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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案例与经验 美国的新故事与后果 我们从一个地方开始本书，却要在另一个地方结束。在本书开头的部分，我们通过传统行为经济学的一些案例介绍了欺骗行为的概念，也就是西奥迪尼的列表（详见导论中对欺骗均衡的讨论）。回想一下，西奥迪尼列出了6种特定的心理弱点，通过这些可以实现对人们的操纵。 但是在我们的书中，一个新的重点出现了。这次我们主要强调人们会被欺骗的原因，并对此给出了一个更一般的表征。从第三章起，我们就一直在说，人们容易受骗是因为他们告诉自己的故事是影响他们决定的重要因素。为什么这种决策模式导致人们如此容易被操纵？因为典型的故事是很具发散性的，枝节众多，而大多数欺骗行为借机通过某种方式将新的枝节嫁接到原本的老故事上去，这就变成了人们告诉自己的故事。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取代了之前的老故事。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上述思想。人类最基本的技能之一就是我们的专注能力：能够集中精神在某些事情上，而不是另一些。我们可以把人们做出决定时他们告诉自己的故事称为焦点。这种称谓使得人们之所以受骗的原因变得清晰起来，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有关欺骗如何完成的重要线索。对注意力的操纵是两类人的基础素质：扒手和魔术师，他们都有独特的技巧能够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然后他们就能够施展自己的敏捷手法。 在写上一段之前，我们回顾了很多案例，从Cinnabon开始一直到后面的例子。通过回顾，我们发现在每一个案例中，欺骗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钓鱼的人抓住了其他人注意力分散的瞬间。在某些情况下，那些实施欺骗的人，像魔术师或扒手，自己创造了那个有误导性的焦点。我们也回顾了西奥迪尼的列表，其中每一项都可能是由于人们被错误关注点吸引所导致的结果。 “钓愚”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本书所传递出的最基本的消息。我们写作本书正是为了指出我们所认为的错误关注点。有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故事在美国深受大众欢迎，甚至在海外也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个故事主要来自对标准经济学的简单解读，它认为，除了受到收入分配和外部性的限制外，自由市场经济是我们能实现的最好的世界。让所有人都“自由选择”，然后我们就能够拥有一座人间天堂，即在目前科学技术、人类能力和收入分配允许的条件下，实现伊甸园的梦想。 我们看到了自由市场所带来的种种繁荣，但是每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自由市场也是如此。人类用以创造繁荣的聪明才智也同样能够用来发展推销术；自由市场中能诞生利人利己的双赢模式，也同样能诞生损人利己的单方获利模式。只要有利可图，这两种模式都不断地被人们采纳完善。自由市场可能是人们最强大的工具，但正像所有强大的工具一样，它也是一把双刃剑。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防范一些问题的出现。所有会使用计算机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计算机通过多种不同的途径使我们向整个世界公开个人信息。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采取预防措施来抵御欺骗，如同对抗计算机病毒一样。我们都知道，别人向我们发送邮件要求我们做某些工作，这对我们没有好处，但是对他们却非常有利。我们也都知道，反过来，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们都明白，我们可能因为游戏、脸谱网或者其他诱惑而变得沉迷于计算机。[插图]然而，因为计算机的各种优势，我们还是打开了心扉，接受了它消极的一面，这种消极与自由市场的缺点属于同一种类型。但是只有真正的愚人才会假装缺点和问题并不存在，或者是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但是现实中正好相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最著名的经济故事（很可能也是占主导地位的那个）是，只要我们能够自由选择，那么自由市场就总是对我们有利。当然，这里谈到自由市场总要强调之前所说的收入分配和外部性，但是通常人们只会忽视而不是有所戒备。 改革的时代 在美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改革时代的重要时期，大致是1890~1940年。这一时期，以三个相互独立的运动为标志：19世纪90年代，由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主导的农民民粹主义运动；1900~1920年，由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主导的好政府–进步主义运动；以及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新政。这些运动及其目标都各不相同，但是在改革时代末期，却共同孕育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相比1890年时，我们需要在各个层面扩张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联邦一级。[插图]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大概也就在改革时代之后——在美国，人们有一个很显著的共识：政府是制衡自由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当然，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在制定美国国内政策时，这种分歧主要是细节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是一位出身共和党的美国总统，他任命了一位同样来自共和党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当然并不是有意为之）[插图]，这位大法官改变了整个美国的历史：他推翻了之前美国最高法院的决议，裁定在学校实行种族隔离是非法的。更重要的是，时任美国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Faubus）试图在小石城挑战这一决议时，艾森豪威尔直接派出了联邦军队。在此之外，他还一手建立了美国州际公路体系。尽管艾森豪威尔是一位共和党人[插图]，但是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每当民众有需求时，他都毫不犹豫地使用政府力量来提供帮助。 轮到美国民主党执政时，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两位总统延续了这些政策。肯尼迪采用凯恩斯刺激政策来使“经济恢复运行”。他还提出了民权立法。在肯尼迪遇刺身亡后，林登·约翰逊继续推进这项立法，最终成功获得国会批准。约翰逊自己则启动了联邦医疗保险项目。之后，再轮到美国共和党执政时，尼克松总统并没有停止改革。正相反，他建立了环境保护局；同时，还要求大幅提高社保的福利水平。[插图]因此，纵观美国故事，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应该在其中扮演各种角色。当然，政府的工作并不完美，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焦点。根据当时美国主流的故事走向，政府应当在诸多方面发挥作用。[插图] 新故事兴起 但是，现在有一个新故事开始流行：“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并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救星，政府正是问题所在。”这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总统就职演说中的观点，后来人们引用时通常去掉了“在当前的危机中”这半句。随着这样的论断出现，里根开启了一种新的国家故事。[插图]如果一个人认为只要人们能够自由选择，那么市场就能完美运行，由此很容易就会推导出“政府正是问题所在”（政府没有资格干涉）这一结论。但是既然存在外部性、收入分配不均以及欺骗等种种问题，市场其实并不是完美运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其实是有必要存在的。改革时代已经证明，如果能够有效发挥作用，那么政府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然而，现在这套理论已经成为“老故事”。 新故事是错误的，因为它对经济特征的描述是错误的，它对美国历史的特征描述也是错误的。