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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是以“仁义”为思想核心的学术体系。其实，孔子历来“述而不作”，从未建立过什么学术体系。所谓儒家思想学术体系是后人通过对孔子分布在《论语》《礼记》《易传》等典籍中的思想言论进行总结而形成的概括性说法，这其中未免加进了后人的主观看法。如果要准确了解先秦时期孔子儒学思想本质，那就要撇开后世的政治意识形态，跳出学派对立的思维定势，站在当时的生活历史背景下去看待。 从记载孔子言论的《论语》《礼记》《易传》等典籍可以知道，孔子一生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无论是推行教育，还是编篡六经，还是周游列国，都有一个明确的追求目标，那就是为了宣扬他的“仁义礼制”思想，以期重塑当时的社会秩序。《礼记》中记载：“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向往夏商周鼎盛时期的社会状态，并立志去实现它心中“大道之行”的理想社会。 孔子所言的大道之“道”和天道之“道”并无二致，都是指自然万物之道，对人类社会而言就是最合理的社会道路，这种“道”若行于天下，天下就能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然而在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上，孔子及其儒家学术有着自己的一套思想和方法，那就是：以“仁义”思想进行教化，以“礼乐”制度进行约束。如果从君主到百姓都能自觉遵守，那么就能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就能使大道行于天下。 “仁义”并非孔子新创，在《周礼》中就有“智、仁、圣、义、忠、和”六德的说法，仁、义是其中两种。至于仁和义的准确含义，一直找不到准确的表达。孔子拿来为用，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论语》中有六人曾八次问“仁”，孔子给出的解释也非常随意和模糊，如“克己复礼，为仁。”“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刚、毅、木、讷，近仁。”等等，只是给出了种种描述，似乎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到底“仁义”是指什么呢？孔颖达曾给出解释：“仁是施恩及物，义是裁断合宜。”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仁就是发自内心的由己及彼、由内向外的爱心，义就是基于公平正义的由公对私、由外向内的思想认知。同时，“仁者，义之本也。”（《礼记·礼运》）仁是义的基础，而义是仁外在的且符合公平正义的一种表现。 至于礼乐，是合乎道的行为规范。用儒家的语言范式说，礼就是仁义外在表达的行为方式。《礼记·曲礼上》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在此意义上，仁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尊礼自觉，而义则是基于公平正义所应有的守礼义务。仁和义是一对相互依存的人性品格，如果一个人有仁有义，那便能够自觉遵守礼乐制度，就是遵道守德之人。如果每个人都遵道守德，那么整个社会便自然就达到了合乎道的理想状态。 因此孔子认为，要想使整个社会实现“大道之行”，必须大力推行仁义教育，宣扬仁义道德思想，如果越来越多的百姓做人处事都心存仁义，那么国家自然就能得到治理。这看似很合理的主张，在熟谙天道理论的道家看来却是反自然的，是多余的，搞不好会被奸恶之人利用。真正的仁义是“虽有仁义之实，却无仁义之名……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庄子·天地》）。在针锋相对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儒道两家目标并不矛盾，都是希望社会秩序合乎天道，只是在实现的途径上不一样。就像佛教禅宗的南北两派，一个讲顿悟，一个讲渐修，目标都是成佛，殊途同归而已。 如果我们站在天道思想学术的系统内看，相比于道家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儒家主张的仁义和礼乐则是积极主动的“循道而为”。实质上，仁义和礼乐一样，都属于道法的范畴，都是由圣人依天道而制定的约束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方法，目的是使人的行为合乎道的要求。所不同的是，仁义是对人性的内在约束，是对自身道德品行的自我修养；而礼乐是对人的欲望行为的外部约束，以保证社会整体上符合天道秩序。 人生来具有七情六欲，而情和欲正是干扰人心使其不能做出合乎道的行为的根缘。怎么样消除七情六欲的干扰，《管子·内业》说：“至道者莫不由礼。”“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天道思想学术已经给出了方法，可概括为内外两个方面。就外部而言是道法约束，主要是指礼制，因为在西周以前，礼就是圣人依天道制定的约束人行为的普遍采用的道法，如果不遵守礼，将受到刑罚的惩罚，通过礼制的约束，使人们不至于悖道而行；从内部而言是自觉“静因”，就是在遵守礼法节制欲望的基础上，通过自我控制使内心虚静，自觉抵御和消除七情的干扰，从而感悟道的存在，并自觉遵道行事。 孔子儒学将“仁义”一词从原先纯粹表示人性品德之意提升到自觉约束心性的道德规范和标准，使得人们在体道、遵道、用道上又多了一个途径。这个途径介于道法和静因之间，也可以说跨越在二者之间。对于不能掌握静因之道的大众来说，仁义就是一种道法，一种规范，只不过是多靠自觉履行，同时也辅以舆论的约束。而对于能够静虑思定的极少数人，仁义就成了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一种品德，一种循道而为的大智慧。可以说，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对“仁义”的阐发是对中华天道思想文化的一大贡献。 虽说孔子一生都在宣扬仁义礼制，但其在对“仁义”的阐发也有一个从浅到深的过程。其前半生对仁义的宣扬多泛泛其谈，基本是空洞的道德说教，未能深入参透“仁义”之于“大道之行”的真意。到了晚年，孔子得到了《周易》如获至宝，于是发出了慨叹，“朝闻道，夕死可矣。”“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其“韦编三绝”，刻苦研读，并撰写了《易传》。至此，孔子方才会同天道、地道和人道，有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传·说卦传》）的深刻认识，从中找到了“仁义”在天道思想上的理论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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