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先生自幼喜欢艺术，但他的父亲却是个倍奉实业救国的人，所以，执拗地把他送到工业学校去读书。无奈，他选择了与绘画有关系的染织专业，并参加了由名画家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在那里学到很多知识。为了进一步深造，1927年他去了法国，在那里他把一切时间用来学习法文和绘画技术，后来终于考上了里昂中法大学公费生，毕业后他取得了里昂市公费奖学金，并转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深造。留学十年间，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虽然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良好的生活条件，但他始终忘不了祖国。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经多方努力，促成了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想。常先生首先担负起了这一重任，为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  1943年3月27日，常先生肩负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初到莫高窟，他心旷神怡，犹如步入仙境，心情非常激动，简直彻夜难眠。但是，现实很快给了常书鸿沉重一击。初到敦煌，他们住在桌、椅、床都是土堆成的、点着木头剜成的油灯的、滴水成冰的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破庙里。住所的周围又被戈壁包围，最近的村舍也在几十里外。荒凉的敦煌与浪漫的巴黎相比，就是天壤之别。按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尽管如此，常书鸿依然没有放弃。他仍然坚持着，无论困难有多大，其信念一点也没改变。 到了1944年的秋天，教育部才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先生任所长。然而，正当他们干得起劲的时候，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才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研究所，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面对现实，他毫不犹豫的选择领导着大家继续干下去。他说：“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 常书鸿把全部心血都倾注于事业，其余什么也顾不得，只知拼命去工作。但是，他的妻子因忍受不了这里艰苦生活条件，愤然离家出走。丢下的两个孩子无人照管，一切落在常书鸿的肩上。本来工作中困难重重，妻子离去又是雪上加霜。在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他却仍旧坚定不移，继续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这才是常人无法企及的“保护神”的精神啊。  常先生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他忍受了恶劣的环境、穷困的生活，经历了妻离子散和生活与工作的重压，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他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大量的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常书鸿与西北师大 除了对保护敦煌的奉献外，常书鸿先生也是我校美术教育的开拓者、奠基者。1958年至1962年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扩建为兰州艺术学院，常书鸿兼任院长。其创作并赠送学校的油画、临摹壁画、素描作品数十件，部分展出在我校博物馆为常先生作品开设的专区。《冰河放牧》、《回族人像》、《莫高窟风景》等油画作品，都带着浓浓的西北味道。《天下雄关》灿烂的东方红，如他对敦煌艺术的热爱一般热烈，个人情感如朝阳喷薄而出。  西北师大馆藏  
