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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被称之为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者之一，他乃是“师夷之长技以治夷”，但魏源的认识显然只看其果未谈其因，而郭的见解高于魏源之处正在这里：“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 郭嵩焘的很多观念对严复有很大影响，严复在《法意》卷十中的一则按语中记录了郭嵩焘与之探讨西洋政教的所言： 三百年来，欧之所以日兴，而亚之所以日微者，亦有能一言而通其故者乎?往者湘阴郭先生尝言之矣，曰，吾观英吉利之除黑奴，知其国享强之未艾也。夫欧亚之盛衰异者，以一其民平等，而一其民不平等也。 书人钟叔河 郭嵩焘看到了西方强盛的本质原因所在，1893年，郭嵩焘去世后，严复写了一首挽联：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 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 离忧岂仅屈灵均。 对于这副挽联，钟先生在文中作了如下阐述： 上联用《世说新语·排调》“羊公鹤”典，说您好像羊叔子，我就像羊叔子养的鹤；您向客人称赞我会舞，可是当别人要看鹤舞时，羽毛零落的我却舞不起来，辜负了您的奖掖，只有深深的惭愧。下联用《楚辞》和《史记·屈原列传》句意，说屈原于“众人皆醉”时独能清醒，因而招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谣诼虽非事实，却使人无可奈何，只能靠牢骚排遣(离骚者，犹离忧也，离通牢)，古今同慨，难道仅只一个屈原吗? 另一个房间的书架 我在上面看到了拙作 读到这段话，顿时让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说自己的性格跟郭嵩焘有相似之处，这让我同时也明白了他为什么在那样混乱的年代依然相信未来是光明的原因。 李锐作品 钟先生在监狱中被关了九年，出狱后不久他进入湖南出版界，于此做出了一系列有价值之书。除了《走向世界丛书》外，钟先生所下最大的功夫就是出版周作人的作品，于是我向他请教对于周作人的态度。钟先生跟我说，周作人不是散文家而是文化学者，因为他所写的内容大多是关于历史文化和社会文化的评论，但因为他的文字很好，这使得人们把他视之为散文家，但实际上周作人的价值恰在思想方面。他认为二周对中国旧文化有着同样的批判精神，对中国旧文人也同样有着深刻认识，他们共同对人性的两面性都看得很透彻。 钟先生讲解周作人作品版本 周作人著作 关于周作人的问题，我讲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从人性都有追求幸福的角度来解读周作人的一些所为，但钟先生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依然认为周作人如果不出任“教育总署督办”这样的伪职，只在北大做教授，当无可厚非。钟先生给我做了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正如某人在北京开一个理发店，这个店无论什么人来了他也要开办下去，因为这是他养家糊口的资本。但周作人却出任了伪官，他认为这是周的人生败笔，但如果不任伪职，周作人只跟日本人来往，这倒是无可厚非。周先生强调人无完人，周作人的所为也很难解释他当时的动机。蒋子丹在文中引用了钟先生所说的这样一句话“周作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最早一个知识分子。”蒋子丹向钟先生请教如何解释这样的观念，其文中写道： 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究竟区别何在？他解释说，知识分子的英文本义，是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者，而中国的士大夫，是一些依附于统治阶级的读书人，不能形成独立的阶层。他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是以知识自食其力，不必依附什么人而独立存在的阶层。 修补过 版权页 我向钟先生请教他对周作人的看法时，我所听闻到的钟先生对于周作人的评价，其实主要还是在周作人语言风格特色方面。钟先生认为周作人的文字不把话说尽，能给人留下很大的思索空间，他说自己喜欢朱自清、冰心等人的散文，那样的文章读起来很舒服，但读多了就觉得没味道，而周作人的文章恰好相反：初看不喜人，但越看越有味。对此，钟先生给出的评价是：写文言文的张岱和写白话文的周作人，同样是文章的极致。 