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恭、秀琴

​19、朱允恭，刘秀琴

朱允恭字循天，一九О七年腊月初三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朱家房子村的农民家庭里，父亲恕忱业农，母姜氏，甚贤慧。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朝阳王凤仪先生创办女子义学，来往于海城，台安之间，中途常留宿于朱家，因而朱恕忱深解办女子义学之宗旨，便于一九一四年自费成立女义学一处。此后，数十年，他常常跟随先生游走于东北各地，为兴办女学，曾施舍许多土地和钱款。循天于兄弟五人中行三。

　　当时朱循天虽年仅七岁，每天父亲施舍善款，他都手舞足蹈地喜悦，因而深得凤仪先生的爱重。一九二四年台安县初级师范毕业后，便看轻了财产利禄，以孝悌伦理为重，声明不承受祖遗之家业，让产于兄弟。不料这一声明竟引起未婚妻金德贞的反对，然而循天并未因此而动摇，并说：“听妻言，乖骨肉，吾所不为！”

　　一九二五年，朱循天随凤仪先生北上安达，从事教学工作，他一贯本着先生“少挣钱多干活”的精神，博得学生和家长的称赞与依赖。一九二七年（二十一岁）年末，回台安故乡与刚毕业于师范学校的金德贞结婚，婚后，金氏仍坚持分家，然而循天不忘“让产”之初衷，矢志不渝。而金氏毫无改悔之意，故终成有名无实之夫妻。循天为了尽孝道，尽夫义，挣钱为母储金立业，为妻储金立业。

　　一九三二年，由于东北已沦陷，朱循天离开安达，随凤仪先生周游于东北各地。一日，在长春，凤仪先生兴奋地说：“朱循天可说是善德家中子弟的'状元’，一般为善者的子女，多半反对老人的主义，惟他能助他父亲做善事。”在周游讲演中，先生向他重点传授了为丈夫的“三刚”之道：性刚不动脾气，心刚无私欲，身刚无邪恶。

　　一九三三年春，朱循天本着“三刚”精神，返回故里，再行劝化金氏。先后去岳父家六次，金氏竟无礼相待，甚至被狗咬坏衣服，遭邻里之谩骂，她也毫不在意。但循天并不动气，仍是耐心劝说她，做到仁至义尽，结果金氏竟提出离婚，乃和平分手。孔子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此可见其人矣！

　　凤仪先生闻其劝金氏六次之经过，毫未动气，立住男人之刚正，乃赞叹道：“朱循天不愧为'三刚状元’了！”一九三四年（二十八岁）一月，海城县宝石山子刘秀琴女士，曾任女义学教师多年，闻朱循天之操行出众，胸怀不凡，乃愿与之结婚，不仅不索彩礼，反而自带八百元钱（二姐文永特为卖二十亩地），为循天的两嫂（两兄为称母所生）储金立业，以解决朱家情节曲折，因果复杂之伦理关系（先母因父亲持枪走火而死），完成媳妇“托满家”之道。成为崇俭结婚者之楷模。

　　是年六月，朱循天在安达任教所记的《王凤仪先生语录》出版。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朱循天跟随凤仪先生多年所记的《侍坐随笔》一至七卷，由王国华（王凤仪之子）编选分类，名曰《诚明录》一书出版。

　　一九三六年秋，凤仪先生命朱循天辞掉长春总会编辑职务，到怀德县范家屯，一边组建“新家庭”（道德家庭），一边背粪筐捡粪，遇着谁家的粪堆就倒在粪堆上。

　　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循天在长春服侍凤仪先生时，先生去二马路分会讲道，拒绝坐车，坚持步行于风雪中，命循天携一小凳，以备途中休息。此此矫正同仁们趋慕城市浮荡之习，力挽不正之风。三月末，凤仪先生又命循天去怀德县宋家店农场当“半拉子”（俗谓农村不能顶整个劳动力者），并对循天说：“你是三刚立住，五常圆满的人，现在要藏起来才成。若继续在这里（长春总会），准把你弄糟了，我叫你去学庄稼活，正是有深远的意义在里边啊！”循天虽是身体素弱的一介书生，但对先生的话决信不疑，竟毅然离开城市的舒适生活而从事农业劳动去了。

　　是年秋，凤仪先生的身体日渐衰弱，循天又回到长春侍奉先生。回顾春秋两次循天服侍先生，长时间日夜不离。先生不时与循天谈论当年创建女子义学的宗旨，慨叹当时上层人士竟背离原来创办女学之目的。乃示意循天要另辟蹊径，如何实行“下达”底层，建设道德新村的宏图大计，常常议论到深夜。尤其谈到性命之学的精深透辟处，竟如置身于天地有形之外，欣然忘我！这些议论，在循天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为后来“新农村”（道德新村的简称）的创建孕育着一股巨大的能量。此一时期，循天聆听之于凤仪先生的教诲，诚所谓“得天独厚”矣！

　　朱循天是东北有名书法家，曾为凤仪先生写墓碑。

　　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为了遵循凤仪先生“改建社会，重立人根，要大作一番”的教导，朱循天、刘秀琴夫妇偕同赵安邦、于仲莲夫妇，有祁春生施舍大量的土地，便创建了昌图县亮中桥道德新村。开始时是租用一家农民的驴棚作为临时住宅，后来房舍才逐步扩大的。