《天下雄关》《冰河放牧》 等  初到敦煌，我一心都扑在工作上，保护洞窟、内容调查、编号、临摹等都已展开，并取得了成果。每到工作之余，便念及远在千里之外重庆的妻子和儿女。我在信中也不断鼓动妻子携带儿女前来敦煌安家落户。几个月后，为了向教育部要钱和筹备展览的事，我回了一次重庆，并接来了全家。当敦煌这个绚丽多彩的艺术宫殿展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兴奋极了，孩子们适应能力很强，也深深为敦煌艺术的博大与精美而折服。 我们一家住在中寺。中寺又名皇庆寺，离上寺很近，前后共有两个院子。前院院中有两颗栽于清代的老榆树，院中正东（东房）是个工作室，北面是办公室和贮藏室，南面是会议室和我的办公室。后院东房是我们设立的陈列室，北面两间是我们的居室，室内两个土炕，由土坯砌成的书桌、书架并列在墙边。西南的房子是磨坊，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面食都是自己买小麦用毛驴推磨加工的。 同事们住在皇庆寺北侧用马房改建的一排房子里。每间有一个土炕、一张土坯垒起的的桌子和书架。大家都在研究所办的食堂吃饭，以面食为主。当时虽然没有硬性规定工作上下班时间，但大家都十分自觉，利用一切时间勤奋工作，饭后都早早进洞子临摹、调查，各干各的。下班时间打钟，临时召集人开会时也是打钟。 董希文、张琳英、周绍淼、乌密风、邵其芳、龚祥礼等都上洞子临摹壁画，苏莹辉、李浴调查石窟内容，我除主持所里工作外，也到洞窟中进行调查和临摹。 芝秀和琳英、密风她们一起上了好几回洞子以后，艺术创作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她决心临摹雕塑，第一个临摹的是第319窟盛唐坐佛。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上千尊塑像，具有极高的造型能力和艺术水平。陈芝秀是在巴黎学习雕塑的。她所学的西方雕塑，所看到的西方雕塑作品都是单色的，而敦煌千尊佛像竟全是金碧辉煌、色彩斑斓的彩塑，这就是说，这些彩塑既是雕塑艺术，又集绘画、装饰艺术于一体，简直美极了！在第427洞，那里有九尊高大的彩塑，芝秀说她走遍欧洲也没有看到这样生动美妙的彩塑。他们丰满健壮，衣饰华美异常，虽然脸上的贴金已被人刮去，但其神态依旧庄严动人。她在一个个洞中欣赏观摹，几乎每一个都是她激动不已。有时，我们还互相探讨，交流对壁画、雕塑的新认识。陈芝秀对敦煌艺术的热心和开始临摹工作，使我很高兴，也不断地鼓励她。 1945年初，原任研究所总务主任张民权走后，从管理方来看，我总感到缺少一个有力的帮手。这时正好酒泉的一个熟人介绍来了一个新疆某部队里退下来的小军官，三十多岁，浙江人，现在家乡也回不去了，想就近找工作。我们住在沙漠孤洲上，又缺个总务人员，此人不正合适？我一听是浙江人，勾起了乡情，心里已有两三分喜欢了，就说：“那么你请他到敦煌来找我一下，我们见个面再决定好吗？” 隔了两三天，那人果然找来了，身带一支驳壳枪。我一听他的口音就问：“你是浙江什么地方人？”他说：“诸暨枫桥人。”我心想：诸暨枫桥，不正是陈芝秀的家乡吗？在这样荒沙大漠举目无亲的边塞里，能听到浙江口音，都算是难得的同乡了，更何况是地地道道的小同乡！我便连忙把芝秀叫出来认一认。两人果然用诸暨话谈上了。 新总务主任上任的不多日子里，积极性特别高。他骑上所里的一匹枣红马，带上自己的驳壳枪，在沙洲上为我们打来了一只黄羊，不久，又从哈萨克牧民那边为我们买来了一头大肥羊。这样一改善伙食，上上下下一片叫好声。可时间一长，他也就有点吊儿郎当，许多事情显然是做给别人看的，对我显得过分的恭顺，对陈芝秀又显得过分殷勤。 大西北的冬天风大天冷，滴水成冰。经过寒冬的煎熬，开春以来，大家都开心的上洞工作。但我发现陈芝秀的工作热情下降了，临摹雕塑的泥和好了，就是塑像基座好多日子也搭不好。她说她有病，坚持要马上去兰州医治。我因为所中工作繁忙，没法抽身陪她去。4月13日，我们进城参加友人结婚典礼，得悉友人即将赴兰州，因此，拜托友人关照陈芝秀去兰州就医。4月19日，我送她进城坐车与友人一起离敦煌东去，还写了好几封信，拜托沿途友人关照她。而她走后多日，却一直没有音信。有一天，我去洞中临摹壁画，下午四五点钟，董希文来洞子约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边走一边讲到陈芝秀走后没有音信，讲到开春以来的一切变化。董希文劝我宽心，并说师母可能不会来信了。在我的追问下，他拿出一叠信，说这是师母走前，他用钱在徐喇嘛那里用钱截获的陈芝秀送去联系出走的信。我要董把信给我。董说老师您不要生气，我就给您。我答应了他。他把一叠信给我。我一看陈芝秀的信，简直呆了。  我气得悲怆欲绝，连话也说不出来。我只有一个念头，赶紧追，把她追回来，立即牵出枣红马就上了路，拼命往前赶。我估计芝秀最多也只能走到安西，宿夜后才能继续向前走。我只要在天亮前赶到安西，便能够找到。月夜下的戈壁，死一般的沉寂，我感到一股透心的荒凉。这里还经常有强盗出没，一个孤身旅客可以被轻易地没收财物，置于死地，尸体往沙丘里一埋，什么痕迹也没有。而且，这类事情如家常便饭一样，时常发生。但我却顾不上这些了，只知道拼命往前跑，往前赶。