多年以来，在改革时代或更早之前，我们看到政府活动大幅扩张。通过仔细的反复试错以及诸多痛苦的经验教训，我们已经创立了能够反映实际需求的政府项目和法律，仅以几个方面为例：社保、医疗保险、证券监管、存款保险、州际公路体系、扶贫、食品药品监管、环境保护、汽车安全法规、反抵押贷款欺诈法规、公民权利法案以及保护性别平等法规。通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艰苦的斗争，到里根就职总统时，美国已经拥有了一套能够切实服务人民的政府体系。 “政府正是问题所在”的新故事本身就是一种欺骗。它显得如此有吸引力是因为：那些宣扬类似“有坏事发生”的报纸比宣扬“一切都很顺利”的报纸要好卖得多。如果一个记者整天写“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员工都非常出色、工作努力，是人民的好公仆”这类报道，那么他离失业也不远了。因此，有关政府的新闻报道通常都是曝光其失误和缺点的。进一步来说，公众其实非常依赖政府项目的良好运作，这也是为什么新闻总是聚焦于政府没有尽职。 三个例子 我们贯穿本书的写作方法是将经济理论，也就是各章的基础，与解释应用的案例相结合，这也是我们在总结部分将要采取的方式。下面我们将举三个例子来对比老故事与新故事中的经济学。每个例子都将指出，把通过试错得来的改革成果扔在一边，转而相信没有经验支撑的新故事经济理论，将会导致人们忽视欺骗的存在。 社会保障及其改革 我们曾经多次与许多不同的听众分享我们关于欺骗的这些想法。我们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是怎么办的”，尤其是如何解决像苏茜·欧曼经常提到的超支问题。对此，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已经有大量理财书籍呼吁人们制定预算并严格执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她的女儿阿米莉娅·泰亚吉（Amelia Tyagi）提出了一条经验法则。[插图]她们说，人们应当把自己拿回家的工资分为三部分：50%分配给必需品，30%用来满足自己额外的消费欲望，另外20%则储蓄起来以备养老或者不时之需。这是非常明智的建议，特别是人们之所以乱花钱通常都是因为把自己的需求（也就是必需品）定义得太宽泛；这条经验法则也允许人们满足自己在必需品外的一些愿望，比如偶尔买束花或者外出吃顿饭，这为生活增添了情趣。基本上，她们的建议与苏茜·欧曼所给出的不谋而合：如果想避免陷入财务窘境，那么就严格遵循预算吧。 认真遵循预算是解决低储蓄问题的最直接、最根本的方法。然而，直达的道路似乎总会拥堵：正如生活中总是发生的那样，精打细算让人们从心理上难以接受。既然这种直接的方式很难实现，美国政府打算另辟蹊径，避免出现低储蓄带来的严重后果。美国的社保体系极大地减少了老年群体陷入贫困的情况。通过社保系统，我们不必等待人们一个一个地学习沃伦和泰亚吉所建议的经验法则，自觉地把20%的收入储蓄起来。我们找到了一种更简便的方法。社保系统通过税收留取人们的部分收入（员工和雇主各支付员工工资的6.2%，目前缴纳社保工资上限为118 500美元[插图]），并且使用这笔资金来给老年人发放养老金。这一方案的效果非常显著。从20世纪60年代提高养老津贴以来，65岁以上老年人群的贫困率大幅下降，从1959年的35.2%降至1975年的15.3%。[插图]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社保是他们劳动收入之外的最主要收入来源。在劳动收入和其他政府转移支付（如退伍军人福利）之外，对收入最低的20%人群来说，他们约94%的收入来自社保；收入最低的20%~40%的人群社保收入占比约为92%；在收入分配中位于40%~60%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为82%；在收入分配中位于60%~80%的比较富裕的人群中，这一比例降到57%。只有在收入前20%的人群中，社保对非劳动收入的贡献才会小于50%。但是即使对于这种高收入阶层（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都购买了其他商业保险或者自身非常有钱，因此样本偏误很大），社保也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对这部分富裕人士来说，它贡献了约31%的收入。[插图]如果拿走美国公民的社保收入，那么65岁以上人群的贫困率会从9%骤然上升至44%。[插图] 通过这种方式，社保有效抑制了过度消费相关的欺骗。再加上联邦医疗保险以及60岁以上人群高达80%的自有住房率[插图]，美国老人们也可以买得起给孙辈的礼物了。这种解决低储蓄问题的方法并不是直接走到人们面前喋喋不休地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花钱，而是政府起到了较大作用。（进一步来说，我们认为政府的承诺还有助于解决低储蓄之外的部分更紧急的问题，比如鼓励充分就业的宏观政策使得大多数人只会短期失业，失业保险则使得失业者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另一份工作，残障保险则给那些不能工作的群体提供了生活保障。） 鉴于当今大多数人口对于社保的依赖程度如此高，我们对于有些政治家还在试图挑战社保感到非常惊奇。然而新故事的力量如此之大，美国的社保体系可能将面临真正的威胁。2004年，小布什政府提议将很大比例的社保项目“私有化”，认为这种修改后的社保项目可以给人们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员工们原本需要缴纳其工资的6.2%作为社保费用，如果按照小布什政府的方案，那么员工们可以从这6.2%中扣下4%进入自己的个人账户。[插图]他们可按自己的意愿投资于经批准成立的共同基金。退休时，退休人员就可以得到基金中的钱，但是同时他也需要偿还之前从社保系统扣下的那部分用于买基金的钱。鉴于缴纳给社保体系的费用变少了，这部分钱被用于发展基金了，这个逻辑是很合理的。小布什政府在建议中还富有创新性地提出，可通过扣除退休人员原本应得的社保收入进行偿还，这就如同退休人员当年借贷了一笔款项，贷款利息率大致为通货膨胀率加上3%。[插图] 我们相当钦佩这项计划对“自由选择”逻辑的应用。然而，我们不得不坦言，这个方案非常愚蠢。这就像是让最脆弱的那群人向政府借一笔钱来投资于股市或者债券市场，贷款的还款日定在他们退休那天，还款利息率还非常高。 我们中的一位（罗伯特）做了一些数值模拟，检验这项社保改革方案的可行性，他主要使用了过去100年间美国股票和债券的历史回报数据。[插图]为了模拟，首先做一个很美好的假定：改革后的社保系统运行不错，退休人员乐意接受这一方案。如果未来股票收益与美国过去100年间的股票收益相同，那么投资者选择把所有钱都投入股票，可以带来很高的回报。但是这里涉及两个极端假设。如果按照更常规的做法，采取股票、债券混合比例的投资组合，那么即使股票回报很高，平均下来的投资收益也比较小。并且，注意这种投资是有风险的：基准计划（选取劳动者的中位数，且采用生命周期理论对股票与债券的投资比重进行调整）会带来约32%的投资损失。如果在股票收益上采取更可能的假设，也就是未来股票回报会依照其他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表现（而不是美国这种超常情况），那么这项计划就不仅仅是有点风险，如果依然采用基准计划进行投资，那么届时将造成71%的损失；全部投资股票则会带来33%的损失，此时，收益中位数已经非常小了。 小布什政府在其第二届任期之初重点提出这项改革方案，后来因为不受大众欢迎，此方案被搁置。在10年后的现在，这项方案似乎也不太可能会再回到新故事的改革议程上来。然而，其他计划出现了；由原本小布什政府的“社保私有化”变成了保罗·瑞安（Paul Ryan）的“医保私有化”。瑞安的计划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2022年之后年满65岁的人将不可享受联邦医疗保险的各项服务，而是获得一种可以用来在私人市场上购买医疗保险的凭证。这项计划能够削减政府预算开支，因为这种凭证是按照消费者物价而不是医疗服务价格来计算通货膨胀的，后者膨胀得更快。然而，这种开支的削减并不是没有代价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结果显示，如果采取新方案，那么到2030年时，65岁以上的美国人要自己支付68%的医疗费用；而如果能维持现有的联邦医疗保险体制，医疗费用中自付的比例仅为25%。[插图]此项计划以及共和党提出的整个预算提案都是基于自由市场的新故事。21世纪前10年的风格已经变成了把政府从美国人民的身后赶走。 证券监管 报纸上一直充斥着政府面临各类预算危机的新闻，比如从基础教育、公立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司法系统、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到延缓全球变暖的科研资助，几乎全都涉及。事实上，在每个领域都应当有一点“预算危机”，这样资源才不会被视为免费的（这也是对纳税人的钱的尊重）。然而，这些多重预算危机已经超越了合理预算情况。如果按照新故事的逻辑，政府应当被看作一个“问题”，而不是“帮手”，那么各个政府部门都应该拼命抢夺资源、维持预算，不管民众实际需求所在。 监管证券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对企业会计和证券评级的监管可以让公众获得应得的公开信息，作用重大。更早之前，我们引入了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提出的潜在泡沫概念，专指那些未被发现的、越积越多的金融问题。