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常书鸿，大家可能有些陌生，但是提到敦煌莫高窟，却无法回避一个人的名字——常书鸿。是他挽救了濒危的敦煌石窟，也是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东方艺术之母——敦煌艺术。 一本敦煌图录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 20世纪30年代的常书鸿，事业和人生都圆满得如同梦境。他在1927年赴法国学习油画。经过10年的留学生活，这位只有三十岁出头的浙江青年已是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劳朗斯最得意的学生。他的画作多次跻身法国国家沙龙展，连续四年斩获三枚金奖和两枚银奖，更有作品被收入法国国家博物馆，前途不可限量。与此同时，妻子也在巴黎学习雕塑。这个艺术之家的生活，如轻快的手风琴般，安定舒适。 青年时代意气风发的常书鸿与妻子在法国 然而，1935年的一天，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常书鸿第一次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 一下子被惊呆了：那1000多年前的作品气势雄伟，人物刻画有力，其笔触之奔放比现代野兽派还要粗野。他自恨自己竟然对祖国这么优秀的艺术一无所知。就是这件不经意的小事打破了常书鸿平静和美的生活，他的一生就此发生了改变。 常书鸿在法国留学期间创作的油画作品 随后，常书鸿又去了法国吉美博物馆，看到了从敦煌藏经洞中掠来的唐代卷画，一个奇妙的世界正在向他徐徐打开。这些从北魏到盛唐的壁画构图恢弘，色彩瑰丽，想象飞扬，其气势、其内涵、其美感、其世俗与神圣的水乳交融，都足以与他所崇拜的拜占廷艺术相媲美。从那时起，他像着魔一样痴迷于敦煌石窟，他坚定地意识到自己的艺术之根就在敦煌。 这本《敦煌石窟图录》改变了常书鸿的人生走向 破釜沉舟 寻梦敦煌 1936年，常书鸿踏上了回国的列车，一心探索着接近敦煌的可能性。然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学人们的幻梦。直到1942年的一天，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筹备成立，在梁思成、徐悲鸿等人的联合举荐下，常书鸿成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长。 常书鸿一家三口在法国的合影 几年的颠沛流离令妻子无法再接受远离城市的生活，但是妻子的强烈反对也没有阻止住常书鸿的满腔热情。经过苦苦劝说，一名曾在北平艺专就读的学生终于答应跟随常书鸿去敦煌，后来又想方设法招来了文书和会计。他们一行6人身穿老羊皮大衣、戴着北方的毡帽，顶着早春刺骨的寒风，开始了敦煌之行。临行前，梁思成送给常书鸿四个字：“破釜沉舟！”这一去，常书鸿就再也没有回头。 从此，中国画坛少了一位优秀的青年才俊，多了一位忠诚的敦煌守护者。 从艺术雅士到敦煌卫士 “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赞叹不已。”然而，这座宏伟的建筑更让他心痛不已。藏经洞中的珍贵文物早已四散，剩下的千佛洞也一直遭受着自然与人为的双重破坏。珍贵壁画早被偷盗者用胶布粘走，大多数洞窟的侧壁被随意打穿，剩余有不少被烟熏得漆黑一片，不少洞窟已被流沙掩埋。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却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 莫高窟地处戈壁荒滩之中，唯有窟下搭建了上、中、下三座寺院，常书鸿带着工作人员搬入中寺，门口挂上一块写有“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的粗糙木牌后，便开始了清沙保护工作。那一年，常书鸿39岁，敦煌于他，是梦中的神灵。 治理流沙是一件耗工、耗资、耗神的工作。在得不到敦煌县府的支持下，常书鸿只好带领全所同仁，会同敦煌县民起早贪黑干了50多天，筑起一道高2米，长2000米的沙墙，将492个石窟连同上、中、下寺三座庙宇，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为了处理洞窟内外的积沙，常书鸿发明了一种他称之为“拉沙排”的工具，以绳索拉动木板，一点一点把沙子刮出来，治沙的同时，常书鸿开始带头植树，在这里，常书鸿视草木为生命。
敦煌石窟修缮现场 与此同时，恶劣的生活环境也在不断考验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久居法国生活的常先生特别喜欢咖啡，可是他只能喝又苦又咸的咖啡，因为没有糖，而水却是咸的。不用放盐，熬的粥也是咸的。尤其是夏天，下午打来的水，经过一上午阳光曝晒，盐分更大。那时敦煌的老百姓很少种植蔬菜，成年都是咸韭菜。肉食要从城里买来，来回50几公里，牛车要走十二个小时，加上牛的休息，就是一天一夜了，戈壁滩上太阳一晒，肉往往也就臭了，所以只能在冬天把肉腌起来。常先生刚到敦煌的时候，当时还在敦煌临摹壁画的张大千留给他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
敦煌保护任重道远 让常书鸿喜出望外的是，不久他的学生董希文、张琳英、张民权、乌密风等人自筹经费，千里迢迢赶到敦煌。他们的加盟使研究所实力大增，洞窟保护、调查、编号以及临摹工作终于得以陆续展开。
研究所十几个人的所有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都要靠常书鸿去张罗。那时的经费、工资被国民党政府所扣，迟迟不发，常书鸿用个人画展所得钱款勉强维持大家的工作生活，一度举债度日。常书鸿是艺术家，也不懂得行政工作，反正凭着他的一股热情和关系，艰难度日。 对敦煌艺术最好的保护和研究就是尽快将壁画复原、临摹下来。以前画家张大千在的时候，习惯用透明的纸在墙壁上把壁画印摹下来，然后再画，这样比临摹要快得多。但是这样的拓印，对于壁画却是不堪的破坏。常书鸿立下规矩，决不允许再拓，只能对着临摹，哪怕钉两个图钉都不行，在他看来，敦煌壁画再也经不起任何的折腾了。