到第二天早上，我果然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安西。但是我找遍了安西的车站、旅店，也没找到她的影子，只听人说，前几天是有一辆汽车往玉门方向开去了，司机旁边好像坐着个打扮漂亮的女人。失望和疲惫一下侵袭了我全身，几乎要一头倒在地上。我强打着精神，匆匆喝了点水，吃了点干粮，给马喂了点草料，坐下休息了一会又继续向玉门方向追了过去。不知追了多久，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我颤悠悠地从马上摔了下来，失去知觉，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才知道，我是被当时在戈壁滩上找油的玉门油矿地质学家孙建初和另一位老工人救起的。那里已地靠赤金，那天他们一清早驰车出发，运送器材到老君庙去，在赤金外的公路旁边，发现我一个人倒卧在戈壁滩上，无声无息。经过急救和3天的护理，我才恢复过来。后来当地一个农场的张场长闻讯赶来，他是我浙江的同乡，他安慰我，也劝导我注意身体。他又告诉我说不要再寻找陈芝秀了，她已到兰州，并立即登报说与我脱离夫妻关系，离婚。在选择事业还是选择选择家庭的这一关键时刻，家庭和事业都牵绕着我的心，但最终我还是决定以事业为重，让她走吧！不几天，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又回到了敦煌。 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回想回国后几年来的坎坷风雨，回想妻子这几年跟我在一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的一阵自我谴责。是啊！我没有重视她的思想情绪，没有帮她解开思想疙瘩。在贵阳，遭日寇飞机轰炸后，精神上的创伤也是难以愈合的。后来她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坚持做礼拜，直到敦煌后也是如此。但条件却不一样了，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作为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也许她还有另一种内在的和深刻的不适应。她的变化既有她主观思想上的问题，也许更多的还是客观条件上造成的困难及难以忍受的困苦和艰难。陈芝秀出生在浙江诸暨，那里是闻名遐迩的江南鱼米之乡，而长期的法国留学生活，已经使她习惯或者说适应了法国的生活方式。他像法国妇女一样每天涂脂抹粉，化妆打扮，喜爱穿高跟鞋，潇洒的风度加上她艺术家的气质，更显得年轻、漂亮。在回国后，她随我从上海、杭州到昆明、贵阳、重庆等地，过着战乱中的办学生活，逐渐适应了一些，但比起在法国安稳而相对富裕的生活而言，条件还是太恶劣了。他一边努力改变生活，有时也逐渐改变自己，但仍有化妆的习惯，衣着也十分讲究。记得刚来敦煌时，她仍是穿着高跟鞋，得体的衣着和经过化妆的模样，与当地封闭的农民们又脏又破的装束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也引起了当地人的注目甚至是围观。艰难的生活如果是一天、两天或一个月、几个月，挺一下就过去了，现在是有日子没有天，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有时经费几个月拨不下来，大家在艰难困苦中度日。我自己一心沉在工作中，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还在家中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是争吵。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所忽视的。使我懊悔的是， 我的失误还在于我任用了那个国民党兵痞出身的人当了总务主任。他在背后的鼓动，与妻子陈芝秀的出走也有很大关系…… 更使我愤怒、憎恨的是国民党政府。在我们为敦煌艺术献身的日子里，总是掀起一阵阵险风恶浪。我们的工资往往被扣住不发。想到这些，我又想起一直支持我们坚持下去的同志，在不寐的长夜里，忽而，我脑中又呈现出一幅幅丰姿多彩的壁画，那栩栩如生的塑像，继而，我又想到第254窟中著名北魏壁画《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它那粗狂的画风与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地冲击着我。我想，萨陲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它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它效力的人啊！