在本书第二章（讨论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看到，次贷潜在泡沫被戳破以及后续资产市场的冻结共同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既然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在抑制潜在泡沫上负有如此重大的责任，那么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个部门的预算是否也受到了新故事的影响。 只需看一眼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预算，我们就知道它的经费远远不够。2014年，该委员会审查了超过50万亿美元的资产，而它自身的经费预算仅为14亿美元。[插图]折算下来，平均监管1美元资产的政府投入大约只有1美分的1/400。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进行对比，以证实我们的第一感觉：这点预算太少了。首先是一家部分受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监管的公司——美国银行，它每年单是花在市场营销上的经费就高于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整体预算[插图]；然后是共同基金，它们平均要为其每1美元的持有资产花费1.02美分，这已经是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平均监管成本的400倍了。[插图] 如果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确实缺乏资金，那么应该会有相应迹象。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在真正应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未能对衍生品、评级机构做出有效的监管。委员会内部也有直接的证据显示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例如，美国纽约南部地区法院法官杰德·拉考夫（Jed Rakoff）曾经因拒绝签署一桩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与花旗集团的和解方案而引发争议，原因是他认为和解条件太过妥协。[插图]杰德·拉考夫曾经断言，自2008年以来，由于缺乏资金，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几乎只起诉公司，而不追究个人的违规行为，这条规律罕有例外。[插图]这种起诉方案主要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从法律角度来看，起诉公司比起诉个人要方便快捷得多。然而，起诉公司对违规行为的震慑效果也要弱许多，这是由于对公司的罚款是由所有股东承担的，而针对个人的处罚则是由那些实际应当负责的人自行承担的。 麦道夫案使我们可以更仔细地观察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运作及经费不足所导致的后果。众所周知，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是恶名昭彰的欺诈案犯，他的庞氏骗局愚弄了一批富有的投资者。他的投资者们每个月都能收到一封信，告诉他们手头的麦道夫资产又增值了多少，这种收益十分规律。有一位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惠特曼城的量化投资者哈里·马科波洛斯（Harry Markopolos）追踪了这些收益，并把自己的质疑提交给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波士顿地区办公室。他声称麦道夫的投资回报不仅高且平稳（基本上月回报率为1~2个百分点），这有违金融规律。[插图]麦道夫对此的回应是，他通过采用一种“套管式”的投资组合策略实现了平滑收益。麦道夫表示，通过购买期权避免巨额亏损、卖出期权回避超高收益，这两者组合就能达到效果。[插图]尽管这种策略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滑收益，但是马科波洛斯认为这样做对麦道夫而言成本过高，几乎不可能实现他对投资者承诺的高回报。他指出，麦道夫更有可能采用的是庞氏骗局手法，因为若真使用了套管式策略，那么麦道夫需要的期权数量比美国市场中交易的期权总量还多。[插图] 尽管论点很有说服力，马科波洛斯的举报在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中却遭受了很大的阻力：他最初于2000年和2001年在波士顿向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提交的投诉石沉大海。[插图]但是马科波洛斯非常坚持，于是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纽约地区办公室同意于2005年11月开启调查——该办公室对麦道夫有司法管辖权。当时，分部主管梅甘·张（Meaghan Cheung）与法务专员西蒙娜·舒赫（Simona Suh）被分配负责此案。[插图]但是他们与分配任务的高层多里亚·巴亨海默（Doria Bachenheimer），都更多地把怀疑视线放在举报人马科波洛斯的身上，而不是被举报的麦道夫。这三位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成员都怀疑马科波洛斯可能是出于某些利己动机。巴亨海默对此有一个很简洁的表述：他可能是一个赏金猎人。[插图]此外，马科波洛斯与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调查团队间有很明显的“文化”差异，因为前者是一位专职的量化分析人员。巴亨海默对此的表述是：他的举报全部基于“理论”。因此，他不符合律师眼中的“揭发”标准，那必须是某些有内部信息的人，并且在法庭上有可靠证据证实不法行为的存在。[插图]火上浇油的是，愤怒的马科波洛斯在之后的一次电话交谈中直接痛斥了梅甘等人，大骂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无能。[插图]因此，当麦道夫来到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接受梅甘和西蒙娜的质询时，这两位调查员已经很好糊弄了，麦道夫本人又是一位欺诈大师。结果可想而知，没有发现任何欺诈的证据，这个案子不久就结案了。 我们的兴趣所在并非麦道夫案的细节，我们所在意的是它所反映出的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亟须更多经费的情况。尽管纽约地区办公室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有迹象表明该办公室工作人员还是非常尽职尽责的，很注重履行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自身的职责。[插图]然而，调查小组并不能完全理解马科波洛斯的举报内容和动机。如果调查组中有一位具有金融背景的调查员，那么就可避免出现这些误会。此外，新故事导致美国社会对监管人员普遍缺乏尊重，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素导致的“士气低落”，再加上能够吸引员工的合适的薪酬和工作量，那么马科波洛斯的举报、麦道夫的辩护可能会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更多的资金是否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这次调查进行得不够好，这正符合一句俗语——“一分钱一分货”。一美分的1/400只能换来这么多。新故事认为“政府正是问题所在”，因此民众对政府部门十分吝啬，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仅是受害者之一。 联合公民 我们的第三个例子来自本书对政治的讨论。在第五章中，我们提及政治话题，也看到利益团体输送的资金被用于美国总统选举时的选票欺骗行为。 一个多世纪以来，联邦竞选法正是为了减少这类问题而存在的。1907年的《蒂尔曼法案》禁止企业直接为竞选活动捐款；1974年的《联邦竞选法案修正案》设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同样对竞选捐款和竞选开支设置了限制。然而，不久之后，人们就发现了绕过直接捐款法律限制的方法，那就是通过一些竞选“好伙伴”，比如政治行动委员会。即使没有任何直接捐款，众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仍然可以为竞选活动提供帮助。这就引发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何在不违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下，对政治行动委员会或者其他类型的利益群体竞选“伙伴”进行控制？