周作人书法复制品 关于周作人的问题，张中行在文中也有提及：“周作人是我的老师，我家人也守妄语之戒，对于他的学识文章，我很钦佩，因而认为，他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读，吟味其内容，学习其表达。可是他的为人有问题，是抗战时期，他不只留在沦陷区的北京，而且出了山。学识文章和为人走了歧路，我们要如何对待呢？很难。一笔抹杀？他像是与卖身投靠的诸宵小不尽同，何况还有著作具在。谅解吗？传统和常识都会不允许。”张先生在说完这段话后，又提到周先生心中具有神鬼二气，不幸一时神鬼交战，鬼竟占了上风。但即使如此，钟先生认为“不当以人废言”，这句话当然指的是周作人的著作，想来钟先生也有着同样的看法，否则的话，他不会下大力气来编辑出版周作人的作品。 完整归档 对于钟先生所出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张中行给予了高度的夸赞：“至于钟叔河先生，是直到托人买来他的《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用北京俗话说，才开了眼。眼开了，看到什么？‘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至多只能凑几句废话，说开本、封皮、版式、套色、边框、字体、行距，等等，都美得了不得。尤其笺释，每一首的，与诗和图对称，也是遍全书，恰好两面，真是神乎技矣。”
周作人撰《过去的生命》
版权页 巧合的是，多年前我也曾买到了周作人所书的一册《儿童杂事诗》，而此书是周作人专门写给陶亢德的。我跟钟先生谈到了此书，钟先生告诉我，他对《儿童杂事诗》所作的笺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因为他所用的底本很特别。我在舒芜所写《评<儿童杂事诗图笺释>》一文中读到这样一段话： 《儿童杂事诗》作于一九四七年夏和一九四八年春，一九五〇年已在上海《亦报》发表过，一九六六年八月他又重新抄录写定，此次文化艺术出版社即据这个写定本影印。一九六六年八月，那是什么日子？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恐怖的“红八月”，周作人八月十四日抄完了《儿童杂事诗》，仅仅九天之后，便遭到抄家毒打，一生几十年的日记至此绝笔。他是不是想以这一组儿童诗中的“和蔼的气氛”，来抵挡当时弥天盖地的肃杀之气呢？这说不好。但是，事实上是，这一组诗成了他一生数百万言著述中最后郑重写定的作品，八十二岁的衰龄还是这么不能祛除“儿烦恼”，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么精美的书印出来，也替他欣然了。 这段话读来令人唏嘘，但钟先生为此书的笺释下了很大的功夫，王得后在《难得老人有童心》一文中夸赞说：“周作人在文学、思想、民俗学诸方面自是大家，堪称一绝。丰子恺也是大家，他的画也是一绝。而钟叔河的笺释，博闻多识，要言不烦，今人佩服，令人叫绝。”
周作人作品 钟先生告诉我，他跟周作人仅有过通信并未见过面，但周作人的文章对他有很大的影响，黄成勇在《长访钟叔河》一文中引用了钟先生的所言： 周作人是有远见的，“文革”之前他就把很多手稿转移出去了，现在搜集起来，有很多困难。他的很多论点，关于妇女的，关于儿童的，现在看来也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周作人散文类编》出来后，你就会发现，文学的只占很小的比例。周作人首先是思想家、启蒙家。
钟先生所编之书 这段话说得很透彻，而钟先生告诉我，八十年代末出版社在省局安排下“选举”，他在总编辑位置上落选了，从此他就成了“自由人”，不再只给湖南做了，只在湖南出书了。但是什么原因让其落选他并未提及。也许是语言的原因，我没能听懂钟先生的所言，然而我在黄成勇的文章中却看到了这样几句话：“不过，仅仅在几年前，对周作人著作，还有曾国藩著作的辑集出版，都给钟先生招致了麻烦。世事变化起来还是很快的。”
钟先生所编之书 钟先生还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与曾国藩有关的著作，曾国藩是湖南人，当属钟先生的乡贤。聊到这个话题时，他不满于相关部门把曾国藩的故居由湘乡改为娄底，他认为这种改法很没文化。钟先生称曾国藩组织的湘军这个湘字不是指湖南，实际是指湘乡。而后我向他请教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其地位与声望如日中天，赵烈文劝他可以取而代之做皇帝之事，钟先生认为我记忆有误，他说《能静居日记》中并未记载这件事，实际上是王闿运曾劝曾国藩取而代之。但钟先生对这段传闻也不太相信，因为王闿运劝曾时，曾仅是闭眼不答。钟先生却说熟悉那个时代风气的人不可能相信王闿运会说这样的话。 对于这件事，钟先生认为也并非全是捕风捉影，他说曾的女儿曾出过一本书，此书中引用了当地的民谣：“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钟先生认为这些传言都是反满时编出的一些话，我向钟先生求证曾国藩到底有没有当皇帝的想法，他认为曾不可能动这样的念头，而后他问到我为什么不买下那部《铜官感旧图》，我说自己没想到价格拍那么高，只能与之错失。