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挫折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 不能走！再严酷的折磨也要坚持干下去。望着窗外如水的月光，我带着自信和不屈服于命运的犟劲沉入了梦乡。在梦中，我看到一个个“飞天”从洞窟中翩翩飞出，天空中飘满五彩缤纷的花朵，铁马的叮当声奏出美妙的乐曲…… 到敦煌以后，开展工作需要很多钱，这些钱与那些达官显贵的奢侈消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自建所后已半年多时间，教育部却一直没有汇钱来。维持所里开支，仅靠我在离别重庆开画展时卖画的一点钱，用完后只得向敦煌政府借钱度日。这也引起一些敦煌县镇府人员的怀疑，怀疑我们是否是政府派来的。这种怀疑逐渐已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了。我接二连三地向教育部打报告，均石沉大海。后来，我给当时支持我来敦煌的梁思成先生发了一个电报，请他帮助询问教育部，落实经费问题。第3天，我接到梁思成的回电，说他接到电报后即去教育部查询，教育部推到财政部，财政部查后回答说并无一个“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预算，只有一个“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的经费计划，因查无地点，无从汇款。并说此事纯属荒唐，现已查明，款即汇出，望继续努力。接到复电后不久寄来的经费，对工作人员的思想情绪起到了暂时的稳定作用，经费除还债外，还有一部分结余。于是我们又托在成都的朋友帮忙购买了一点临摹用的绘画颜料、纸张，以及裱画用的绫绢，还买了有关敦煌历史、美术包括国内外发表有关敦煌的报告、文章等资料。同时还扩大了编制，招收了几个新的有专业知识的职工。为了专心工作，我还把在酒泉上中学的女儿沙娜叫来，跟我一起学习临摹壁画并照料失去母亲的幼小弟弟。 1945年春，张民权带一批临摹作品，在重庆搞了一个小规模的画展。通过介绍我们的工作成果，向社会广泛介绍我国自北魏以来，各朝各代连续不断地发展创造的敦煌艺术的辉煌成果，以引起整个社会对伟大的民族艺术遗产的重视和爱护，同时希望内陆艺术学校毕业生和画家，能到敦煌来学习和研究祖国的传统艺术。 当我憧憬着事业的美好前景时，1945年7月，我们接到国民党教育部来的一道命令，宣布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命令我们把石窟交给敦煌县政府。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我一个严重的打击。我拿着命令，简直呆傻了，前妻出走的折磨刚刚平息，事业上又遭到来自政府的这一刀，真是忍无可忍了！ 这接踵儿来的打击，使我像狂风恶浪中孤舟一样，忽而浮起，忽而又沉下，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的吞没了。我写信给于右任等，力陈保护敦煌、研究敦煌的重要性，希望他们呼吁保留这成立不到两年的研究所。但呼吁如石沉大海，许久没有消息。正在濒于绝望的时刻，我接到了一封没有发信地址和人名的来信，打开后才知道，原来是曾在我们这里工作的张民权同志在赴延安前于重庆寄来的。他在信中说，由他带去重庆的首批千佛洞壁画摹本，在重庆中苏文协楼上正式展出时，意外的受到中共董必武、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等同志的亲自参观。在信中他还转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后方文化界进步人士对我们在边陲戈壁保护祖国艺术遗产所做工作的支持和赞扬。郭沫若在展览观后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两首感情充沛的诗篇。读完这激动人心的来信，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在戈壁沙海的危难困苦之中，任何一点支持都是十分宝贵和鼓舞人心的，何况我们是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批领导人的同情和支持呢！它像火一样重新点燃了我心中即将熄灭的火种。我立即提笔写信，发给曾支持敦煌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把国民党教育部取消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情况告诉他们，并表示，我们坚决不走，要继续干下去的决心，希望他们代为呼吁。 不久，我就陆续收到各处热情支持我们坚持下去的信。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正和一个民办艺术机关联系，这个机关已向教育部表示，如果部里取消这个国立的艺术研究所，他们就接管。