经过多年的争论，国会于2002年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两党竞选改革法案》，也被称为《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案》。[插图]其中一条重要规定是，禁止企业、工会以及非营利性组织资助在初选前30天或者普选前60天内提及某位候选人的广告。 2007年，一个名叫“联合公民”的右翼非营利性组织决定挑战这一条款。它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希拉里》（Hillary: The Movie），并计划在有线电视台播放。观众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观看与否。电影播放本身是免费的，但是联合公民将为此支付120万美元给有线电视公司。联合公民向联邦选举委员会征询在即将到来的2008年初选时播放此片是否符合《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案》，届时希拉里·克林顿将是一位候选人。联邦选举委员会给出了否定的意见，于是该组织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插图]，又被否决。然后，它上诉到了最高法院。 由于《希拉里》并不打算大范围放映，这桩案件本来可以很容易基于比较具体的法律条款做出判决。而最高法院的做法正相反，它依据有关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做出了判决，那是非常宽泛的法条。[插图]这个有五票支持的多数意见判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清晰的案例，表明新故事逻辑中完全忽略了欺骗的存在。我们对言论自由与自由市场的看法几乎一致：我们认为两者都是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而言论自由对民主而言更是格外重要。但是，正如自由市场中存在欺骗这样的阴暗面，言论自由也有其缺点。和市场一样，言论自由也需要规则进行过滤——把无用的部分去掉，剩下有用的部分。任何一个主持过会议的人都清楚这一点。即使是最民主的乡镇大会也需要有自己的规则。那么按照类似的逻辑，美国国会从《蒂尔曼法案》开始不断尝试，通过反复试错积累经验，最终制定了一些这样的规则。 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连同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和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撰写了此案的多数意见判决书。这份判决书明确否认了个人言论自由与公司言论自由之间的区别。更多的，它似乎没有看到言论自由存在需要法规来监管的消极面。判决书中的一个关键段落揭示了法庭判决依据：“拿走一部分人的话语权并把它给予另一部分人，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剥夺了弱势个人或群体用话语努力建立价值、立场和获得尊重的权利。政府不应当采用这些方式剥夺公众自行决定何种言论或演讲者值得听取的权利和特权。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和演讲者，包括其中传达的思想。”[插图] 但骗局的存在告诉我们，肯尼迪大法官的说法是存在问题的：允许人们说话的法规并不是绝对的。想象一下，在伦敦海德公园的演讲者之角，大声播放音乐是不被允许的，尽管所有英国公民都有权在那儿畅所欲言——无论多么古怪。肯尼迪大法官似乎仅仅把言论看作信息传递，而没有考虑到它很可能说服和影响别人，最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欺骗行为。在之前的意见书中，他还写道：“言论是民主的重要机制，它是促使官员对民众负责的方式。公民有询问、聆听、发言以及利用这些信息达成共识的权利，这些权利正是自治的先决条件以及必要的保护方式。”[插图]我们当然同意这些。但是，他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对本案同样重要。言论同样是一种说服别人按照我们的利益行事的手段。如果人们非常容易被欺骗，那么通过言论就能说服他们按照我们的利益行动，而不一定考虑了他们自己的切实利益。 正如约翰·保罗·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在判决的反对意见书中所写的，把企业与个人区别对待是一种常识。他感叹多数意见判决书显然没有考虑到竞选问题。自由市场等新故事完全忽略了欺骗的存在。史蒂文斯提醒法院，有很多证据显示，企业（以及工会）常常向某位国会议员寻求帮助，然后资助一些打击议员竞选对手的负面广告，从而使议员只需播放有利自身的正面广告，因此出现了“上述的争议”。之后，这些公司或者工会就悄悄通知议员，确保他清楚地知道它们为他做的事情。国会议员也会在私下表达自己的感谢。[插图]史蒂文斯断言：“现在民主社会面临的腐败威胁远超传统的贿赂方式所能造成的破坏。然而本判决的多数观点对于腐败的狭隘理解，使得立法者面对全局表现无力，仅能处理那些零散的滥用情况。”[插图] 打个比方，我们需要对那些有资源来装备超大扬声器的人做出限制，否则他们就会轻易将那些资源较少的人所希望传递的信息淹没。在本书之前的章节（第五章有关政治的部分）讨论过格拉斯雷与斯莫尔在2004年竞选参议员职位的案例，此案例显示出法规已经给予那些有资源掌控媒体的人巨大的优势。因此，联合公民的判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在政治领域用新故事的思维取代老故事是多么危险。基于新故事逻辑所做出的判决，没有考虑到通过折中方案减少欺骗问题的必要性，当然这种折中方案必须经过仔细推敲。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已经提供了这样一种折中方案。方案中，每位美国公民都将获得联邦政府发放的一份凭证，该凭证可以被当作50美元捐赠给公民自己选择的竞选候选人。此外，他们也可以自掏腰包捐助候选人，但是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均不得超过100美元。作为回报，接受了这些捐赠的候选人必须发誓放弃所有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捐款，包括来自前面提到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插图]据莱斯格估计，这样运作的话，每年的花费大约在30亿美元之多。[插图]但是鉴于我们之前看到的民主方面的扭曲，这其实是一个可以认真考虑的方案：如果采用，那么之后国会议员的工作将不再是为金钱说话，他们将回到为人民服务的初衷上去。 总结 我们的三个例子——从社保立法、证券监管到竞选资金立法——几乎贯穿本书。它们共同表明了树立正确的国家故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到现在，正如我们的三个例子所指出的，新故事思想已经渗透到众多美国政策中，无论是有关政府与私人家庭（社会保障）的关系、金融及其监管（证券监管）的关系，还是法律体系与选举的关系（竞选资金法）。从更普遍的意义来说，在各种情形中，我们都已经表明，新故事只是真相的一半。自由市场确实允许人们进行自由选择，但是同时也允许人们自由地欺骗别人、自由地被别人欺骗。忽略这些真相的存在只会导致一场灾难。 通过美国的视角、用主要在美国发生的案例，我们已经表明了这些故事（尤其是国家故事）非常重要。但是，欺骗并不是美国特有的，它在哪里都会发生。在其他领域，好的国家故事还要对经济和政治如何运作有正确的理解。它必须考虑到市场和民主都不仅仅有好的一面，还有其不完美的一面，在这种阴暗面中就包含着欺骗现象。 后记 理解欺骗均衡的意义 我们一直在列举各种关于欺骗的案例。但是，读者的心中一定存有这样的疑问：相较于现行经济学，本书的新意在哪里？难道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已经知道欺骗的存在了吗？当经济学家看到一个欺骗的案例时，他可以识别它，并且能够搞清楚欺骗产生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自由市场的传统知识是否能够告诉我们欺骗将在何时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插图] 大多数国家已经学会尊重自由市场，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应当的。自由市场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条件。我们已经从经济学教科书上得知，竞争性市场是“有效的”，因为在相对适度的假设条件下，可以证明在均衡状态下，不可能在不影响他人福利的条件下使得另外一个人获得更大的福利。总之，经济学通常认为竞争性市场“运行良好”，尽管有时还需要采取干预措施来解决诸如外部性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这些都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补贴等最低限度的干预方式来解决。 但是，我们将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人们和市场——这可能也是一种更普遍的视角。这一视角贯穿全书。