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们的八十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刚上大学时候，因为学古典文学，爱上了司马迁；因为红学热，爱上了曹雪芹；因为有个同学是高邮人，爱上了汪曾祺；因为看了《陈焕生上城》，爱上了高晓声；因为《约翰.克里斯多夫》，爱上了傅雷；因为生活在苏州，爱上了陆文夫；因为80年代流行一股西方哲学思潮，爱上了叔本华尼采......读书人，大多是“不专一”的，最容易“见异思迁”。但正是“见异思迁”的秉性，让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有了精神上的滋养。

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追星”生活。

我有一个学长，现在已经是大学著名教授、知名作家，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八十年代：在台下张望和聆听》，记叙了当时我们“追星”的心理和“盛况”。文章中记述的那次刘心武到我们学校作报告的盛况，我也在场。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不妨摘录这一段文字：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简单地用“伤痕”来形容陈白尘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而新时期文学却是从写“伤痕”开始的。说来也是凑巧，我大学毕业留校以后见到的第一个讲演作家是刘心武先生。在钟楼的外语系阶梯教室，刘心武作了《关于我国当代小说创作及其在国际文坛的影响》的讲演。会议是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卜仲康教授主持的。我印象中，刘心武先生穿的夹克衫，讲演时的风度如同我们在后来的“百家讲坛”上见到的一样。听报告的人很多，连过道都挤满了人。刘心武刚从联邦德国、法国等访问回来，他的报告自然结合了域外的见闻与观感。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在自己工作笔记本中找到了当时听报告的记录。刘心武说：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有引以为自豪的灿烂的民族文化和优良传统。但是，就小说创作，特别是当代小说创作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着一定的距离，被国外翻译介绍的作品不多，在当代国际文坛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刘心武说，世界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绝不能自以为是，凭主观想象来臆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必须正视世界，正视生活，正视自己，冷静观察，深入思考。我们的作家必须珍惜今天的大好形势，为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创作一些无愧于时代的文学作品来。我现在能够记得的梗概就这些了。

这是1985年的11月1日，苏州的秋日和往年一样美丽。而这一年，中国的文坛则是天翻地覆，后来我们知道，这一年，中国的小说“革命”了。

（上图就是刘心武当年作报告的地方）

刘心武的这个报告我当时也记录的，后来毕业离开学校时都扔了。

没有学过当代文学史的人，可能不会理解我学长最后说的“这一年，中国的小说“革命”了”是什么意思，也不会明了刘心武在当代小说史中的地位。当然这地位绝不是指刘心武的小说有多美，而是指他的小说《班主任》，开创了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

那是我们的八十年代，在台下张望和聆听......

其实在那个年代，我除了喜欢鲁迅、傅斯年、沈从文等现代作家外，还比较爱看汪曾祺的小说。

现在，汪曾祺很热、越来越热了，这可能与汪曾祺的为人也有关。汪曾祺向真向善，为人豪爽，诗情画意不矫情，反映在他的文字中总是流淌着对生活默默的温情，总是那么打动人心。譬如在他最令人称道的短篇小说《受戒》里，汪曾祺将那种晶莹剔透、充满着纯真的爱情领入了诗的境界。小说中那青涩的爱情，让人不禁想起古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的轻快活泼，就像一个梦，读到这里实在不忍心唤醒。

'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有你。'

这是《人间草木》里的一段话，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就是这样美得你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更让人惊奇的是，汪曾祺是个美食家。看汪曾祺的作品，我们完全可以依样画葫芦地做出一道好菜来。他在《吃食与文学》中说，一次到菜场买牛肉，见一个中年妇女排在他的前面。轮到她了，她问卖牛肉的：牛肉怎么做？汪曾祺很奇怪：不会做，怎么还买？于是毛遂自荐，给人家讲解了一通牛肉的做法，从清炖、红烧、咖喱牛肉，直讲到广东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和干煸牛肉丝。

今年5月16日，汪曾祺离开我们22周年了，时间这么快。

时间又是这么慢，慢得我从没觉得他离开，还有傅雷、陆文夫、高晓声等那一代滋养我们精神的人们......

那时我们还年青，在台下张望和聆听着......那是我们的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