委员前往河南商丘考察。普通话沟通十分困难，但河南的委员说起当地话，我们的委员竟然能听懂。这个故事让我忽然意识到，岭南与中原，在文化上其实一脉相承，语言的流转变化，某些基因与生俱来。所谓的区别，无非是现今省份名称的不同，无非是喜欢吃面食与喜欢吃米饭的问题。
反观清远，已经有一群作家开始注意并努力“本土性”的写作，且成绩斐然。清远的文化版图基本上由广府、客家，以及瑶壮族少数民族三块文化版块组成。其中“广府”与“客家”除了语言尚有区别外，其他基本上已相融。在这种倾向“本土性”的写作中，诗人唐德亮、唐小桃、成春等对于本民族瑶族的抒写，已经深入至血脉。他们当中，我关注到唐小桃对于红瑶人的抒写——一个瑶族的分支，被称为桃花林里的瑶族。她心中的“月久村”既是诗中的月久村，更是现实的月久村，在现实与诗象当中建立了她的某种“文学图景”，也就是本文所说的“本土性”。诗人黄海凤是带着吴越文化的“新清远人”，但她也注意到融入“本土性”的写作，或者她的诗集《聆听清远》就是一个代表。青年诗人汤惠群和青年作家何群贤在其散文写作上，少时的乡土记忆成为了她俩可以恣意耕耘的田园风光。青年作家叶清河在最近几年的小说创作中，也大量渗入了这种“本土性”。青年诗人蓝树娇对于小说的写作，更注意到“本土性”为她提供的养料。更有趣的是邹业本，这个自广西而来清远工作的帅小伙，至今仍坚持用钢笔写作，且多以桂、湘、粤的土地为他的写作素材，对“本土性”具有天然的“觉悟”。然而，这些倾向“本土性”的写作，多是源于自身少时记忆、经历，是本源性的，也有融入性，尚未到达“文化的自觉”行为，即理智的深入和文化的自觉进入。
近些年来，由于冯骥才先生的大力鼓呼与推动，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至各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为应对在城市化浪潮中迅速消失的村落的事实，开始规模颇大的古村落抢救工程。广东省文联和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古村落保护工作上走在了全国前列。我因缘时会，也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当我从村落的外部深入到村落的核心，它的文化根源，它的氏族历史，它的口口相传的故事，它的伦理与价值体系，它的建筑结构与风水气场，它的独特的社会组织与管理，等等，令我震撼，也令我晕眩。我所掌握的知识，一下子无法应对这些问题和横亘于眼前的“迷宫”，甚至让我突然怀疑起很多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的虚伪性，而信服起陈忠实的《白鹿原》。梁漱溟老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此刻才让我懂得些许。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必须自觉地进入到这种“本土性”的文化根脉的探索当中，必须自觉地从“本土性”还原或艺术创造这些人，这些事，这些情。
这些“本土性”，在大学的教科书或图书馆里找不到，必须从泥巴中一层一层的剥离和晒干，才能拾取起来。譬如在我驻点的一条古村落——清新龙颈镇城（土国）村，就是典型的广府系古村，无论村落建筑、宗族规习、生产生活、民间习俗，都是典型的广府系文化根脉。然而，不可忽略的是他们的黄氏祖先却是从福建入粤，后定居清远。可是，他们承传的文化基因却全部是中原文化，找不到任何闽南的影子。这是不是说，谓“本土性”，其实也存在不断的变迁当中，在记忆、传承、消解、融入、发展，而成今天的某种已成型的“本土性”。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向下倾斜的“本土性”写作，一脚泥巴一脚水的田野工作，或能为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创作收获。
令我迷惑的还有乡村的“本土性”向城市进入的问题。当然，城市也是另一种“本土性”。当我们努力于乡村的“唯一”与“本土”，它必然或多或少要进入城市，就如“农民工”要进城一样，它需要一种载体，而这种载体更多是在城市的“话语权”手上。可否，我们的“本土性”回到本土，或者有更大的空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