这些信暂时稳定了职工们的情绪，但教育部的关系已中断一两个月，经费也停发了。我们只好靠那点余款度日，并尽力节约开支，没人每月只发生活费50元。维修工作也只得停下来，但临摹、调查、研究及引导游客参观等仍照常进行。 为了应付经费紧张问题，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记得当时我们定做了第428窟的木门，木工材料费就要二三百元。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恰好这时城里的一个商人要我画一幅画像。我就借机要求他捐款。他为了要画，拿出了这笔款子，不过还要求将他和他儿孙的名字刻在木门上。在这一时期，我们虽然勉强度日，但职工们情绪受到了很大影响，心绪不宁。8月15日，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我立即跑到大佛殿的铁钟上重重的敲了21下，并向职工们宣布了这个大喜的消息。这天，为了欢庆抗战胜利，我们杀了一只羊，热热闹闹地聚餐庆祝。这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接管我们所的通知也受到了，并汇来了一笔钱。但是，由于日本战败投降，一些职工希望尽快回到过去的敌占区与亲属团聚，有的已无心再呆在这个边陲荒凉之地，想尽早离开这里，因而，接着而来的就是一个散伙“复员”的狂潮。 一天晚上，董希文和张琳英夫妇找我来了。 董希文带着难以启齿的神态说：“老师，这几年我俩在这儿受到你的帮助、教育真不少。趁现在的日本鬼子投了降，各地好容易恢复了交通，我俩打算回南方老家去看看……” 张琳英又腼腆地加了句：“将来老师如果还办这个所，要我们回来，我们也乐意！” 我心想；夫妇俩来得最早，可以说为敦煌局面的打开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董希文临摹《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图》等壁画，对原画精髓的理解，对艺术创作上 的精益求精，都是相当突出的。张琳英怀孕临产时，由于这儿条件太差，我们是用两头毛驴、一副担架送到县城里去的。30公里的大漠风沙，30公里的行旅颠簸，她都没有说一句半句的埋怨话。据护送的人说，他肚子痛得厉害时，也只是咬牙忍受着……如今抗战胜利了，他们想回去探探亲，也是人之常情，我还有什么好非议的呢？这样，我就问了句：“你们打算怎么走呢？” 希文说：“计划先去北平，看看再说。” 我沉吟了好一会儿，终于松了口：“那么好，你们走吧，到北平给我来信。” 我这一松口，希文发自内心地说：“我们也是不得已，我和琳英虽然离开了，可心还是和敦煌连在一起的，还是和老师您紧贴着心的！” 就这几句话，我也感到宽慰了。 董希文和张琳英两人一走，我的阵脚也就压不住了。 李浴、周绍森、乌密风三人也我提出要回东北去。 李浴这一两年在美术史上的钻向研是有成绩的。他多次对我说，我国历来写画史，都是只写几个著名士大夫画家，例如唐代提来提去是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曹霸、韩干、李思训、王维等人，绝口不谈或者只是浮光掠影扯上几句民间的艺术创作，这是不对的。他说他将来要是写画史，就一定要扭转这种倾向，要把敦煌的石窟艺术，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来描述。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敦煌培养了他，下一步就让他自己去闯荡也好！周绍淼和乌密风夫妇早就说过，他们是离不开白山黑水，大豆高粱的。抗战8年好容易赶走了日本鬼子，他们想回家乡去看看，也都是情理中的事，我更没有理由反对，只得也松了口：“好吧，只要你们心中有敦煌就行！” 三人几乎同声说：“老师，这哪能忘得了呢！” 一会儿，李浴还颤声说：“不，我们要把敦煌的花朵，开到各自的岗位上……” 三人走后，又隔了一段时间，留下的潘洁兹也来找我了。他嗫嚅着说：“老师，我也想……” 他的话尽管未说完，可我早已心照了。洁兹原来是张自忠部队上下来的，下来以后，他为了上敦煌，一路卖画。到了兰州他安顿下妻子，就孤身一人风尘仆仆地踏上了河西走廊这块长达两千多里的荒漠之地。他到达敦煌那天，正好国民党教育部不要敦煌研究所了。所里的同事，个个愁上眉头，更是滚油煎心。当他拿出五省检查使高一涵的介绍信给我看时，我真是有难言之隐：原来的人尚且糊不住嘴，怎么能再添丁进口？但我感到这个青年壮志可嘉，最后还是说了句：“你那么远的路跑来了，那就留下吧，苦日子一块儿过！” 潘洁兹来了以后，也真是一把好手，临摹壁画，自有一种风格，刚健清新。他对历代的服饰感兴趣，不遗余力的搜集整理。写起文章来概括性、条理性都较强。当然，我很快了解到，他也有和我类似的处境，妻子是十分反对他来敦煌的。