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纠结我的演讲标题。原来拟定的题目是“新媒体与公共领域的重构”，但我发现这个副标题太大了，为了准确（保险）起见，我就把主标题改成了“一点思考”。的确也就是一点点思考。
先讲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大概一年之前（2013年）美国波士顿的爆炸案，这个爆炸案引入了众包的力量来抓罪犯。
第二件事情，如果你不炒股的话，你可能不是太了解。这件事情就是高频交易。所谓高频交易（HFT），在美国和中国都是喜忧参半，有一种力量力挺高频交易。高频到什么程度呢？每秒钟下单的次数要达到成千上万笔。我说的成千上万笔不是形容词，可能是9千笔交易、1万笔交易，每一次的下单速度是以毫秒计算的。这就意味着在股票、期权或者是商品交易所里，有一种交易手段就是用机器代替人去下单。武断一点说，在座各位可能没有人玩儿过这件事情，它都是华尔街的机器人在玩儿。华尔街有一个词叫“宽客”（Quant）。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是想跟大家探讨交易，在座各位有没有可能想象这样一种可能性，将来的政治投票，将会是高频投票，而不是四年一度的投票。我们也不要指望将来变成一件事情一个投票，投票是随时都可以进行的。其实投票已经在发生，而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个高频交易，非常具有启发性。
第三个例子，在我们所做的传播业，用机器人取代网络编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这个也是去年的例子（2013年），就是美国的《洛杉矶时报》，在美国地震的时候发出了第一条消息，而且是机器人做到的。这个机器人在《洛杉矶时报》已经运转了10多年。
我想提的问题是什么呢？今天很多做新媒体或者是拿新媒体说事的，说的无非是两件事，第一是把它当商机，所以是商人的眼光，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畴。另外一波人谈新媒体的，就像胡泳提到的舆情，这是政治家把新媒体当做抢夺话语权的道场，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新媒体和未来新公共空间的构建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为什么要举这三个例子？就是想提醒大家，新媒体对新的公共空间的构建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一定跟我们的想象不同。不同在哪里？它一定是有未来的高频交易、机器人代替网络传播，或者是以众包的方式让警察抓罪犯，一定是这些方式大行其道、屡见不鲜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思考什么是传播、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公共空间。
一定要努力思考媒体带来的变革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如果仅仅把它当做新媒体事件、舆情精准营销，我们就不在这个场合下讨论。但是，也不是仅仅利用新媒体作为所谓的批判的工具，比如前面几位讲者谈到构建未来的公共空间，怎么样看到传播方式的转变，也包括师老师提到新媒体的赋权等等，这些都是对的，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容我斗胆说一句话，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当我们把新媒体作为批判工具的时候，极有可能落入到传统媒介观的俗套之中。我想提的问题是：媒介到底对社会带来哪些重构的机会，这时候不要忘了“人机共同体”，不要忘了“平行世界”，也不要忘了“多重主体”的可能。
今天的高科技，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已经并行不悖的向前走。我相信五年后、十年后，这个世界会变得面目全非。我们思考新媒体和公共空间的语境一定会发生重大的迁移，不要忘了这个迁移。不要仅仅认为新媒体是帮助中国渡过一个什么样的关口，也不要指望新媒体是为了帮助中国的某一派去战胜另一派，我认为这都是非常狭隘的。
互联网对大学里教授的课程或者是研究者的学科，对于他们的立足之本，其实是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个人认为互联网对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依次提出了挑战。互联网最先挑战的是经济学。从电子商务开始，互联网就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提出挑战，比如物质的稀缺、人是自私的、分工创造财富等等。到今天，人们对合作是人的天性，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富足的社会和多种可能性的社会，已经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信息作为生产要素，这些可能会极大的改写经济学的教科书。
社会学的教课书也面临改写的可能。过去传统社会学从法国的孔德开始，到今天，仍然没有脱离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用牛顿力学的观点看社会关系、看社会的主体、看社会的结构、看社会怎么样去演化。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了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有了大量人群的交互、聚集、分散，这为社会学科的立足之本提供了新的可能。
还有一个就是政治学。西方的很多大学在研究电子选举和公民意见表达之后，怎么样影响政党的立场以及政党的立场怎么跟社会公众进行交互，他们用电子测量的办法进行民主政治的研究，已经进入了计量政治学，但我觉得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挑战的是这些学科的假设到底是什么，包括传播学也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当我们看待公共空间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脑子里运转的操作系统是陈旧的。我们脑子里的学科理论基础一定是旧的，一定是不够用的。