我们并不需要与谈论自由市场优点的经济学教科书争论，因为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我们先不要过分赞美自由市场的好处。如果假设都成立，自由市场可能确实运行良好（正如教科书中所说）。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因此通常情况下我们没有获得全部信息，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因为这些人性的弱点，我们很容易被欺骗。这是人的本性，刚好与经济学教科书中抽象的“个人”概念相反。如果人们并不是完美的，那么自由竞争市场将不仅为我们提供所需和所求，同样也为欺骗行为提供方便。整个市场将陷入欺骗均衡之中。 对于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例子加以解说，这是我们与一位很好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同事）进行的一番漫长而激烈的交谈。他同意来听我们对本书的介绍，然后他迅速地抓住了本章中提及的问题：还有任何经济学家不明白的事情吗？我们解释道，本书审视了当人们有弱点时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发现市场并不总是那么有效；那些有弱点的人就有可能被欺骗和愚弄。我的朋友则反驳道，把这种“异常状况”与标准经济学混在一起是不对的。 但是，相对于现行经济学而言，这正是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认为，像教科书和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标准思维框架那样，只描绘市场健康（例如，“有效”）运行，而把经济生活中的所有异常状况归因于外部性和收入分配，这种做法无疑是错误的。我们认为，经济学应当比这种标准化的视角更复杂，也更有趣。我们进一步认为，这种区分（健康与异常之间）不仅非常草率和无理，而且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意味着现行经济学没有办法从本质上避免欺骗与诡计。人们的天真和易骗被掩盖。现在已经是2015年，经济学家可以回过头来看2008年那场全球金融危机，我们中的一些人会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这并不仅仅是指为什么危机本身会出现——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危机发生的原因了，而是除此以外，经济学家在审视自身，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它的发生？极少数经济学家确实预见到了将会发生什么，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插图]在谷歌学术搜索引擎上，我们可以搜索到225万条关于金融和经济的文章及图书的信息。[插图]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家如此之多，就如同一群随机敲打键盘的猴子，通过无限反复尝试后总会有那么一只（几只）猴子随机打出了一本《哈姆雷特》。但是现有的这些经济学家已经足以提供大量论文来告诉我们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华盛顿互惠银行、印地麦克银行、雷曼兄弟以及许多其他公司，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崩溃倒闭。我们应当知道，这些企业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以及信用违约掉期方面是非常脆弱的。当时我们也应该预见到未来欧元的脆弱点所在。 我们相信，这一巨大缺失告诉我们，经济学家（包括那些金融研究人员）系统地忽略了或者淡化了欺瞒和诈骗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他们对此如此漠视，原因非常简单：经济学家对市场的认识已经系统性地排除了这一点。正如我们的朋友所指出的，那些异常状况被认为是由外部性导致的。但是，这忽略了由于竞争市场本身的性质所导致的欺骗和诡计，利益动机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繁荣，同时也有另一面。如果经济学家能够恰当地认识到自由市场其实是一把双刃剑，那么我们肯定早已深入地探讨了金融衍生品、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以及主权债务如何走向危机，并且很多经济学家也会早早地敲响警钟，提示风险的存在。 抗癌“战争”是一个错误 在《众病之王：癌症传》[插图]（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这本书中，作者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兼具癌症研究者及医生两重身份，在他描述的癌症分析治疗领域中也存在类似的错误。[插图]如果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我们可能会认为一部分疾病是由于外部性所致。这些疾病来自细菌或病毒，在大多数情况下，治愈它们的方法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发明一种药品或者疫苗来杀死人体内的外来入侵者。以此类推，在经济学中，如果抽烟的人对其他位于下风向位置的人造成了外部性伤害，那么“治疗”方法就是对抽烟收税。 但是在穆克吉的描述中，癌症并非如此。它并不是由某种外来的入侵者，如病毒或细菌，导致的，恰恰相反，它是由人体的自然力量所导致的，同样的力量也负责构成健康的人体生理机能。这其实是我们自身细胞的突变。正如健康细胞具有抵抗外界攻击的防御能力那样，这些突变细胞也有防御能力。问题不在于人体的防御系统不够好，事实上，恶性肿瘤的出现，恰恰是因为人体的防御系统太好了。恶性癌细胞对外界攻击抵抗过度，不愿意被消灭。癌症的本质就是我们自身良性的生理机能发生突变。而市场中出现欺骗行为也遵循类似的逻辑。它源于运行良好的市场，该市场中每个人都富有经验，突变为一个存在很多天真易骗的人的市场。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癌症宣战”的支持者们的游说非常成功，得到了“举国征服癌症的承诺”。[插图]随着1971年《国家癌症法案》（National Cancer Act）的通过，美国投入癌症研究的资源大大增加。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种资金的增加并没有什么坏处，然而奇怪的是，穆克吉却认为这场“战争”是一个错误。因为整个国家都在寻求一种快捷而简便的医疗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真正的问题被忽视。因为只有当癌症是由于简单原因导致的时候，比如由于某种病毒引起，我们才有找到快捷简便的治疗方法的可能。[插图]这种将癌症病因简单化的观点导致人们的注意力偏离了对癌症本质的探索。而只有在人们更好地理解了癌症的本质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大幅降低癌症死亡率——之后，癌症被证明是基因突变的结果，因此癌细胞自我保护的能力其实来源于人体自身的健康防御系统。 我们认为，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的观点中有类似的过度简单化的倾向。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假设经济中的异常状况只可能由外部性导致。然而，自由市场有能力产生各种类型的欺骗，而这并非来源于外部性。相反，它是竞争市场运作机制的衍生品。如果市场中的每个人都完全理性，那么追逐利润的动机将带给我们健康、良性的经济；如果这一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完全相同的利润动机也会带给我们异常的经济状况，即各种欺骗。 对欺骗行为的已有研究 当然，已经有先驱者在研究欺骗现象。我们通过谷歌学术粗略搜索，可以发现超过200 000篇讨论“富有经验”和“缺乏经验”，或者“消息灵通”和“不知情”的文章。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其中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正如例子中提及的那样，这类典型的文章将通过某种方式同时涉及“富有经验”和“缺乏经验”两类人，然后，文章将得出结论——有时候作为文章的主要观点，但大多数时候作为次要观点：在文中描述的这种特殊情况下，“富有经验”或“消息灵通”的人士会利用“缺乏经验”和“不知情”的人士，并从中获利。 第一个例子将从前言中提及的斯特法诺·德拉维格纳和乌尔丽克·马尔门迪尔开始，他们研究了健身俱乐部常用的“套环螺栓”式合同：这些合同都很容易签订，但是很难取消。在模型中，德拉维格纳和马尔门迪尔讨论了健身俱乐部的策略是如何利用顾客们的即时倾向的。[插图]顾客们更重视“现在”的效用，因此他们会把今天可以做的事情推迟到明天，但是当“明天”真的到来，对于顾客来说，“明天”又变成了现在，因此他们会不断地拖延不愿意做的事情——一次又一次。 泽维尔·加贝克斯（Xavier Gabaix）和戴维·莱布森（David Laibson）讨论了另一种卖方利用买家的情形，这一次是因为商品的一部分属性难以被观察到。