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小M准备了高血压研究发展盘点，以飨读者。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是目前对人类威胁最大、死亡率最高的三大疾病。其中，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发病率在成年人中高达20%[1]，且有逐年增高的趋势。 自1980年我国有调查数字以来，高血压患者人数一直在增加，截止到2017年我国的高血压病人数已经接近2.7亿。 由于高血压是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脑卒中、终末期肾病和外周血管疾病的重要病因与危险因素之一，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因此，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个人角度对于群体性高血压防治都十分重视。 今天小编就来带大家梳理一下高血压治疗史上那些里程碑式的事件。 1. 初识高血压 治疗高血压药物的出现是从探明高血压发生机理开始的。 早在1897年英国科学家Tigersted 和Bergman首先从肾脏中提取出一种能升高血压的蛋白质，并把它命名为肾素以来，肾素对血压升高作用的研究由此揭开。 1922年科学家从继发性高血压中发现嗜铬细胞瘤的存在，使交感神经系统在高血压中的作用受到重视。 1934年 Goldblatt发现结扎动物肾动脉能使血压升高，由此开始了高血压实验研究，从此确立了肾脏在高血压发病中的重要作用。 1939年Baun-Menendez与Page同时发现血管紧张素。随着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但推动了高血压的发病机制的研究，也促进了新型降压药的研究开发。 到了20世纪40年代，Kempner证实，只食用谷类、水果和维生素片而禁用包括盐在内的任何事物的饮食方式能有效地降低重度甚至恶性高血压患者的血压。 由此，高血压被认为是由遗传、环境、神经、内分泌、血液动力学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的机理被大家仍普遍认可。 2. 从“高血压”到“高血压病”——Framningham研究 真正将高血压定义为一种疾病的时间要从二战开始讲起，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死于未治疗的高血压，苏联斯大林元帅也死于高血压并发症，当时并不知道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认为血压升高可能是老化的表现。 罗斯福去世三年后，继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了国家心脏法案，成立美国国家心脏研究所，拨专款展开心脏病流行病学研究。近代医学史上最伟大的研究之一Framningham研究终于闪耀登场[2]。 Framingham心脏研究让人们认识到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经过4年的随访， Framingham心脏研究发现血压和冠心病风险之间存在强相关性。 1961年发表了一篇在预防心脏病学领域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将高血压列为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之一，明确高血压使男性患冠心病的风险增加了近3倍，女性增加了6倍。 1970年后， Framingham心脏研究又陆续发现高血压是卒中、心力衰竭等的危险因素。 1977年，美国JNC(Joint National Committee)发布了世界上首部完整描述高血压预防、发现、评估与治疗的指南。由此，全世界开始将高血压作为一种疾病开始认真对待。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各个时期血压的变化 3. 首款降压药——利尿剂 其实早在1948年人们就已经发现，一类通过加速排钠减少水钠储溜的药物可以降低血压，这类药物被统称为利尿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噻嗪类。 美国国立心肺血液研究所（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 NHLBI）, 1967年启动了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协作降压药临床研究, 1984年开始了SHEP（systole hypertension in the elderly program）研究。 结果表明，氯噻酮治疗明显降低了高血压患者致命和非致命性卒中的发生率，从此利尿剂开始作为一款常规降压药物登上历史舞台[3]。 4. β受体阻断剂——降血压药中的另一里程碑药物 与利尿剂相比稍晚用于解除高血压病患痛苦的是β受体阻断剂。 β受体阻断剂可以抑制交感神经，降低心肌收缩力，减少心输出量，增加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改善心率变异性（HRV），增加心衰患者的运动耐量，适用于高血压合并缺血性心脏病的治疗。 自20世纪40年代苏洛尔医生发现β受体阻断剂以来，β受体阻断剂在治疗高血压中的优秀效果戳穿了血压计发明后半个世纪人们坚信的“高血压的人肾脏不好，降低血压会减少肾脏血流缩短寿命，所以不能降低血压”的谬论。 几十年来国际大规模临床试验结果均证明不论单用或联合其他降压药物，利尿剂和β受体阻断剂都有明确的降压效果。 5. 血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的出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抗高血压药物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分子生物学不断进步的历史。 1997年Bristol-Myers Squibb 公司和Sanofi-Synthelabo公司成功联合研制出血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厄贝沙坦以来，这种具有全面调节“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功能的药物在治疗高血压中开始扮演起极其重要的角色。 血管紧张素拮抗剂药物的代表是沙坦类药物，其中最著名的一项临床研究是LIFE试验，LIFE 研究即Cardiovascular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The Losartan Intervention For Endpoint Reduction In Hypertension Study的简称。 LIFE研究从1993年开始构想，1995年6月第一个患者入组，2001年10月最后一个患者完成随访，平均随访 4.8 年。 这横跨15年之久的临床研究以详实的数据与证据证明降压水平相当的前提下，以氯沙坦为基础的治疗较阿替洛尔为基础的治疗逆转 LVH 效果更强，并可降低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卒中及心血管病死亡的复合终点风险达 13%，显著降低卒中风险 25%。 此项研究将血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推向了治疗高血压的“神药”的宝座。 在 LIFE 发表的 15 年期间，发表相关研究包括亚组分析约 200 个，甚至将这些研究汇总后命名为「BOOK of LIFE」。 这15年间，LIFE 研究不断推动高血压管理理念的深化和前行：从只关注血压，到更关注靶器官保护、终点事件的下降，以及患者的预后[4]。 小结 高血压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人类仍在积极寻找理想的抗高血压药物及研究有效、合理的治疗方案。 随着对高血压发病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对于高血压形成机制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刻，同时也会有更多新型的抗高血压药物问世，在抗高血压的道路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梅斯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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