如果我们要谈公共空间的重构，我认为有三个前提和一个土壤。这三个前提分别是：
第一，公共平台必须足够丰富、意见表达必须足够多样性；
第二，公共空间的表达，社会学、政治学和传播学上有一件事情必须是得到突破的，就是我们把它叫做意义的生产。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意义生产方式是可以事先生产出来，传达给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群人，在碰撞下能否达成共识。亲爱的各位，我可以说这是已经注定要过时的意义的生产方式。这种意义的生产方式有一个致命的假定，就是假定意义可以事先生产出来。我认为这是错的。意义不可能事先生产出来，意义只能是边生产边消费，不可能先生产再消费。这种情况下，意义的生产方式注定发生重大变化；
第三，权力的赋予和消解。师老师研究媒介赋权，她多次提到福柯，福柯不但是对权力、对赋权、对话语和知识怎样结成权力有重要的剖析，更重要的是指出一种可能，赋权和权力的消解必须同时存在。赋权不再是某种授予，中国人也在讲君权神授，西方人也在讨论权力到底从何而来。我认为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虽然没有解决，但已经变得不是一个问题。权力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权力如何运作。权力的授予和消解一定同时存在。
我说公共空间的土壤是什么？就是大数据，无处不在的大数据，甚至是大数据哲学，它会带来古希腊时期非常喜欢的流动性哲学（即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而不是柏拉图的哲学）。我们今天看到物质的流动、信息的流动、资本的流动，未来可以看到更多的思想的流动。这些流动性的市场一定会仰仗大数据，但这个大数据不是采样，它是实时的，它是一种“呼吸”，它是“活”的大数据。
这样就带来了新媒体的三个值得关心的问题。
第一，我们需要重新看待人。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人的本源来思考人。这个人已经被机器包裹，这个人和机器的边界无法区别，界面已经消失。这个时候再看人的欲望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满足的。
第二，我们需要看到社群的本质，重新理解关系，重新理解跨主权的主权消解。
第三，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公共秩序以及重新定义秩序。秩序是“长”出来的，而不是授予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新媒体到底新在哪里？需要考虑到三种情况，新媒体是结构性的嵌入、它是一种新物种的诞生、它是全新的体验。
传播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个人觉得传播再也不是搬运工的角色，传播不是为了消弥信息的不对称。麦克卢汉讲“媒介即信息”，这句话已经被解读了半个世纪，但我个人认为这句话的解读依然不深刻。“媒介即信息”是彻底告诉我们，不要试图把媒介分成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本身和作为载体的媒介，这样的两分法已经完全失效了。
在我们思考新媒体、新媒体的未来以及新媒体带来的变化的时候，要时刻警惕今天思想的底座、知识的底盘、思维的框架，在百分之八九十的可能性下都被绑架在传统的底座下。由于过去学科的专业化，使得文科背景的人不善于搞算法，忽略了高频交易、高频的意见表达、高频投票的可能，甚至是平行空间，我们认为它只是存在于科幻世界里。公共领域的确是非常棒的词，可能我们会忽略掉这些。
第二个就是我们下半身可能泡在工业社会。我们仍然相信理性，仍然相信至善，仍然相信可能达成共识，我们对知识和确定性依然非常迷恋。我认为这些后面都需要带一个问号。
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更加需要担心的是，当我们努力建构一个新的世界、新的话语场的时候，会不会为宏大叙事或者新版本的宏大叙事留下地盘，或者说我们为老大哥赋予什么样新的可能。未来我们将怎么样跟这些老大哥一起来玩耍、戏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图象？
在这种情况下，我借用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两种公共空间理论，我们需要看到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男性哲学统治了思想界2000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今天的互联网看成有生命的、看成有灵性的、有活性的，不得不让它注入更多的女性的色彩。公共空间一定需要一种柔性的、间性的，或者说跨界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新媒体和公共空间如何重构才会获得最佳的思想基础。
最后是我的三个想法。第一，我们已经不得不进入到一个平行世界，一定需要深刻的理解平行世界各种可能性都同时在场。不要试图于用一种可能性去摒弃或者打击另外一种可能性。我们不如用戏弄、戏谑，甚至嘲弄、自嘲这样的方式。所有的物种都有理由存在。今天只是所有物种滋长的时刻，不要有太多的功利心。
第二，媒介受到的挑战依然加剧，而不是减轻。这是因为对媒介的挑战已经从去中心化进入到去中介化的时代。媒介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很忧虑。
第三，新的媒介生态，如果媒介有存在的理由或者新生的理由，媒介一定要学会看待未来的世界。用你饱含柔情的、充满温度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你必须学会看到不确定性的、多样性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同时，又相信秩序会从这里诞生。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