窟中幽暗，工作时除了用白纸反光以外，照明只有油灯和土制蜡烛，烛光摇曳忽明忽暗，眼睛特别容易酸。画笔秃了，自己修，颜料没有了，就用荒漠中的红土自己磨研。对洞窟里的壁画进行临摹，更不轻松。临摹洞顶上的壁画时，只能抬头看一眼，低头画几笔，才一会儿，脖子和手臂就十分酸麻。 在这个时期，常书鸿组织临摹了各时代的代表作和精品。这些临摹品后来就成为中国美术史、文化史重要的研究资料，并到南京、北京和许多国家展览。敦煌由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家庭破裂和团队离散的双重打击 但是，一心投入工作而忽视了家庭的常书鸿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妻子背叛了他。1945年的春天，妻子突然向常书鸿提出，自己要去兰州看病。一去就没了音讯。常书鸿心急如焚，策马狂追，跑了200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抢救持续了三天，当常书鸿醒来时，妻子已在兰州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与他脱离关系的声明。相守了20年的夫妻，从此成了陌路。
常书鸿的妻子忍受不了生活的艰苦和寂寞，抛下儿女回到了故乡 祸不单行。几个月后，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敦煌，常书鸿却接到了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握着电文，常书鸿泪流满面。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向他告别。常书鸿无从挽留，他深知经费已经断绝，每个人都思乡心切，熬了这两年，已属不易。一位踌躇满志的艺术卫士瞬间成了孤苦伶仃的苦行僧。
在那个不眠之夜，常书鸿反复端详这幅敦煌壁画《萨摩太子舍身饲虎》，艺术的感染力终于战胜了眼前的窘困，让他坚持了下来。 女儿常沙娜至今还记得那个人去楼空的夜晚，空荡荡的莫高窟只剩下她和父亲、弟弟，还有两个工人。万籁无声的夜，常书鸿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常书鸿在端详完洞窟的壁画后，再次升腾起一股力量，决心放手一搏，去重庆求援。
常书鸿临摹壁画《舍身饲虎》 孤注一掷 峰回路转 1945年的冬天，常书鸿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作为路上的资费。到重庆后，常书鸿奔走相托，陈寅恪、梁思成、徐悲鸿等一批“敦煌卫士”全力相助，纷纷在报纸上写文章，呼吁挽救敦煌研究所。 常书鸿辗转找到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当即决定把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解决经费、编制、材料、设备，还拨给他一辆十轮大卡车。回到敦煌，常书鸿招兵买马，开始了“二次创业”。
几十位后来名垂敦煌史册的工作者，纷纷加入了莫高窟保护的队伍。临摹、维修、加固……研究所的工作逐渐恢复并走上了正轨。1949年9月28日，常书鸿在古老的千佛洞前升起了一面红旗，第一个国庆节刚过，他收到郭沫若发自北京的表扬电报。1950年9月郑振铎发来急电，请常书鸿立即携全部摹本和重要文物赴京，筹办敦煌文物展览。5个月后，敦煌文物展览在午门开幕，轰动了京城。
建国初年，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 敦煌艺术展览以后，周总理亲自过问敦煌研究所的情况，批复给研究所一台发电机。通电那一天，常书鸿高兴极了，他一个洞子一个洞子地跑去看，感觉壁画中那些仕女都在跟他微笑了。 在此期间，常书鸿组织编辑出版了一百八十大本《敦煌全集》，筹办了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以及纪念莫高窟建窟一千六百周年（３６６—１９６６）等活动，同时加紧开创新洞窟、创作新壁画。
常书鸿在甘肃创作的油画作品 大浪淘沙 魂守敦煌 正当各项工作顺利展开时，文化大革命很快波及到这个沙漠深处的研究所。当时已经六十几岁的常书鸿也遭受到了人生难以启齿的羞辱。但是，他凭借信念顶下来了，而且十分淡然。给他平反的那天，他把全所人员喊到家里，其中也包括那些“打倒”他的人。他笑着亲自下厨，做了几大盆法式春卷。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概括那段岁月，“我是一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最欣慰的是，敦煌的文物也和我一样，幸存了下来。”
晚年的常书鸿 从1978年开始，常书鸿调任北京，任国家文物局顾问，长住北京。即便离开了敦煌，在1982年至1993年间，常书鸿还是撰写了《敦煌壁画艺术》、《敦煌艺术》诸多文章，编辑和组织出版了《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敦煌回忆录》等书籍。这个时期，当年在破庙里的敦煌研究所，如今已经是敦煌研究院了，研究条件彻底改变，高科技被广泛用于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敦煌学的研究硕果累累，在常书鸿的身后，段文杰、樊锦诗、常沙娜和一代代敦煌人继承了他的敦煌事业。
常书鸿与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女儿常沙娜 在人生弥留之际，常书鸿最大的心愿还是回到那倾尽他一生心血的地方——敦煌莫高窟。1994年，当常书鸿安静地离开人世的时候，家人和研究院的同事们将他的骨灰埋葬在莫高窟九层殿的对面，希望这位老人能够与敦煌永生相守。
曾经有人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这就是常书鸿的一生，他必将载入史册、名垂千史，这就是常书鸿，一位可亲可敬、一生痴迷理想的艺术大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