洁兹到这儿后，接连去了好几封信，都没有得到妻子的回复，我将心比心，十分理解他现在的处境，但愿不要再蹈我的覆辙才好。这样，我不等他说完，也就松了口： “好吧，你也走，早点回去看看，事业和家庭都重要，不要学我……” 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患难中相濡以沫的亲人。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敦煌的夜是如此的万籁无声，死沉沉，阴森森的，只有远处传来几声恐怖的狼嗥。这样的夜，我本来是早已习惯了的。可是如今我却是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成寐了。我披衣走出屋，任凉风吹拂。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依稀可辨，那是多么熟悉的壁画和彩塑，它们在月光下闪烁着光芒，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它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它们，现在，进过几年的努力，不但没有淡化我对这些石洞的感情，而且更深了。这里有我和同事们付出的众多心血。如220窟贞观十六年唐代人画的壁画，是初唐时期的代表作品。1944年老工人窦占彪从宋代重绘的泥壁剥露出来，色彩金碧辉煌，灿烂如新，东壁左右的维摩变中维摩居士的画像，带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清赢”的画风和神态。这是莫高窟所有五十余幅维摩变中最好的一副。这是前人，包括研究者如伯希和、斯坦因、华尔纳以及张大千所未见识的。第285窟的西魏大统四年和五年（538~539）修建的，是隋唐以前最为精美完整的中国民族艺术代表窟。美国人华尔纳曾于1925年，妄图明目张胆地盗取窟中壁画，遭到敦煌人民的反抗而未得逞。另一个修建于五代太平兴国五年的61窟的文殊洞西壁画《五台山》立体地图，高5米，长13.5米是一幅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宝。画中的城楼台阁、伽蓝、寺庙、庵、观、亭、阁、桥梁分别布置在“五台”和“繁峙”两县境内500里的寄岩峰和五台峰中，在曲折的山山水水里面还穿插了看不完的山乡行旅、朝山进香的信徒、高僧说法时的听讲群众，旅店、磨坊、行人、走马、骆驼等等无不应有尽有，真是一副举世无双的现存最大最古的山水人物画地图。 这时，我不由又想起几天前，由敦煌县长带来一个国民党部队军官，在游览中想凭他的势力，明火执仗地拿走石窟中一件北魏彩塑的菩萨像，说是放在他家中让他妈妈拜佛用，真是荒唐。后来我费尽口舌，并以女儿沙娜画的飞天画作为交换，才把那个家伙送走。想到这些，我如果此时离开，把权力交给敦煌的县长，这个艺术宝库的命运是不堪设想的。几年的艰苦岁月，这些洞窟中留下了我们辛勤的汗水，而这些艺术珍品也在艰苦环境中给了我们欢乐和欣慰。思前想后，我默默发誓，我决不能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 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了另一头。时序又是初冬了，这是1945年的冬天。千佛洞前的白杨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落叶连同沙山上的泡泡刺，在已结冰凌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朦胧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先后来所工作的人大都走了，虽然中央研究院接管了我们研究所，但具体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可以说关系也没有接上。这次我们暂时离开千佛洞，也就是为了去重庆落实各种接管关系，以利今后的工作。 我们就要走了。留下的仅有老工友窦占彪和范华两人。从昨天起他们就帮我料理一切。我反复告诉他们，我们一家是暂时去兰州重庆办事，隔不了多久就会回来。可他们根本不相信，认为研究所的人都走光了，所长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也自寻门路去了。一时我也解释不清，临走，我又叮嘱了两句： “老窦，这洞窟的维护和保管的事就交给你了，你可要千万上点心！”这个心灵手巧的庄稼汉老窦，眼圈红了红，点点头。我又招呼老范：“所里其他公务杂事，收收发发，都交给你啦，将来可要向我报账！”老范“嗯唷”答应了声，声音也暗哑了。正在这时，上寺的老喇嘛易昌恕，也急匆匆赶来送行。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熟识了。他对宗教是虔诚的，特别是老佛爷的事，从不二心。