依然整齐
在此翻看 2010年春，嘉德拍卖公司古籍专场中上拍了《铜官感旧图》，这件作品有八册之多，前面只是七开风景画，剩下的全是名人题跋，而这件作品的内容乃是记载了咸丰四年靖港之战时，曾国藩因为判断失误被太平军所败，面对惨况，曾国藩跳水自杀，而他的幕僚章寿麟却将他救了上来。因此章寿麟被后人视之为挽救天下的重大功臣“援一人而援天下者”，而左宗棠也曾称：如果曾国藩在铜官跳水时没有被章寿麟救起，那么“荡平东南，将无望于继起者乎”。 章寿麟救了曾国藩一命，同时也挽救了天下，然曾国藩却并没有知恩图报的给章寿麟封官。光绪二年，章寿麟仅是以县衙小吏的身份退休还乡，他路过靖港时遥望铜官山，而此时曾国藩已经去世，这令章寿麟颇为感慨，于是他请人画了几幅画，接着请很多湘军将领及幕僚为此画题咏，众人纷纷感叹命运之不公，故前后题跋者有二百余人。 这幅作品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件物证，看来能够认识这点者不在少数，故该件作品以四百八十余万成交。我事先并未估计到会卖这么贵，故与该件作品擦肩而过，而钟先生今日尽然提到此物，可见他对市场有着颇为详尽的了解。我向他请教：曾国藩屡败屡战，坚韧不拔，为什么有两次自杀之举？然钟先生却认为曾国藩的自杀也不排除有“作姿态以激励部署”的因素，有权术的因素，因为每次自杀他都被人救起，如果他真想死，那么他晚上偷着跳江就没人能救起来了。
讲解图录中的问题 但钟先生认为曾国藩虽通权达变，但仍是很有思想的人。洋务运动名义上是李鸿章主持，包括丁日昌也是这种状况，而实际上是曾国藩在背后运作。我又谈及曾国藩在跟太平军作战之时已经与弟弟曾国荃开始刊刻王夫之的《船山遗书》，钟先生则认为王船山虽然有贡献，但也有局限，思想不超过黄宗羲，学问不超过顾炎武。宋代的周敦颐，虽然是理学的开创人，留下的东西毕竟很少，理学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亦不宜评价过高。他又聊到了世界文化的互相影响问题，他认为如果没有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也会变，只是变化的速度没有这样快。 谈及中国的自然状况，钟先生认为中国的自然资源并不好，但却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种群，他认为这个结果乃是源于汉族种群生存竞争能力（包括传统医药）的优越性。他的这个观念跟鲁迅的看法正好相反，可见钟先生在一些问题上都有自己思索。 对于出版问题，他劝我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书，他认为建纪念馆不可能存在长久，但有价值的著作却是很好的一种纪念物，由此我们又聊到了湖南的藏书家。钟先生认为四百年前湖南的文化和藏书都乏善可陈，唐代的刘蜕、李群玉也只能算三流作家，而我提到晚清民国大藏书家叶德辉时，钟先生感慨地说，叶德辉死得太早了，否则的话将会有更大的成就。 我们的聊天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此时阳光渐渐暗了下来，我担心聊完后再拍照光线有问题，于是提出先参观他的藏书，钟先生欣然同意。而后他带着我参观了几间书房，其中在一个书房内看到了多部周作人著作的初版本。有一半以上都是毛边装，其中有一本书是用骑马钉所装，封面用毛笔写着《木片集》。钟先生说此书乃是装订起来的校样，因为该书没有正式出版。我在钟先生的另外一间书房内看到他将各种文档整理得整整齐齐，而周作人的资料专门整理在一起，这些都可看出他对知堂老人著作有着怎样的偏爱。
《木片集》 眼见夕阳西下，我不好意思再继续打搅下去，于是向钟先生告辞。而钟先生赠我两本他的作品，我只好向他抱歉地说，自己出门在外并未带来拙作，只能回京后再呈上请教。
书架前的留影
深有意味的照片 离开钟府后，我还在回忆着他的一些观念，他对很多问题能秉持自己的观点，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初，他能够迅速地出版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作品，这样的超前思想最令我感佩。这一下午的谈话其实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句话乃是他笑着跟我说：“无论遇到怎样的困境，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杀。”这是怎样强大的心理支撑，但他这随口说的一句话，却让整晚都在慢慢地咀嚼回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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