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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深冬，一个烟雾弥漫的早晨，常书鸿一个人离开重庆珊瑚坝机场。此行他是去兰州正式任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委员。这一年因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盗卖事件，重庆政府遭到舆论围攻。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成为一时间的焦点话题。为了应付舆论，重庆政府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而由陕甘宁青新五省检察使高一涵担任筹委会主任，不过是添加一份官办色彩，在日后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可以跟当地政府借债度日而已。  李晨画 莫高窟距兰州1200公里，常书鸿坚持把研究所设在那里，结果，直到第二年2月20号，才召集到勉强可以成行的人马。研究所一行6人，身穿老羊皮大衣，头带当地老农毡帽，顶着刺骨寒风，向敦煌出发。  当年敦煌 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走了一个月，把他们送到路的尽头：安西境内，最后是十头骆驼载着他们来到金碧辉煌的莫高窟千佛洞。这个南北绵延达4公里的沙漠画廊，保存着自北魏至元代十个世纪修建的近500座有壁画塑像的洞窟， 4千5百多平方米壁画， 2千多身彩塑，称得上一部中国中世纪的美术史。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5月26日，寄宿千佛洞的游方道人王圆箓引水冲沙时，发现了现编号17号洞窟内的藏经洞。此后，敦煌这个荒凉的地方因为这个发现被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社会所关注。埋藏在洞窟中的文物有三万余件之多，这些上至北魏的稀世珍宝于宋仁宗景佑二年埋藏于此，已经安然度过近900年。  文物包括经卷、文书、刻本、佛画、丝织物等，记录了中古时代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宗教等几乎无所不涉及的社会状况。这本该是一次震撼世界的考古发现，却演变成了一场殖民主义者的文化掠夺。王道士起初还是安分小民。他随即报告当任县长，县长让他将洞封闭了事。道士又手书一折：“上禀当朝天恩活佛慈禧太后”，欲报功请赏。  常书鸿油画 迟迟不见朝中过问此事，王道士俨然主人，随意将宝物送人。英国人斯坦因只用区区几百两银子就从道士手中盗走近万件文物。紧接着，法国的伯希和、俄罗斯的柯斯洛夫、日本的橘瑞超等来到敦煌，用相同的手段盗宝，及至清政府发现时，仅剩下残余经文8000余件。  常书鸿油画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莫高窟，竟然把化学药品铺在布上，黏掉壁画二十多幅。西方殖民者不仅公然盗走文物，堂而皇之收藏于博物馆，法、英、德、瑞典、日本等国的汉学家还开创起一门以敦煌文物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盗宝人伯希和不仅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也是敦煌学的奠基者之一。1907年他从莫高窟劫走大批文物，并整理编写了一套《敦煌图录》。正是这套《敦煌图录》，开始了常书鸿与敦煌的因缘，他的人生轨迹也因此改变。  ▲常书鸿（左一）夫妇与留法艺术家 1935年秋，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河畔的旧书摊上，发现了伯希和的《敦煌图录》。其时，常书鸿在法国生活了近10年，完全倾倒在西洋文化上，言必称希腊罗马。他的油画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获得三次金质奖章、两次银质奖章，已经是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协会会员，并以蒙巴拿斯（巴黎艺术家活动中心）画家自居，和妻小一起在巴黎过着安定舒适的生活。  1943年，张大千、常书鸿等参观安西榆林窟 看见敦煌千佛洞图片的瞬间，青年常书鸿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相信自己的国家还有这样灿烂的文化艺术。然而，伯希和在序言中清楚地写明，照片是1907年在敦煌石窟中拍摄的。常书鸿来到吉美博物馆，那里收藏着大量伯希和盗走的敦煌文物。论及历史年代之久远、艺术表现手法之高超，旅法画家常书鸿认为，敦煌艺术都胜于他所崇拜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洋艺术。对当时没落颓废的巴黎艺术心有不满的常书鸿决定回国，亲眼到敦煌看一看。恰在这时，接到南京教育部部长的电报，聘请他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常书鸿欣然接受了。  去敦煌的行程因对日战争而延宕着，常书鸿随同国立艺专辗转在北京、江西、湖南、昆明、重庆之间。上帝似乎在考验常书鸿的意志。