　　一九四三年，有志于建设新农村者慕名而来，愿作村民。朱循天公布了亮中新村的《约法三章》：

　　一、不动性（脾气）；

　　二、打粮归公；

　　三、遵守公约。

　　这是参加新农村的成员所必须遵守的条款。“遵守公约”一条是由全体村民共同研究确定的。共二十余条，其中最重要的有：青壮年男女，一律参加劳动，谁也不特殊；婚事必须按崇俭结婚原则，不索彩礼，不大事操办；不走人情来往来；不吸烟，不饮酒，不杀生；不供偶像，不算命问卜；不准放借高利贷；丧葬要俭，不烧纸；婚姻自主，不许打骂妻子儿女等等。

　　一九四三年，有河北省青龙县张定洲、周彭龄先生来到亮中新村，周彭龄变卖了全部家产携妻带子来此落户，并施舍二万余元（当时可置四百亩地），做为发展新村的基金。到一九四四年人员骤增，乃集资购置宅院一座及菜田一处，以作为村址。不久，便增至二十余户，八十余口人，成为崇俭结婚和储金立业者的实践园地。

　　新村设有女义学一所，由史熙平、祁穆如任教。设村民子弟小学一班，由周志根任教。并设有安老所、怀少园及识字班等。

　　每日朝会，全体村民集合在庭院里，高唱大同之歌《礼运大同篇》：“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毫迈的歌声，回荡在亮中新村的上空，它表达了亮中人们的胸怀，鼓舞着亮中人们的干劲。白日数十名村民兴高采烈地耕耘在亮中这块土地上，晚上，便端坐课堂讨论性天哲理。远近乡人无不对此感到诧异，知之者，以为是建设人间乐园，不知者，则以为是从远方逃荒来此的难民。然而，朱循天却被日伪警方定为“约视察人”，被暗中严密监视着。

　　朱循天负责讲述王凤仪性命哲理与伦理学说，全体村民，从其性命之学薰陶中寻求人生性天之乐趣，从其伦理学说的实践中体现人生的真正价值。故近百名村民，所以能上下一心，融融洽洽，莫不是凤仪学说威力之感召。当时有东北名儒白永贞曾为朱循天题写一副对联：

　　道通月窟天根里，

　　身在清泉白石间。

　　此赞固当。

　　山东宿儒孙常卿（万国道德总会创始人之一）向往亮中已久，故于一九四六年夏，亲莅赞助，并长期留住亮中。

　　新村更设有“大同公墓”。昔曾瘫痪七年被先生劝愈后，随同办女义学之赵品三，乃第一位安葬于大同公墓者。

　　亮中新村创建不久，各地有立志效法亮中欲建新村的，大有人在。如东辽县、怀德县、营口县、开原县、苇河县以及亮中附近有的村镇，到一九四七年，常住人口已增至百人。刘秀琴负责全村的妇女工作。这些人，有的来自数百里，有的来自千里之外，背井离乡，赶来亮中，都以为自己“登上了这艘开往大同世界的航船，争作一名水手”，而感到无尚的自豪。

　　朱循天根据凤仪先生“四种家庭”的学说，强调新村的人们都要做到“净底”或“清底”的两种家庭，而要逐渐消除“混底”、“脏底”家庭。因此，在村民的认识和觉悟提高的前提下，掀起了一场“剁尾巴”高潮。周彭龄便首先斩钉截铁地表示态度，决心剁掉“尾巴”，家中仅有的房宅都卖掉，将钱款捐献给母村。消除“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现象。于是村民们便纷纷效法周彭龄的果断精神，形成一股“剁尾巴”热潮，使亮中母村更上一层楼。

　　新村在伦理实践上，真正做到了“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如赵安邦年老无子女，周彭龄的三子便主动作他们的儿子，更名为赵同。冯苏宪章无子，以董葆勋之三子为子，更名为冯大明。后来他们皆对父母尽了奉养之责。

　　新农村建立以来，前后共有柴玉玺与史熙平等十几对青年男女，实行崇俭结婚，增加了“新家庭”的成员。

　　一九四八年（朱循天四十二岁）亮可母村解体，分散后，各家便散居在亮可河之两岸。安老所的老人由各家分别供养。此后，朱循天再无新村各项事务的缠绕，除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之外，可集中精力，从事两宗大事：一是继续王凤仪学说的著述工作，二是继续实践伦理大同之道。

　　朱循天事亲至孝，母早逝，父年老体弱，循天夫妇耐心服侍。一九五一年，父恕忱翁病逝。循天夫妇欲本着大同精神做到底。一九五六年，偕长子式乾亲赴沈阳，又将孤独无子，晚年无依无靠的杜宋玉洁、杜曹玉琳二位老太太请到家中，长期奉养，直至逝世。

　　循天当时最为艰巨的任务，便是挤出早晚时间，整理编辑王凤仪先生的生平事迹及语录，此乃循天跟随凤仪先生周游讲演时期随时笔记之资料。凤仪先生逝世后，又于当年同创女义学的前辈口中，搜集许多补充与证实资料。前后凡四十年，记录数十万言。朱循天在当时极不宽松的条件下，从事写作是非常艰苦的。每逢阴雨天，便是最“充分”的著述时机了。一九六七年《王凤仪年谱与语录》一书脱稿。（二十五年后，一九九三年始由美国旧金山张恺升主持出版），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桩大事。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逝世，终年七十五岁。葬于法库县湾柳街村南山之阳。

　　凤仪先生曾于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说过：“我就教出一个朱允恭，我就能够回天交旨了！”对此言，朱循天可当之无愧矣。