对生活，他也一天天热爱起来，带着徒弟徐喇嘛，自己种棉花、种麦子、种蔬菜、种瓜，自给有余。他为我们送行，口中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们一家就这样暂时离开千佛洞，骑着毛驴到了敦煌县城，辗转乘车，赶到兰州。在兰州，高一涵和省教育厅厅长等人提议我将随身携带的女儿沙娜临摹的壁画作品，以及我在敦煌所作的少数民族的速写和油画写生作品在兰州公开展出，以饱兰州人的眼福，我同意了。这个展览会的名称是“常书鸿父女画展”，展出的作品，大部分是沙娜这几年在敦煌所临摹的各时代壁画的摹本，约三四十幅，我的关于少数民族的油画、速写约二三十幅，展览会地点在兰州双城门。 这次画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特别对于沙娜的画，各方面的评论都很好，而且还有一个收获或者说是插曲。在展览期间，一天，一位来自美国的加拿大籍的老妇人，中文名字叫叶丽华，当时在新西兰的中国老朋友路易·艾黎设立在山丹的“工合” 培黎学校从事染织教学。他热爱中国，在路过兰州时来看这个展览。他看沙娜画的许多敦煌壁画摹本，认为这些精美的画作出自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之手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有很好的培养前途。他看到沙娜亦十分喜爱，主动向我提出她愿意带沙娜去美国学习，并以她自己的劳动所得（她说她是美国一家染织工厂的技工）来提供沙娜去美国的费用和学费、生活费。因那时沙娜才十三四岁，我接到这个邀请时说，孩子现在还太小，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最好过几年以后再说。叶丽华也同意这个意见，说她在培黎学校任教的聘期也是3年，等3年工作结束后再来千佛洞研究这个问题。在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总以为那个美国妇人是说了玩的。 但到了1948年夏天，她突然来到千佛洞找我，说她来是为3年前的提议要个回答。我心中很矛盾。沙娜这孩子聪明好学，但自她母亲走后就没有坚持上完学，有机会到美国去受一些正规教育应该说是好事。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考虑，我最后还是同意叶丽华把沙娜带到美国去学习。但就这样把孩子交给一个外国人，我心里还是很不安的。当一切手续办妥之后，我请了一个相熟的律师写了一个合同，主要是保证叶丽华给常沙娜提供在美国4年的学习、生活费用并做沙娜的监护人等事宜。沙娜去美国后，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学习美术，同时还勤工俭学。不久她结识了叶丽华的侄女及其朋友，他们都是美国拥护新中国的进步人士，其中有已故的史沫特莱和现在居住在中国的爱泼斯坦等友好人士。通过他们，沙娜参加了中国在美留学生的进步组织。祖国解放后，她积极要求回国。1950年底，她在美国留学生争取早日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没有学完就提前回到祖国。 在兰州的画展结束以后，我们即赴重庆。 这事的重庆已相当混乱，所谓的接（劫）收大员满天飞。从南京、上海传来的小道消息和丑闻不断，街上到处都是地摊，拍卖着家具、旧衣服及各种来自美国的剩余物资。重庆的达官贵人们都往南京、上海去了，政府机构几乎没有人好好上班。我在中央研究院里找人也没找到。经过两三个月的奔走催促，在5月间找到了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院长。他刚从延安参观回来。他当时代表中央研究院的朱家骅，作为留守在重庆本院的负责人。我向他汇报情况以后，他对我孤军奋战、坚持在戈壁之中保护敦煌文物表示十分钦佩和赞赏，并要我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来，一定帮助解决。我提出了关于经费、隶属关系和补充人员、购置图书等问题。他说，敦煌艺术研究所今后隶属中央研究院一个所，增加人员、购置图书设备马上可以办到。我还要求有一个方便的交通工具，最好是卡车，以便我们将添置的人员设备一起运到敦煌去。最后他帮忙拨来了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我们还购置了一台小发电机和照相机、胶卷以及绘图用的纸张、画笔、颜料等。这辆十轮大卡车，满载着我复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希望和新招收的人员、材料开向敦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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