去敦煌前，常书鸿的职位是国民党教育部隶属下的美术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有自己的画室，在重庆过着安逸的画家生活，当时的教育部次长张道藩一直把常书鸿当作自己人对他颇为关照。  检察院院长于右任在呈交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瀚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消，非特为考古暨博物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募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提议通过后交由教育部办理，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而不是敦煌艺术学院。重庆政府意欲在兰州设立这么个部门，让世人看着，脸上贴贴金而已。谁想常书鸿却是抱着破釜沉舟的想法要在敦煌干一番事业。为了尽快成行，常书鸿在重庆办了个人画展，用卖画的钱筹备去敦煌的经费。  初到敦煌时，常书鸿和张大千在莫高窟相遇。这是张大千第二次到千佛洞临摹壁画。临走时，张大千送给常书鸿一句话：我回去了，你在这过你的无期徒刑吧。 莫高窟，距敦煌县城25公里，四面都是荒无人烟的沙漠。1954年通电，上世纪80年代才找到可以饮用的地下水。当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牛车，遇到紧急情况难以救急。 他们的主食是酱油拌面条，蹬攀的工具是自己动手用木棍制作的梯子。整日在没有通道可行的洞窟间爬上爬下，在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行，每次都是连爬带跳进到洞里。洞中光线幽暗，临摹时白天里也要点着蜡烛。最要命的是洞顶画，画上几笔，手臂开始酸麻，直到头晕恶心。教育部的拨款经常几个月甚至多半年不到账，有时没有钱买颜料，有时买不到颜料，于是在脚下的黄土上琢磨办法，制作出不褪色的天然颜料……沙漠岁月的艰难超出人的想象力和承受力。千佛洞固然美妙绝伦，然而，在不见故人的戈壁荒漠，为艺术献身的热情终究能持续多久？ 1945年抗战结束前夕，教育部宣布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把石窟交给敦煌县政府。这时，前前后后跟常书鸿到敦煌的人都走了。常书鸿这时候完全可以听任指令，回到重庆南京或北平，教书作画，悠闲度日。像一些画家那样，把敦煌作为圣地，隔两年去朝拜一次，临摹几张画回来。“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也是困难的反复，但我决不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底。” 顽强的常书鸿此时妻离子散，可石窟里满壁风动的飞天，气韵生动的经变画、本生故事图，仿佛生命犹存的彩塑、精美的装饰花纹已经让他痴迷得不能割舍，他怎么放心把石窟交给一直对千佛洞存有觊觎之心的地方官吏呢。他四处游走，向社会呼吁，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归属傅斯年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 常书鸿接任敦煌艺研所前，曾拜会于右任先生。了解国民政府也了解西部状况的于老先生一再鼓励他坚持。感谢常书鸿的坚持，在1951年5月北京故宫午门城楼上举行的“敦煌文物展”中，“莫高窟历代代表作摹本”已达到4000余件。还有一件事要特别感谢常书鸿。印度著名的阿旃陀壁画，在英人统治时期，被强行涂上一层所谓的保护油漆，致使壁画变成暗褐色，画面模糊不清。初到敦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某高官也曾亲口指示常书鸿，用英国人的办法把敦煌壁画全部涂上凡纳西油。油画家常书鸿知道，把凡纳西油涂在油画上是会变色的。他没有按照上司意愿行动，阿旃陀壁画的厄运才没有在莫高窟重演。临摹与修复是艺研所的日常工作，常书鸿要求临摹不能加入创作和个人色彩。临摹如此，修复工作和创造力就更加不相干了。当初绘制敦煌壁画彩塑的都是些为士大夫所不齿的雕工画匠，常书鸿是知名画家，手下人是为了画家梦想来到敦煌的，而他们每日做的其实几近画匠的工作。常书鸿自称是研究保护敦煌艺术的苦行僧，就他的坚守和工作而言，名副其实。 1966年，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按照常书鸿的计划，这一年国庆前，要把二十几年的工作做个汇总，举办大型展览，开纪念会、研讨会，拍摄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编辑整理《敦煌莫高窟石窟总录》《敦煌壁画艺术》《敦煌彩塑》等一系列介绍敦煌的出版物。正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常书鸿在回忆录中只用一句话便将“文革”十年勾抹过去。 敦煌壁画正在逐年残损，有人呼喊，再过50年或100年，敦煌艺术只能在历史书里见到。即便这喊声有些危言耸听，有一点没有疑问，50年或者100年后，常书鸿和他创办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对世界的贡献会更加弥足珍贵。 选自画家李晨的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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