[插图]用他们的术语来说，这些属性被“隐藏”了。他们很含蓄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顾客完全不能区分印度香米和班叔叔速煮米[插图]有什么区别时，那么餐厅会为顾客送上哪种米饭呢？利益动机告诉我们，餐厅会选择便宜的那种。 加贝克斯和莱布森列举的最典型的“隐藏属性”的例子就是喷墨打印机。买家最关心的是打印机的价格，但事实上，除了初始打印机的价格，后续的墨盒成本也不容忽视（平均而言能占到总价的2/3）。[插图]打印一张纸的总成本并不仅仅来自最初的那笔购置打印机的费用。在关于惠普某款产品的购买者调查中，只有3%的受访者在购买打印机时就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墨盒的价格。[插图]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根据加贝克斯和莱布森的逻辑，对买家来说，打印机的价格非常醒目清晰，也很容易在网站上找到。但是当需要查询所需墨盒的价格时，这类信息则散落在几个不同的网站上；打印机制造厂商有意隐藏了这些属性。[插图]从调查提供的证据来看，厂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插图] 我们中的一个（罗伯特）进行了另一项关于“隐藏属性”的测试。他曾经被电视广告吸引，为他家的宠物猫“闪电”购买了一款高级猫粮。在广告中，那些猫走向食盆的时候是那么的活泼和欢快。但是，高级猫粮的味道真的有那么好吗？罗伯特亲自尝了一下。在广告中听起来充满诱惑力的那些口味——比如火鸡、金枪鱼、鸭肉、羊肉——并没有真的添加在里面。这正是加贝克斯和莱布森所预测的商品属性被隐藏时会发生的情况。但是我们需要承认，这是一次不准确的测试。只有当小猫“闪电”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我们才能真正知道广告中的猫粮是否好吃。[插图] 金融领域也同样提供了一些很好的例子，其中，缺乏经验者在成熟有经验者的操纵下表现拙劣。传统金融学得出的结论并不正确，其中一项最基本的定理就是股票是按照它们的“基础价值”来定价的，也就是说股票价格等于未来期望收益（如分红、股票回购等）按照某种适当价格折现后得到的值。但事实上这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股票价格波动如此之大，不可能按照收益折现定价。[插图]而且，金融市场经常有各类奇怪的现象发生，用常规的收益折现故事难以解释。比如，为什么股票交易量如此高？为什么股票投资者平均持股时间如此短？这样的问题不胜枚举。 大多数金融学家（但不是全部！）都承认常规模型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因此，他们转而构建了一个包含两类人的股票市场（以及其他资产市场）。[插图]一方面，市场中有“消息灵通”的交易员。这类人真正了解股票市场；根据这一理论，只要他们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将非常无畏地推动股价直至达到自己认定的“基础”价格。然而，故事继续展开，市场中还有一部分“不知情”的股民，他们并不懂“基本面”。金融学家称他们为“噪声交易者”，因为这类股票购买者并不是基于基本面数据进行交易，而是基于某种随机的“噪声”价格。20世纪90年代科技股泡沫破灭前，疯狂购入网络股票的那些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插图]引入了噪声交易后，研究者声称可以据此解释许多股价“异常”，包括股票相比于债券更高的收益、股价相比于基准价格更高的波动等。[插图] 对噪声交易的检验是一个成功的研究范例。在数学模型中，欺骗确实发生了，表现为成熟有经验的投资者利用噪声交易者获利。事实上，这类模型甚至可以用精确的公式计算出“消息灵通”与“不知情”交易者各自的福利水平。[插图] 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的这些案例在区分缺乏经验者与富有经验者、消息灵通者与不知情者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富有经验者与消息灵通者总是能够比那些缺乏经验者与不知情者做得更好。然而，无论在哪里发生，这都算是欺骗行为。 新观点，新视角 如果即使在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中已经有如此多有关缺乏经验和不知情的讨论，人们还是在不断地问我们想说什么，那么本书也没有新的观点可以讨论了。倘若这种情况不幸发生，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喜欢本书以及书中的小故事。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种新视角。现在，我们将介绍本书如何通过三种方式展示一种与现行经济学相比有新意的观点。 均衡在竞争性市场中的作用 第一个观点主要涉及行为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正如我们在前言以及本章开头部分所讨论过的，经济学家的基本思想都发源于亚当·斯密。他们的核心观点可以用斯密著名的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例子来表述——传统供应商完全响应消费者的需求，根据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来决定供应产品的数量。这套体系会迅速达到均衡状态。如果经济偏离了这样的均衡，那么就有套利的空间。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预见有人将会利用这个机会获利。正如谚语所说“自然界厌恶真空”，我们也期望经济系统厌恶未被使用的获利机会的存在。用我们生活中的例子来说，如果机场或者其他商场中没有店家出售肉桂卷或者其他类似产品，那么很快就会有一家出售肉桂卷的门店开张。 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中，这种普遍的思考方式，以及对一般均衡的坚持，已经成为经济学思维体系的中枢。然而，行为经济学（我们会很快扩展到金融学）似乎偏离了这种主流思考方式。我们利用两个行为经济学的案例说明了这一点，包括德拉维格纳—马尔门迪尔的模型，还有加贝克斯—莱布森的例子。按照学术文章的风格来看，他们的模型和例子都非常特殊。在德拉维格纳和马尔门迪尔对健身俱乐部的讨论中，那些报名的未来“健身达人”们都有特殊的即时倾向。加贝克斯–莱布森对“隐藏属性”市场的描述也同样特别：他们给出了一个有关基本商品和附加补给品的供求模型；某些消费者非常精明，另一些则比较短视，企业会据此决定是否要隐藏那些附加补给品的价格。[插图]根据经济学学术期刊论文的标准，这些文章都证明了欺骗确实存在。他们是通过建立模型或举例来证明的，在他们设定的这些特殊情形下，无法否认欺骗的存在。但是学术期刊也因此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意味着欺骗现象存在的普遍性无法被展示出来。 这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用亚当·斯密描述一般均衡框架的方式——一般均衡正是所有经济学家思考的基础——来展示欺骗现象，并凸显其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使得我们发现，欺骗的发生难以避免。 让我们回到之前“为什么经济学家难以察觉金融危机”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早就认识到欺骗是一种普遍现象，只要人们在信息或者心理上存在可以被用来获取利润的弱点，或者可以制造出这样一种弱点，欺骗就会存在，那么经济学家就会不断寻找并发现那些能在短期内导致经济崩溃的欺骗问题，这才是我们应当看到的情形。 无可置疑的显示性偏好 还有一个原因导致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没能成功地描述出欺骗的普遍性，尽管它们用特殊案例展示了各种偏误和市场问题。标准经济学中一个最常见的信条就是，人们只会选择那种最大化自身福利的选项。这个假设甚至还有一个很美妙的名字——显示性偏好，即人们通过选择来显示到底什么使得自己感觉更好。[插图]我们之前讨论过“人们真正想要什么（他们需要的）”与“人们认为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喜欢的）”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显示性偏好的假设与此相矛盾。行为经济学的特性——不管是基于特殊心理偏差，比如即时倾向，还是基于特殊市场情况，比如垄断竞争市场——强调了人们需要的和喜欢的之间存在差异并不是一种常态。他们可能是从每个案例的角度来考察的——如同讨论罕见的特例。这类信息并不是被刻意传递出来的，但是行为经济学在日常宣讲过程中已经不知不觉地透露出了这一点。 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可以接受“人们的选择确实反映了他们自己真正想要的”这种假设，如果更进一步，那就是人们做出的那些“不正常”的选择，无论从数量还是结果来看都是非常少的。这种观点与人们在发达国家中观察到的情况比较一致，生活在那里的大多数人都通过有条理的计划来获取自己的基本需求品。这种目标性可能会使我们相信，我们真实福利的帕累托最优与我们感受到的福利的帕累托最优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别。也就是说，也许在我们签订健身俱乐部合同或者购买墨盒时确实会出现偏差，但是这些都是特例，因此显示性偏好仍然是正确的，起码在大部分时间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像我们这样从更普遍的层面上来认识欺骗，那么你就会发现，事实上欺骗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令人讨厌的东西，而是到处都有其踪迹。它不仅影响了许多决策，在某些情形下，它也对福利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列举的例子都经过了精心选择，这不仅仅是为了显示出欺骗的可能性，也是为了体现其普遍性以及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些例子与传统经济学（不是行为经济学）的直觉相矛盾，说明事实并非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没有差异，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是有目的地做出我们认为对自己最好的选择。 我们之所以把欺骗带入那些有着诱惑性偏好的一般均衡中去，是为了指出一个超越了当前行为经济学的事实，这个事实应当对每一个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思考的人都成立。那就是关于欺骗的必然性。让我们再次来谈谈我们“最喜欢的例子”。在一般均衡中，如果在机场开一家Cinnabon餐厅能够获取利润——假设没有销售类似产品的店，那么就会有一家这样的店在机场开业。同样的，如果我们具有某种弱点（因而有某种方法可以使我们被欺骗），那么就会有准备如此欺骗我们的人在暗中等待时机。这与斯密的例子类似，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支付得起面包、啤酒和肉，那么市场中就会有面包师、酿酒师和屠夫存在。因此，骗子们也会在某处等待着我们上钩。 故事嫁接 相比于行为经济学，我们所讨论的“钓愚”有更进一步的贡献。正如目前所写的，行为经济学主要从心理学家的实验证据出发，但在我们的叙述中，人们会做出不正常的决定，而这主要是根据他们受到诱惑的偏好，而不是根据他们真正的偏好。心理学家们列出了关于异常动机的列表。 我们认为，对于那些列表的内容，人们存在心理偏差。但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从更普遍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偏差——超越了欺骗均衡的定义。正如经济学家（可见第一章中关于财务焦虑和苏茜·欧曼的讨论）在消费者行为方面强加了自己的假设（例如假设他们有非常精确的预算），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根据传统，假设决策者根据某些模式来进行操作，通常是根据西奥迪尼列表。如同经济学家花费大量精力来确定决策者可能面临的“约束”，心理学家也编制了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能的“非理性”行为列表。但是在我们看来，这张列表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尽管它被众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认同。我们固然可以认为人们是根据“列表”中的某些偏差行为来表现的，但是也有可能人们并不这么做。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更普遍的社会学家应该更具包容性：我们要把所有人们想到的，包括意识到的和潜意识里的，都看作人们决策的基础。 在这方面，跟随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我们找到了一种更通用的方法来描绘人类决策时的思维框架。欺骗理论的后半段已经逐渐摆脱了行为经济学中行为偏差列表的旧模式；同时，我们也在逐渐通过这种新视角来重塑我们的观点。一方面，它包含了列表中可能导致失常决策的种种心理偏差；另一方面，它也显得更为普遍。 我们通过描绘人们的决策心理框架图来获取这种更加通用的视角。我们称之为“人们告诉自己的故事”。这种描述方式还为我们带来一种优势，它使得我们可以非常自然地发现欺骗是如何发生的。欺骗其实就是使得某人做出对欺骗者有利的决策，而不选择真正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因为我们的决策通常是基于我们告诉自己的关于当前情形的故事，这就使得其动机特征一览无余，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大多数情形下欺骗是如何发生的。 这种新视角也为经济学带来了新变量。该变量是人们告诉自己的那些故事。此外，它也阐述了一个很自然的概念，那就是人们做出的决策可能离自身福利的最大化非常远，因此表明这些“故事”很容易被操纵。仅仅通过转移关注点，人们就可能会改变自己做出的决定。 总结 总之，也许本书中没有什么观点可以被认为是“新经济学”。如果我们非常希望能重构经济学，那么我们的观点将会既不正确，也难以令人信服。但是，我们的目标一直不在于此。我们主要想说明，欺骗现象将带给我们一个与传统经济学非常不同的结论。现代经济通过自由市场使得发达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种生活水平会让我们所有的先祖羡慕不已。但是，我们也不要自欺欺人，它还带来了欺骗，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福利。 致谢 本书可能涉及很多有关操纵和欺骗的内容，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上还是充满了善良和美好，这也是我们一直重复强调的一点，比如在第十一章中有众多英雄的事迹。事实上，无数慷慨奉献的英雄们成就了此书。 完成本书的一大乐趣就在于能够提笔撰写致谢部分，向众多对本项目有极大贡献的人士致以由衷的感谢。如果两位作者只是孤坐在一个房间中，默默思考下一句应该怎么写，那么这本书不可能完成。事实与此正相反，本书的思想和基础研究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作者与朋友的交流学习，尤其是经济学界的同人，还有研究助理的极为优秀的工作，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 首先，我们要向各位同事致谢，他们的基础思路和基本想法直接启发了本书的写作。 我们第一位要感谢的人是保罗·罗默，他曾与乔治一起合作撰写了论文《掠夺：从破产获利的经济地下世界》（Looting: The Economic Underworld of Bankruptcy for Profi）。本书第九章和第十章主要讨论了储蓄和贷款危机以及垃圾债，其内容正是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按照本书的风格进行了改写。我们非常感谢保罗允许我们这样做。本书的另一个话题（关于叙述）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乔治的另一位合作者。在乔治与雷切尔·克拉顿（Rachel Kranton）合作的《身份经济学》（Identity Economics）一书中，其中一个话题正是讨论人们告诉自己有关他们是谁、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故事；还包括这些故事如何体现了背后的动机。无独有偶，在罗伯特之前讨论资本市场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中，他也曾经独立发现了“故事”的作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方面。因此，叙述的作用——这可能是本书最重要的论点——综合了两方的思路。我们同样非常感激雷切尔。此外，我们也要感谢童汇（Hui Tong，音译），他与乔治合作了一篇名为《柠檬市场与信息缺乏》（Lemons with Naïveté）的论文，主要描述了基于信息不透明的欺骗均衡。在几年中，这篇文章都是我们“钓愚”主题学术讨论班的工作基础。 我们还需要感谢马克西姆·博伊科（Maxim Boycko），他是罗伯特的一位合著者，他们是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与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于1989年在莫斯科举办的一次联合会议中认识的。罗伯特至今还与他在公众对市场的观点、公众与市场的关系等方面保持合作研究，通过比较国家间的差异来解释社会规范与态度在市场运作中的作用。 2012年秋天，书稿还在不断完善中，罗伯特认为已经是时候聘请一些研究助理来为我们提供帮助了。他发布了招聘广告，并收到了近80份申请。最终我们录用了三位耶鲁大学的本科生，他们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仅是我们的研究助理，还是我们的编辑，与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一起参与了编辑工作。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给他们布置为本书评分的任务：具体到每一章、每章的每一节，以及每一章节中的每一段落。他们并不总是给我们最高分，尤其是考虑到现代打分标准中存在的“分数膨胀”，他们向我们耐心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文字只能得这么少的分数，此类交谈使得我们成功地走出了困住自己的障碍。这三位研究助理中的每一位都非常优秀。 维多利亚·比勒在接受研究助理工作时还是一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她的表现非常优异，戴维·布鲁克斯曾经专门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中撰文称赞她在耶鲁课堂中写的一篇文章。当维多利亚本科毕业后到剑桥大学攻读研究生时，她选择继续为我们的这本《钓愚》担任研究助理。这一年正逢罗伯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不得不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全力投入相关工作，此时维多利亚发挥了重要作用，填补了这一段“真空时期”。她对国际政治很感兴趣，而且在此方面天赋卓绝。乔治承认他曾经给她写过一封邮件，其中开头便是“当你担任国务卿时”，他甚至没有使用“如果”之类假设的文字。 戴安娜·李也是三位研究助理中的一员。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向她提出任何问题、请她做任何工作，因为她总能完成。我们似乎向她提出了很多要求，并且担心是不是让她承担了太多的工作。她是一位明星辩论手，课余时间为《耶鲁每日新闻》（Yale Daily News）撰写有关市政厅的报道，在校主修专业为经济学。最近，她告诉我们她将出发去参加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世界辩论锦标赛。戴安娜总是会做这样的事情。每一位《钓愚》的读者都会从她提供的内容中获益。她是一位技术高超的采访者，她把“欺骗”带入生活中的计划常常使得我们开怀大笑。有一次，《魅力》杂志邀请戴安娜成为某一奖项的候选者，我们为她写了推荐信，但是她最终没能获得这一奖项。非常明显，评选者并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魅力，在我们的心目中，戴安娜·李就是魅力的代表。 杰克·纽舍姆（Jack Newsham）也是最早的三名研究助理中的一位。与戴安娜和维多利亚一样，他也为本书贡献良多。他为我们做了很多采访工作，并且为我们提供整理后的观点：受访者总是正确的。他在有关广告的那章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他直接引导我们注意到了哈定的总统竞选，其中拉斯克是他的竞选策划人，这与本书内容尤其契合。在耶鲁，杰克一直立志当一名记者，他也将种种报道技巧带入了我们的项目之中。毕业后，他去了《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工作，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职位，尤其在当前报业工作机会稀少的情况下这非常难得。我们非常幸运，能够有机会拥有杰克为我们的《钓愚》项目工作两年。 在《钓愚》一书的收尾阶段，斯蒂芬·施耐博格（Stephan Schneeberger）为我们的书稿提供了非常专业的编辑意见，并且为书稿的第四至第八章的内容进行了核对。我们非常感谢他为本书的付出。同样的，我们也要感谢宜佳·路（Yijia Lu，音译），他负责的从前言到第三章的核对工作非常出色。还有德尼兹·迪茨（Deniz Dutz）在最后阶段做出的细致工作，他负责再次核对整本书稿。马德琳·亚当斯在2015年5月和6月的6个星期的时间内担任了我们的文字编辑，她为我们的书稿增添了很多优雅而有魅力的文字。 本书的观点融合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平时所学到和听到的各种内容。从这方面来说，我们还需要特别感谢四位人士。丹尼尔·卡尼曼（没错，就是那位）在25或30年前曾经告诉我们，心理学的显著特点是将人们看作不完美的机器。他说，心理学家的工作正是指出这些机器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功能障碍。与此相反，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是均衡。我们认为，我们在本书中把这些观察现象都汇集了起来。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也同样对本书影响巨大，罗伯特曾经与他共同组织了超过25年的行为经济学讨论会，理查德在大约20年前就建议我们俩应该一起工作。他是我们的介绍人。我们从他那里收益良多。马里奥·斯莫尔（Mario Small）和米歇尔·拉蒙特（Michele Lamont）启发我们去思考，为何人们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潜意识，而不是意识。我们认为这使得人们更容易被操纵，这种思考是我们开始撰写本书的关键一步。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彼得·多尔蒂不仅仅是本书的编辑，还是我们的好朋友，在整本书写作过程中对我们帮助很大。他不仅具有良好的编辑判断力，还指导我们应该如何组织书稿内容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才使得本书的诞生成为可能。比如前言中“平静的绝望”一节就是从与彼得的对话中获得的灵感。 还有许多人为本书做出了贡献，尤其是乔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事，4年来他一直在撰写本书——从2010年10月一直到2014年10月，还有罗伯特在耶鲁大学的同事。这些可敬的同事和朋友们包括：维韦克·阿罗拉（VivekArora）、迈克尔·阿什（Michael Ash）、拉里·鲍尔（Larry Ball）、罗兰·本那波（Roland Benabou）、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艾琳·布劳玛德（Irene Bloemraad）、尼拉·布兰斯科姆（NylaBranscombe）、露西亚·博诺（Lucia Buono）、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伊利·卡内蒂（Elie Canetti）、卡尔·凯斯（Karl Case）、菲利普·库克、威廉·达里蒂（William Darity）、斯特法诺·德拉维格纳、拉斐尔·迪·泰拉（Rafael Di Tella）、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柯特·伊顿（Curt Eaton）、约书亚··费尔曼（Joshua Felman）、妮科尔福廷（Nicole Fortin）、皮埃尔·福廷（PierreFortin）、亚历山大·哈斯拉姆（Alexander Haslam）、凯瑟琳·哈斯拉姆（Catherine Haslam）、约翰·哈利韦尔（John Helliwell）、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安东·科里内克（Anton Korinek）、拉里·科特利科夫（Larry Kotlikoff）、安德鲁·莱文（Andrew Levin）、安娜玛利亚·卢萨蒂、乌尔丽克·马尔门迪尔、森德希·穆来纳森（SendhilMullainathan）、阿伯西内·穆素（AbhinayMuthoo）、菲利普·奥里欧普洛斯（Philip Oreopoulos）、罗伯特·奥克索比（Robert Oxoby）、塞拉·巴扎巴西奥格鲁（CeylaPazarbasioglu）、谢莉·菲普斯（Shelley Phipps）、亚当·波森（Adam Posen）、佐尔坦·波绍尔（ZoltanPoszar）、娜塔莎·舒尔、埃尔达尔·沙菲尔（EldarShafir）、卡尔·夏皮罗、丹尼斯·斯诺尔（Dennis Snower）、迈克尔·斯特普尼（Michael Stepner）、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菲利普·斯瓦格尔、乔治·瓦里恩特、特奥多拉·比利亚格拉、乔斯·维纳尔斯（Jose Vinals）、贾斯汀·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以及佩顿·杨（Peyton Young）。 我们还曾在以下高校和研究机构就我们的研究结果做过报告，包括：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乔治城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马里兰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为本德海姆金融讲座系列之一）、华威大学；以及加拿大经济学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新经济思维研究院、彼得森研究所、纽约协和神学院以及加拿大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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